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女人的子宫说了算？

这些天以来，美国女性持续聚集在最高法院外，为捍卫她们的堕胎权奔走。

她们手中的标语上写着“我的身体，我的选择”、“我们不要倒退”、“保护罗伊案”。

周二，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抗议。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也在法院门口参加了抗议活动，她说：“我很生气。”

伊丽莎白·沃伦参加抗议

学生在校园游行，示威者走上城市街道，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分享自己堕胎的经历，强调堕胎权的重要性。

这一切都源于5月2日从最高法院泄漏的一份草案：Politico政治家网站独家发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或将推翻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一份推动全国范围内堕胎合法化的决定。

5月4号，最高大法官罗伯茨确认了意见草案的真实性。最终裁决要到6月才能做出。

如果法院驳回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各州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禁止堕胎。这意味着数百万妇女可能失去堕胎的合法权利。

堕胎权之争

在美国，堕胎权向来是一个激烈的战场。

路透社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女性堕胎的权利，大约 70%的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应该是合法的。

政党和宗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共和党通常被视为反对堕胎，因为他们的官方党纲反对堕胎，并认为胎儿具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权。民主党的纲领则认为堕胎是女性的权利：59%的共和党人认为堕胎在全部或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非法，76%的民主党人则持相反态度，两者的比例都在近年来有所提升。

在新教徒（美国最主流的宗教）中，白人新教福音派是最坚定反堕胎的群体（61%），而主流白人新教徒中67%认为堕胎应该在全部或大多数情况下合法。74%的非宗教人士认为堕胎合法。

这背后是生命与选择之争，有人认为未出生的婴儿的生命应当得到保护，有人认为堕胎属于个人隐私，不应当受到法律干涉。

1973年，罗诉韦德案裁定“妇女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堕胎是非法的”违宪，但“要不要推翻它”，一直以来都在被美国社会讨论。

罗伊诉韦德案的背景就是自 1900 年以来，每个州都实施了反堕胎法。

1969年8月，德州的女服务生Norma McCorvey由于意外怀孕想堕胎，她的朋友建议她谎称遭到强奸，以合法堕胎，因为德州法律规定被性侵可以合法堕胎。然而没有警方报告证明其遭到性侵，所以这个办法没有成功。于是，她去了一家地下堕胎诊所，但发现该诊所已经被警察查封。

1970年，律师Linda Coffee和Sarah Weddington为McCorvey（化名珍妮·罗，Jane Roe），起诉代表德州的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地方法院判决，该法侵犯了原告受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但是没有对德州的反堕胎法律提出禁制令。

后来，Roe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以7比2的比数，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案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

部分反堕胎团体一直争取推翻判决，而支持堕胎权的人士，诉求在于法律中一切关于堕胎权的规定都不该存在。

在Roe v Wade之前

自欧洲殖民以来，美国就存在堕胎。最早的定居者通常会在孕妇能感觉到胎动之前的阶段（被称为quickening阶段）鼓励堕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缺乏资源生育孩子。

1800 年代后期，各州开始将堕胎定为非法。一个原因是堕胎通常通过危险的外科手术进行。

1820 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各种编纂或扩展普通法的反堕胎法规。纽约在 1829 年将胎动出现后的堕胎定为重罪，将胎动前的堕胎定为轻罪。其他法律学者指出，一些早期的法律不仅惩罚医生或堕胎者，还惩罚雇用他们的妇女。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颁布的与堕胎有关的早期法规中，涉及用于堕胎的危险药物的销售。尽管有这些规定，并且这些药物有时对女性致命，但它们仍继续被宣传和销售。到19世纪40年代，堕胎业务包括非法药物的销售蓬勃发展。最著名的从业者雷修夫人（Madame Restell）曾公开提供堕胎服务35年。

雷修夫人

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的运动正是由医生发起的。19世纪50年代末，新成立的美国医学协会开始呼吁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部分原因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因为堕胎提供者往往未经培训，也不是医学协会的成员，同时，他们价格更低。

此外，一些本土主义者对移民人口的增长感到震惊，他们反对堕胎，因为担心白人本土新教徒的出生率会下降。

通过有关立法者、医生和美国医学协会的努力，从 1860 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对堕胎的刑事定罪。1869年，天主教会禁止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1873年，国会通过了康斯托克法，该法规定通过美国邮政分发避孕药具和堕胎药物是非法的。到19世纪80年代，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禁止堕胎。

