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王其亨李梦思：不该被遗忘的陶湘《〈营造法式〉校勘记》

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3期

点击图片直达购刊

《〈营造法式〉校勘记》是陶湘先生在1925年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发行后，为匡正阙疑，遵照朱启钤先生嘱托，专程前往沈阳以《四库全书》文溯阁本校勘后写成，1934年12月刊于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第一期。然而，这篇关于《营造法式》版本校勘的重要文献，竟长期未能被学界知晓并给予应有的关注。为裨益学术研究，本文综罗相关资料，梳理该《〈营造法式〉校勘记》的来龙去脉，探寻其中彰显的朱启钤先生团结学社同仁，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信念，殚精竭虑，精诚治学的一代大家风范；以及虔心网罗年轻才俊，高风亮节地扶掖提携，奋力推进中国建筑史学光大于世界之林的道义担当。

不该被遗忘的陶湘

《〈营造法式〉校勘记》

A Should-not-be-forgotten Literature: The Yingzao Fashi Jiaokanji by Tao Xiang

王其亨李梦思

WANG Qiheng, LI Mengsi

1 关于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的疑问

自1919年朱启钤先生推出《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以下简称丁本，图1）以来，几代学人勤勉校勘和解读宋《营造法式》（下称《法式》），已经赓续百年。对这一中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朱先生曾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地谈道：

民国八年影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以来，海内同志景然风从，于是征集专门学者，商略义例，疏证句读，按图传彩，有仿宋重刊《营造法式》之举。嗣以清工部《工程做法》，有法无图，复纠集匠工，依例推求，补绘图释，以匡原著不足，中国营造学社之基，于兹成立。

图1 朱启钤《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

其中提到的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图2），是朱先生委托杰出版本学家、刻书家陶湘先生（图3）组织众多优秀学者，竭力搜罗并审慎校勘各种传世相关文本，悉心影绘、镂版、印行而成，是中国版本学和印刷史上的精品，更是探析中国传统建筑奥秘不可或缺的经典，声名遐迩，世称陶本。

图2 陶湘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

图3 陶湘（1870—1940）

基于《法式》非同凡响的价值和意义，一直以来，精益求精的校勘持续不辍；正因此，后学中也出现了对陶本校雠工作不足的质疑。典型如陶本刊行前夕，陶湘特撰《识语》，申言其“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然而，现知《四库全书》的三种版本：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下称文渊本、文溯本、文津本），都明确载有《法式》卷三“止扉石”及卷四“五曰慢栱”等条文（图4），却均被陶本遗漏。

a）文渊本 b）文津本 c）内藤本

图4 四库本“止扉石”“慢栱”条目书影

这样一来，略如日本学者竹岛卓一，20世纪40年代利用抄自文溯本的内藤文库本（下称内藤本）（图5，图6）校勘陶本，指出：“据此文溯阁本……进行校正的话，很容易文意就通顺的地方并不在少数。”傅熹年先生利用文津本校勘陶本，2020年6月出版《合校本〈营造法式〉》，其中也提到：“陶本是否真如陶湘所说的用三个四库本合校过，就很值得怀疑了。……可能只是进行了粗浅的初步核对，并未认真负责地校勘全书。”

图5 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藏内藤本《营造法式》

图6 竹岛卓一《〈营造法式〉之研究》

2 陶本校雠四库本的真相

不过，与上述质疑相抵牾的是，有关文献曾反复强调，陶本确以丁本比勘四库本。

例如1925年陶本刊行，后附陶湘《识语》申言：“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复以晁、庄、陶、唐摘刊本，蒋氏所藏旧钞本对校，丁本之缺者补之，误者正之，讹字纵不能无脱简，庶几可免。”

1930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下称《汇刊》）第一卷第一册刊发阚铎《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校记》（下称《校记》）申称：“曾由武进陶君湘，以石印丁氏钞本，与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

1930年12月，《汇刊》第一卷第二册刊载《英叶慈博士以永乐大典本〈营造法式〉花草图式与仿宋重刊本互校之评论》译文，后附阚铎《按语》申明：“一九二五年版重刊之动机，系因抄本即一九二〇年版……夺讹太甚，与四库本互校，颇多补正。……至原印图样，当时因钞本不如四库本之整齐工细，而文溯阁本，较文渊、文津两阁本更为晚出，其中图样亦往往较两阁本为合理，故此数幅系取裁于文溯，遂与一九二〇年版不同。”

所谓“取裁于文溯”数图，即陶本三十四卷“五彩装栱眼壁”中的四图，英国学者叶慈（W. Perceval Yetts）曾将当时发现不久的英国藏《永乐大典》卷18244所载对应四图，比对丁本、陶本，肯定了陶本的抉择：“后者似较近永乐大典所绘为近也。”

1933年7月，《汇刊》第四卷第一期发表谢国桢《〈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下称《源流考》）又强调：“（朱启钤）爰属武进兰泉先生湘取文溯本，暨吴兴蒋氏密韵楼本、丁氏本，互相勘校。”

同期《汇刊》则在《本社纪事》回溯：“本社朱桂辛、陶兰泉二先生，于民国十四年以四库文溯阁、《续谈助》、上海徐氏商务石印丁氏诸本互校。”

可证以上记载并非虚语的是，傅熹年先生长期致力于《法式》校勘研究，集大成之成果《合校本〈营造法式〉》于2020年6月付梓，在卷三“水槽子”“马台”两条目中，傅先生按语指出“陶本据四库本补入”，此四库本当指文津本。

