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性聊到建筑师的表达欲

从纪念性

聊到

建筑师的表达欲

0前言

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达怀念，叫做纪念。纪念物是人类社会对情感的物化，自古以来的对精神慰藉的追求使得纪念性建筑成为永恒的话题。不论墓地、纪念碑，其初衷都是为抵抗时间流逝、保存集体或个人的记忆。

我们正经历着浩大的自然的新陈代谢，坟墓陵寝等纪念性建筑空间则反映了我们对彼岸世界的感知，具有浓厚的社会属性和现实依据。

我想从墓地和纪念碑这些凝聚社会情感的场所中发掘共性，从诸多历史片段中探究人类自我意识的醒觉。

1感知·崇拜

“人类是唯一感知到死亡的生物。

生命是有限的，但我们见证过死亡。

人类早已察觉了空间与死亡的深厚关系。“

——《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Oswald Spengler

人类的文明、信仰、对生命能量的感知与感知死亡的历程是相辅相成的。由死知生、知命运、知恐惧，生信仰。反过来，人类依据生存现实补充对未知死亡世界的想象，并衍生出墓地等纪念物在内的艺术创作。

·生育困境

自从原始社会以来，因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就是生产力的全部，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决定氏族或部落的兴衰，因此对妇女的分娩十分注重。因生育环境恶劣，妇女常因分娩而死，部落族人就对死者举行英雄的葬礼。

原始社会的女性偶像形象

通常强调其生育性征

表达人们对新生命的热情和向往

·敬畏自然

除了生育崇拜，因人类尚未有对超自然客体的明确认知，把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而加以崇拜。自然神教成为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

拉斯克洞窟，法国南部

自然崇拜最早的反映形式为这些原始自然神宗教中的图腾艺术。从装饰性的图腾出发，这些装饰逐渐映射到宗教建筑乃至居住空间的室内外当中。

因此墓地被定义为人回归自然的居所，且往往带有强烈的生殖（育）崇拜的意味。新生的婴儿从人类母亲的腹中剥离，老朽的躯体最终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当我们在森林中发现一个坟墩，1.8米长，0.9米宽，呈用铁锹堆成的尖头状，我们变得严肃起来，并在心中想：‘这里安葬着一个人。那是建筑学。” 阿道夫·路斯承认了原始坟墓的纪念性力量。


印第安坟丘，美国俄亥俄州	阿特柔斯宝库，希腊

将土挖出堆成的小土丘是坟墓的最简单的形式，也正是这类建筑的原型。我们发现，在纪念死亡的建筑中，许多巨大的纪念物也无非是对这些简单的坟墩的重复。

文化的早期阶段开始于原始心灵的觉醒，脱离了原始状态的文化“从无形式变为一种有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从承载着模糊、混淆和实验性的乡土环境发源，这时的艺术无意识地开始发展，不论是早期的古希腊多立克艺术还是埃及古王国时期艺术，它们无不表征对无法解释的自然和生理的想象，以及其衍生出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意识。


卡夫拉金字塔，埃及	赫拉神庙，希腊

这些早期建筑表现为浓烈质朴的植物性，它们虽为祭祀死亡的场所，在建筑表现上多采取生命象征的设计语言。

2 权力·歌颂

为追求人口集中带来的生产力的规模效应，原始聚落逐渐发展成古老的乡村和城市。在以当地文明为原型延续的基础上，人类对城乡语境下的纪念物有了新的理解。感知与崇拜逐渐向利用、征服的文明迈进。

社会生产分工导致的权力阶层分化、权力集中或竞争进一步被赋予意识形态上的涵义（社会学层面的“权力空间”往往建立于意识形态化的体系之中）。

在解释城市文明中的纪念物具体如何表现为新一层次的觉醒之前，我想首先阐明纪念物在城市中的定位。

关于坟墓在城市中的定位，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确有痕迹——“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

“墓地是一个负向的城市，是一个对不存在加以赞美的疆域。墓地作为城市的“阴灵“，它寄居在不同地层里，标志着城市持续存在。”……

负向的城市

这里的“权力空间”对应的是神灵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为源的西方古典文明语境中，人们对于死亡世界的想象不仅极为具象，而且以灵魂、精神本体为基点去反观当下，以彼岸或后世（afterlife）对此岸的肉身世界作出反应。对死亡的宗教赋义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对其实物载体的神圣赋义上。

