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的父亲 – 大作社

▲ 父亲读书的摆拍

告别

在很小的时候，我没能理解父亲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印象中，他一年有超过九成九的时间都在外地，只在过年前后（大约是除夕前一天晚上）驾车回来，一脸疲态。然后在春节结束后一周内的某个凌晨，他又会趁大家都在熟睡之际，悄悄地把行李搬上后备箱，并在最后走到我床边静默地注视我几秒。我那时候往往都装睡，因为不知道用什么体面的话语，才能比较有力度地掀开未来一年的分别。

楼下汽车的引擎启动，轮胎碾过晚冬地面上的碎石绝尘而去，直到一点点声音也不能再被听见。终于，我松了口气，又沉沉地睡去。

悬崖

再长大一些我才明白，所谓的“外地”并不是一处地方。他似乎总是到处奔波：西藏、东北、山东等等。在我接受义务教育之前，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被接到了山东省，这让我得已进入一点他的生活。

现在回忆起来，他所生活的地方总是十分荒凉又怪诞。那是农村吗？可能更差，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荒郊野岭。我清楚地记得我曾住在一处悬崖边上好几个月。若干间简陋的木屋顺着山腰战战兢兢地排列着，推开门不到两米距离以外，就是几十米深的陡坡，看一眼便让人倒抽一股凉气。

但这样的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便利，比方说扔垃圾就真的很方便。我很重视每次扔出去的距离，并在不断的投掷中把握更准确的姿势和角度——有一个垃圾袋被半空伸出的枝桠挂住，而它就真的这么被挂了好几个月，仿佛要在那里挂一辈子。

有时候我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悬崖边上，看着远处的大山发呆；有时候我发现父亲也在和我做着一样的事情。他手里握着酒瓶，吞云吐雾。眉头皱地很紧，但又可能突然中气十足且富有野性地一展歌喉，宛如天地间只此他一人：

“我爱——你——，我滴——家——，我滴——家——，我滴天——堂——”

如果他知道腾格尔现在也唱起了“热爱105°的你”，想必脸色会很难看。

▲ 父亲（左）与朋友的合影，用金笔写上“天涯同心”

黑衣人

尽管我很确信这方圆十公里的地方，不再会有别处人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是冷清的。实际上在我小时候的回忆中，总是有许多黑衣人不停地来来回回。他们往往成小队活动，一队四五人或八九人。每个人身着深色工服、脚踩防水靴、头戴黄色的安全帽（上面有探照灯）。有的肩膀上会挂一捆两指粗的绳索，有的手里会提着大大小小的仪器或设备。这样的队伍，每天会轮换两到三次。有的白天出发，有的晚上行动。

在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两副面孔：穿上黑衣时，他们总是湿漉漉且脏兮兮的，脸上浮满尘土或砂浆，眼神木讷，了无生气；脱下黑衣时，他们会跟我玩耍——带我去更高的山顶，替我捉知了和蜻蜓，并将绳子绑在它们的腿上。

有一次一位哥哥十分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将手摊开问我这是什么——是一条蜈蚣。母亲后来十分生气地指责了他，但我却觉得并没有什么。

某天夜里，我听到屋外传来争吵声。推门一看，几位工人扭打在了一起。正当我感到恐惧又刺激的时候，远处屋子传来父亲的一声怒吼。他快步走来，嘴里不停吐出恶毒的脏话，一脚将其中一人踹开，又对另外一人挥拳。因此，原先分为两拨的工人现在反而都来拉住他。由于空间狭窄，一群人挤在一起左右推搡，就像是在跳联谊舞。

听父亲说，以前有时候工人会将挖到的金矿私藏起来，甚至藏在自己的直肠中。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会和其他人一起打地那个人跪地求饶。这些工人大多是本地人，只有领队们是跟父亲走南闯北的心腹。因此想要实现行之有效的管束，就必须要使用更加强硬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在当时看来，这种灰色的私下惩戒是很流行，也很必要的。它本质上是用一种看起来更加残酷的方式，来将后果压到最小。否则在刑法上，一块小小的金矿，大概就得埋没一个人好多年的光阴。