20世纪60年代，妇女权利运动蓬勃发展。1964 年，康涅狄格州的Gerri Santoro死于试图非法堕胎，她的照片成为堕胎权利运动的象征。一些妇女权利活动家团体开始为无法堕胎的妇女提供堕胎服务。

在芝加哥，一个名为“Jane”的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经营着一家流动堕胎诊所。寻求帮助的妇女拨打一个指定的号码，就能获得如何找到“Jane”的提示。

1965 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一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 ）推翻了康斯托克禁止向已婚夫妇分发节育用具的法律。1972 年，在Eisenstadt v. Baird 案中，格里斯沃尔德的先例也延伸到了未婚人士。

康斯托克纽约制恶协会的标志

1968-1969年，Jenny Wright在纽约为堕胎提供咨询服务。她回忆自己曾经回复数百封相关的信件，把怀孕超过12周的妇女除名，并建议她们去英国。其中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她们的丈夫拒绝让她们使用避孕药具（因为避孕被认为是堕胎）。

后来，她的顶头上司因犯下联邦罪行而被捕，因为她们为越过州界犯罪提供便利。而她停止了工作，因为作为英国人，她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1970年，夏威夷成为第一个堕胎合法化的州。同年，纽约将堕胎合法化。到Roe v Wade案时，阿拉斯加和华盛顿州也将堕胎合法化。

NARAL Pro-Choice America的前身成立于 1969 年，旨在反对限制堕胎并扩大堕胎的可及性。罗伊诉韦德案之后，在 1973 年底，NARAL 成为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

1977年在纽约举行的示威活动，要求所有妇女进行安全的合法堕胎。

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回潮

在保守主义回潮的80年代，女权主义者有关家庭、性及生殖自由的论述，被认为是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的传统道德沦丧、家庭解体危机的罪魁祸首。妇女运动在80年代也开始转趋温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回归传统。

被誉为“堕胎先锋”的伯纳得·内桑森曾是鼓吹堕胎的积极分子，到了80年代，已成为一名全面反对堕胎的主要人物。他认为，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进展，胎儿已被证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也由于这些研究的发展，美国许多医院中的护士拒绝进入手术病房来从事堕胎手术，因为她们不愿看到生命被扼杀的悲剧。

在1973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反堕胎裁决逐渐减少了十几个州的准入。

仅在 2021 年，全国就出台了近 600 项堕胎限制措施，其中 90 项已成为法律。这比 Roe 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

进入90年代，在反堕胎势力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即使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谈论堕胎时也避免直接使用“堕胎”这个词。

有评论认为，美国经过多年的法律攻击、限制堕胎机会和针对共和党各州的诊所；多年来由“危机怀孕中心”传播的虚假信息，说服妇女不要堕胎；妇女忍受超声波检查、获得父母同意和咨询以终止妊娠的繁重流程，直到特朗普的当选，为堕胎权的结束打开了大门。

尽管这些年，世界范围内对堕胎权的争取是主流，但仍有许多国家保持着反堕胎的规定。

拉丁美洲有世界上最极端的反堕胎法。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任何情况下堕胎都是非法的。在萨尔瓦多，堕胎最高可判处 35 年监禁。

在包括埃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在内的几个国家，堕胎是完全非法的。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提供合法堕胎，但在安道尔、马耳他和梵蒂冈城仍然是完全非法的。波兰是唯一一个堕胎受到高度限制的国家，在2021 年引入立法禁令后，只有当怀孕是由强奸或乱伦等非法行为引起的，或者威胁到女性健康时，才能进行堕胎。去年 12 月，波兰还宣布计划引入一个集中的怀孕登记册，要求医生向政府报告所有怀孕和流产情况。

在罗马尼亚，妇女越来越难以获得堕胎的合法权利，医生拒绝提供这项服务。

在老挝和菲律宾，堕胎仍然是完全非法的。

美国对堕胎权的态度极有可能使极端右翼在欧洲抬头，许多反堕胎组织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此类活动进行援助。

在198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将堕胎合法化之前的几年里，需要堕胎的加拿大人会前往美国。而如今的情况下，加拿大家庭部长卡琳娜·古尔德在上周二重申，美国人可以在加拿大获得堕胎服务。墨西哥边境城市的私人和公共诊所也在计划美国涌入。

我们今天关心美国女性的未来，因为这将代表世界范围内的某种风向。

不论针对它的讨论如何激烈，女性都应该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女性自己和医生会做出最适合她们的医疗保健决定，而非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