耶稣圣墓教堂，耶路撒冷

据基督教典记载，耶稣复活于古罗马的地下墓穴，彼时众崇拜者正在祈祷

歌颂往往在宗教和政治两者之间发挥作用，其背后的本质是世俗统治阶级依附于超余（宗教性的、超出个人世俗价值观的力量），亦或直接利用超余进行中央集权。（此处可粗略举出中国与世界宗教国家的两个极端例子：宗教国家以神为中心构建的普遍价值观与古代中国礼、法、道、天理为旨，宗教世俗化的维稳治国方略。

科隆大教堂，德国科隆

天主教堂将超人的建筑尺度与非世俗的极致勾勒愈演愈烈

说完宗教赋权，回到世俗城市中的权力空间。

阿尔多·罗西曾将城市空间分为两类：民居和纪念碑。前者由大量均质重复、私人使用的集合住宅构成；后者为少数容纳公共活动，展现集体记忆和文化价值的大尺度建筑，表现为宗教建筑、宫殿、集市等。

有趣的在于城市空间中的公共纪念物直观反映社会意识形态。

古罗马人会把坟墓祭祀的场所置于公共的街道。纪念物就这样与城市公共空间结合，成为日常生活中非日常的亮点；每一座墓碑都坦然地接受现世的人情温度。不过这里的“权力”具备“权利”的涵义。

除了赋权还有夺权。监狱空间反映权力是在于人权的剥夺，具体表现为封闭、幽暗、超尺度、无明显合理平面，以达到监视、恐吓的目的。类似的还有教室空间——在工业革命后衍生并延续至今的传统的劝告式教室中，所有的桌椅家具平行于外墙，面向唯一的讲台，无不体现”惩罚” 与“规训“。


监狱vs教室，谁胜出？

3 倾诉·表达

新时代呼唤着“新教堂”。

现代开放城市中的公共建筑延续既往的身份成为多重“纪念”的符号，纷纷表现出独特的“景观性”。这些“世俗教堂”的气质契合自由消费市场下的旺盛的表达欲，其中不少甚至试图去解释与回应所在地域的政治经济关系。然而一件作品创造接纳大众倾诉或表达出大众声音的场所需要建筑师、资本意志、政府机构、社会民间群体等多方的联系和抗衡，任意一方的妥协或主宰都将改变整个局面。

西村大院，成都，探讨新型社区意识形态的巨构

对公共建筑作品的多种褒贬解读往往就在此诞生，有趣的大众打分环节从竞标时就启动了。各种精辟概括、媒体宣传包装、大众点评随之而来，一直持续到项目使用。这一场场符合高度信息化特征的全民建筑艺术浪潮，使得一切嘈杂热闹的讨论声音都融入渗透在原本漫长的建筑建设周期之中，打造出人们口口相传的、流媒体中大势传播的全新符号形象。

“当那件艺术品既脱离了它原始的状态，又脱离了被体验时的情形时，一堵墙出现了，几乎使其伟大之处难以被人了解，但美学理论却依然试图（在脱离了情景的情况下）讨论这种伟大之处。”


大裤衩”& “烧烤架”

该怎么判断一个建筑项目是符号奇观还是使人产生真实渴望的动人建筑呢？一个产品到底是打着“动人”的幌子去欺骗大众消费还是相对给予更多的公共利益？我们难以细致地辨别。

似乎两者之间都只有一念之差——毕竟这些新生的纪念品在你的手机中都无非是浓缩成图片视频、等待任意划取的一个个信息格罢了。每一栋建筑在标记上“打卡”的标签时，它就被标榜了“怕被遗忘”的特质，“被遗忘”在网络中基本就是“被死亡”。此种激烈的竞争在大城市中尤甚，其效果既是令人神经兴奋的拼贴都市景观，又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疲乏。这一切都在那些主宰或妥协的因素中完成了轰烈的推平、构筑，日后可能又要在无形的力量中结束它们的生命。

该表达什么呢？

建筑师还需要有膨胀的表达欲吗？

什么是可以表达的呢？

那些声音是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呢？

4后记

死亡是关于遗忘的表征。纪念物是造“梦”的、关联记忆的产物。

在我的直观感知中，墓地和纪念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纵观历史粗浅地总结一下，我意识到纪念性的传递总体呈现脱离重力、多元动力以及倾于抽象写意的整体趋势。

脱离重力具体可以理解为纪念物体量的缩小、材料的逐渐轻薄乃至脱离实体的数字虚拟纪念品等，当然也意味着纪念载体本身公民化、世俗化，其背后基底是爆发的科技力量和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