但不管怎么说，斗殴、打架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并不新鲜。反正过几日他们又会在一起吃饭喝酒。那时候的父亲就换了一副面孔，倒酒、递烟，爽朗的笑声听着似乎比我还天真。有时候他会把我叫过去炫耀一番，但我却害怕那种喧嚣的场合，尤其害怕醉酒的父亲。我转过头去，看到他满脸通红，眼睛笑成弯弯的月牙，似乎有光芒在里头闪烁。

▲ 父亲在景点留影

工地

有一天，父亲驱车带我去了另外一处地方。他也许是无心的，因为看起来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威逼利诱地嘱咐了我许多注意事项。

我看到那里有一座很高的塔，似乎是此处的主角——我当时觉得这塔恐怕有一千米高！各种结构管线缠绕在上面。塔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洞口，父亲从来不允许我靠近那里五米范围以内，不然就拳脚相加。每一队工人，分早晚两班下到那个洞口里面（有时候是三班），半天后再爬上来，便是全然另外一副模样。

随着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对这处工地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捉蜈蚣的哥哥跟我说，这个高塔叫“竖井钻机”，而那个巨大的洞便是“竖井”了，它大概有好几十米深，直接通到地下的矿床。工人借助它到达地底进行采矿作业，再通过那个竖井将矿物拉上来，不断往返。而父亲的工作，很大一部分便是承包此类工程并确保上述作业顺利进行。

我对矿石并不感兴趣，反而是地面上的各种大型的机械结构和装置让我大开眼界。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后面的志愿填报——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但很可惜，分数不够，随后便被调剂到建筑学去。但就当时我的看来，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在那处工地上，建筑就是机器，机器就是建筑。对父亲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听他说，每一处工地上的棚屋，都是他带着工人们建造起来的。每逢台风来临前，他还要亲自爬上屋顶检查加固措施——尽管有一次，屋顶还是被掀翻了一块，正好在我的床位上方，雨水劈头盖脸地浇在我的脸上，吓得我跳了起来。而他则坐在一边，看起来有些懊恼。

等我再长大一些，父亲有时也会用回答我问题作为他消磨时光的手段。他尝试跟我解释勾股定理；或用树枝在沙地上画草图，解释机械装置的内部构造。有次在另外一处工地上，他将我叫到一条废弃的铁路旁，让我用脚在不同位置上推动铁轨上的道岔（不同轨道之间的连接装置）来感受不同的用力程度——这大概是最直白的力臂与力矩的物理学讲解。

听家里人说，父亲他并没有上过几年的书，曾经的数学考试更是只考了三分以至于被爷爷从小巷的这头打到另外一头。但他却用另外一种更实际却碎片化的方式来教育自己，而他当时也正在用那种方式来教育我——唯一的代价是，忘记就要挨揍。因此对他来说，教育不仅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

在我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偶然听闻他写了一本书，但并未出版。一个小学毕业的人也能写书吗？我觉得很稀罕。

▲ 父亲与母亲

塌方

有一天凌晨，我被外面的呼叫声和哭喊声惊醒。工人们看起来十分慌乱，吓出了本地方言，不停有人尝试用更大的声音盖过另外一个人。母亲在旁边吓得发抖，拉我与她一起跪在床上向耶稣祷告。我问我要祷告什么？她说竖井塌方，将一队工人埋在了井下，现在生死未卜。碰巧，那队领队是母亲的亲弟弟。

在七八十米深的地下，即便是巴掌大的石头掉落下去也足够将人的脑袋砸出一个大窟窿。就算万幸没有被砸伤，下落的石头也有可能导致井底窒息。总之，对于所有人来说，塌方几乎是最大的梦魇。

我和母亲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直到父亲重重地推开门进来，诧异地看着我俩。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的穿着打扮与外面的工人毫无不同，区别在于由于他已经常年不奔赴井底前线，走形的身材让这件不知从谁那抢过来的工服显得格外不合体；他的脸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了泥浆，坐在椅子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显然，如果他想要休息片刻，那他就不该来这件屋子里。母亲眼里噙着泪水，这似乎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坐下休息，便帽子一抓又要带另外一队人下井。母亲不愿让他下去，他的身体素质不同以往了——他胖了，又有旧伤，要是再有什么闪失该如何是好？但她没发现，对于男人来说，这恐怕已不再是安全与否的问题，更多是责任与尊严的问题。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桎梏与矛盾。我隐隐感觉，如果那天晚上他没能将那队人马挖出来，那他的心也就永远地埋在了那井底下。

