一文带你解读“全国统一大市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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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国优势
在讲大市场之前,先来讲讲 “大国”优势。小学的地理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排名世界第三,人口14亿,居世界第一。中国在秦朝以前,群雄纷争,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车同轨、书同文”意义之巨大,怎么说都不为过。为什么要建立统一的大国?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来说,大国都具有很多优势。
对于古代的中国而言,大国的第一个优势就是税收,《诗经• 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越大,收税越多。第二是分散风险,一场灾害,对小国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但大国却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做到风险共担。第三便是安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国家规模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于现代中国而言,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就使得规模的重要性比原来更强。第一,很多经济问题都可通过内循环来解决。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博弈期”、国际外循环受制的情况下,在外转向内需,构建国内循环就成了必要选择。
第二,有利于技术创新。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生存,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利于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第三,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现在可以同时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使战略目标与经济效率得以兼顾,利用举国体制,使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发挥大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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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难题
大国在拥有一系列先天优势的同时,也增加了治理成本。我国在经济上实施分权管理,但要约束和激励下级政府,便采取了基于经济增长的考核制度: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成为官员晋升的核心指标。这就产生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各地政府出现了只关心自己辖域内经济增长的情况,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
举几个例子说明:
(1)2022年4月16日,货车司机李先生运输4500万尾鱼苗到江苏连云港。尽管他有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但因其行程码带星,在连云港下高速公路时被拒。李先生4月21日才被带离高速口,由于滞留时间过长,最终导致价值十余万元的鱼苗死亡。物流环节的割裂与地方政府在各区域内各自为政,甚至害怕担责。好在交通运输部迅速出台文件,提出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不允许层层加码、限制通行。
(2)2009年以前,上海浦东新区和南汇区的“兄弟之争”,就是地方保护的典型案例。上海浦东新区,大名鼎鼎的国家级新区,经过二十多年快速发展,富商与资本云集。紧挨着浦东南边的南汇区,远离市中心,被上海人叫做乡下。南汇区想要分享发展红利,便把自己区域内的路修到边界上想跟浦东的路网连起来,但浦东的做法是把路修到离南汇还剩几百米的地方,就不往前修了,于是在当年出现大量的断头路。后来上海决定撤掉南汇区并入浦东,莫名其妙的断头路才算真正打通。
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存在太多看得见的“断头路”和看不见的政策断头路、审批断头路、税制断头路......这都昭示着要建成统一大市场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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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球竞争优势,纠正供给分割,促进人口跨区域流动,监管规则统一透明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从行业集中度、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展开分析。
(1)行业集中度上升
在清理市场分割政策、引导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导向下,竞争力相对更强的头部企业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全国市场,行业集中度大概率会进一步上升;而对于借助地方保护的区域品牌来说,其市场空间将会被挤压。
(2)生态补偿制度完善
《意见》提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市场”,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亦曾指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和纵向生态补偿机制。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
生态保护补偿是指生态保护受益方以资金、项目、技术等方式,给予生态保护提供方以补偿。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保护生态没有“旁观者”,国家对承担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域和工业区的定位不同,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生态区域进行补偿,让保护生态环境的地方不吃亏,未来中央财政还将向生态功能重要性突出地区更加倾斜,各省级政府也要加大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力度。生态补偿手段除财政转移支付外,还可运用市场机制推进多元化补偿,发展旅游服务等生态产业,让美好生态变成经济要素。
(3)关注乡村振兴的“地”和“人”
《意见》指出,“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完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
地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我国实施城乡土地制度二元结构,一方面,城市缺乏建设用地,土地供应弹性低,低价上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无法顺利入市,需要通过国有土地收储的方式,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
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就是要让农民从城镇化中得到合理补偿,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改变过去“有财产无收入”的窘境,也让城市土地不足的问题得以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住房供需矛盾。
此外,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人口由乡到城的流动,但户籍制度壁垒导致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成了问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2亿多在各类城镇工作的农民工面临的尴尬境地。流入地的公共服务要有一定量的“合理冗余”,以增加城市韧性;流出地要进行建设规模等方面的相应调整,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城乡协同发展,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上升,借助地方保护的品牌会受到挤压;对生态优势地区而言,生态环境价值转为经济价值有了更多可能;同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乡村振兴。
参考资料:
《从经济学逻辑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中长期影响》,郭磊
《大国大城 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陆铭
《几十年没有的转变,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江平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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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 王敬丽
编辑/版 丨蓝多多
责任编辑 | 刘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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