索性，敲击石块的声音得到了井底下的回应。舅舅丰富的经验使得他在预感到大事不妙之前就已让大家做好准备。最终得已让每个人保全性命。灾难过后便是喝酒，喝的天昏地暗，让所有的情绪稀释在酒精中。

但实际上，并非所有工地事故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父亲的工人确有永远与世长辞的。他常说这是一份刀尖舔血的工作，选择这份工作是缺乏知识与教育的代价。但在我看来，他失去的要更多——安全感、信任感、乐观与稳定的情绪、家庭与亲人的陪伴等。

▲ 父亲帮母亲拿包包和衣服

酒局

父亲喜欢喝酒，但喝酒与酒局不同，他说道。

在我看来，他有两种酒局：在一种酒局上，桌对面的人总是西装笔挺，文质彬彬，会相互送礼。偶有带着自己妻子小孩一起过来的，便会让我很兴奋。因为能够在这种文明世界的边缘认识到同龄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在另一种酒局上，桌对面的人则是现在调侃的“大金链子大金表”。他们喜欢开SUV，穿背心和裤衩以暴露身体的纹身。不论是表达善意或恶意，神情语态总是很夸张。

而父亲的状态，则会灵活地根据不同的酒局进行切换，最终目的是融入对方的那种文化。除了穿着打扮以外，最明显的就是称谓。面对前者，他毕恭毕敬地称呼“某某总”，而对于后者，他也可以意气风发地喊一声“大哥”。某一年过年回家，我发现他身上的纹身又多了一处，纹的是拿破仑的头像。而在他之前，另一只手上则是一处巨大的佛像。这种中西结合，政教合一的状态，让我觉得危险又好笑。

但更让人触目的，是他时不时增加的伤口。尽管他说这是意外导致，但看着十公分长的笔直的刀伤，即便是得阿兹海默症的爷爷恐怕都不会相信。他时常说，他的工作使得他需要黑白皆沾：“搞工程是一个水很深的领域”，而“朋友多了路好走”。放到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可能是事实。但相对应的，他所面临的或明或暗的危险和攻击便也多了。但他从来不与家里说这些阴暗可怖的事情，毕竟，告诉老弱妇孺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酒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场合。酒桌上的谈判，决定了酒桌下的是非对错。相比于真刀真枪，喝酒似乎看起来是一种更低成本、低风险的手段——尽管，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丧命的。

▲ 父亲（左三）在酒局上

重逢

与他在工地上共处的经历，满打满算也不超过两年时间，随后我便回家乡读书，接受正经教育。

此后的重逢，多是缺乏深度和力度的。他后面总是抱怨着工程难做，但是居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他开始看《易经》、佛教等书，尝试通过哲学、宗教来挽救他不断坠落的心灵，这是他生命力不断衰弱的征兆。也许有不少时候，他思考过放弃最终压垮他的野心与自尊，但几十年来身体的本能反应和思维惯性又鞭笞着他不断向前。越过临界以后，便只好以匆匆告别来作为唯一出路。

转眼之间，这是他离开我的第九个父亲节。我以前不喜欢这种节日，我想他也讨厌那种繁冗礼节。但好笑的是，在他走后与他有关的节日反而更多了。

我以前总很遗憾，没有能够在心智成熟的时候与他来一场深度理性的、男人之间的对话。在我不断探索的时间内，我曾多次想要询问他诸多问题：“如果是你的话，此时可能会怎么做？”

但现在，我好像有些放弃了那种执念。原因在于，我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已经出现了他的影子，这是另外一种重逢——我不从他身上直接获得经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去体验他体验过的困境、思考曾经也困扰过他的问题，并在最后，得出与他相同或不同的结论。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我的成长大概就是他另外一条平行宇宙的时间线吧。如果能有一些跨越时空的心意相通，这对我来说也就差不多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