笔者就此阅检文渊本以及前述抄自文溯本的内藤本，其中“水槽子”“马台”两条俱全，与文津本同（图7）。可见，陶本确曾参照四库本补充丁本所缺。

a）文渊本 b）文津本 c）内藤本

d）丁本 e）陶本

图7 《法式》卷三“水槽子”“马台”条目

2020年6月，天津大学杨朝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内藤文库本〈营造法式〉研究》，在详细比对陶本与文渊本、文津本及内藤本的图样后，得到内藤本与陶本的相似度最高的结论。这也正契合前引阚铎《按语》所说，陶本图样“数幅系取裁于文溯”。

3 陶湘专赴沈阳重校文溯本

陶本曾经参照四库本校勘，显而易见。然而，所参文本卷帙浩繁，且时代隔膜，术语艰涩，比勘之中，淆讹罣漏难以尽除，也是情理中事。为精益求精，1930 年4月阚铎受朱启钤先生委托，重校陶本、四库本及丁本，同年7月《汇刊》第一卷第一册刊发校勘成果，即前述《校记》，就曾记录改补陶本中的错讹夺漏字句共四十多款。随后，阚铎《按语》感叹陶本校勘任重道远：“吾人不得崇宁原本，仍不得为校勘之止也。”实际道出了朱启钤和学社同仁的心声！

于是，按朱启钤嘱托，陶湘又特地亲赴沈阳，以阚铎未曾利用的文溯本，重校陶本，撰就《〈营造法式〉校勘记》（下称《校勘记》），1934年12月，被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下称《季刊》）创刊号刊发（图8）。检阅该《校勘记》，清楚的是，陶湘校雠缜密，远胜阚铎，除发现文溯本缺失共五页，重复一页、颠倒两页而外，还检出歧异或未见于陶本的字句共一百四十二款，包括前述陶本的重要遗缺，即卷三第九页“止扉石”条，以及卷四第三页“五曰慢栱”条。

a）《校勘记》（划红线文字为陶本阙漏）

b）《季刊》目录页

图8 1934年12月刊发的《季刊》书影

这也表明，陶湘的《校勘记》理应比阚铎的《校记》晚成；也就是说，陶湘赴沈阳以文溯本重校陶本，应在1930年7月之后。

陶湘《校勘记》被刊，《季刊·编辑例言》特意强调：“宋李诫《营造法式》，自武进陶君兰泉影刊后，始行于世。往岁，陶君过奉，复以文溯阁本详为对勘，校其同异。兹特刊布以饷读者。”

该刊末页《编辑者言》又指出：“至于《〈营造法式〉校勘记》，虽非馆员之作，亦与本馆藏书有关，故并载之。”

其中的“往岁”等语，极其含混，只能泛解为“过去”，却难明何年何月何日；至于文稿从何而来，更讳莫如深。

不过，按该刊《馆务要录》，与《校勘记》同时刊布的，还有历时五个月整理而成的《故阚铎氏寄赠书目》，或许透露了个中隐秘：即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阚铎退出学社，赴任奉天铁路局兼四洮铁路局局长，1934 年3 月15日去世；奉天图书馆整理其死后“寄赠”或“捐赠”的书目，被阚铎夹带其中的陶湘《校勘记》等旧稿或副本，也应同时被捡出并迅即刊布。

与阚铎不同的是，“日本侵华后，陶湘不受利诱，拒绝与日伪合作，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准此，“九·一八事变”后，陶湘再无可能前往沈阳。则他以文溯本重校陶本，完成《校勘记》，只能在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中旬前。也就是说，陶湘发现陶本重要遗缺“止扉石”“慢栱”等，要比学界一向熟知的故宫本的发现，至少要早两年之久。

4 奇迹：陶湘发现故宫本

陶湘比勘文溯本完成《校勘记》后，继而勘验时在北京故宫的文渊本和北平图书馆的文津本，理当轻车熟路、水到渠成。然而，沉寂两年，学界等来的，却是1933年3月陶湘“亟以相告，惊为奇迹” 的新发现，即清初影钞宋本《法式》，世称故宫本（图9）。

图9 陶湘于1933年所发现故宫本（上），其行款格式（下左）契合傅增湘1924年发现绍定本《法式》残页（下右）

朱启钤先生迅即组织校勘，同年7月蒇事，《汇刊》第四卷第一期《本社纪事》就此发文《校勘故宫本及文津阁本〈营造法式〉》，郑重介绍：

本社整理《营造法式》一书，除前述调查实例、另绘新图外，于版本校雠，亦未忽视。本岁三月，陶兰泉先生于故宫图书馆发见抄本《营造法式》一部，原庋南书房，行数、字数、体裁，与宋绍兴本残页像片一致，除卷六小木作制度，脱第二页全页外，其大木作“慢栱第五”一条，全文俱在；大木间架诸图，与彩画花纹颜色标注等，异常精审，能与书中原则大体符合，当为抄本中最善之一部。

此前两月，即1933年5月，陶湘耗时七年编就的《故宫殿本书库存目》（下称《存目》）由故宫印行，其《弁言》谈到了中华民国15年（1926）在故宫寿安宫新设“故宫图书馆”及其用意，实际也说明了故宫本原庋南书房，1933年3 月却会在此被他发现的根由：

民国十五年丙寅，整理故宫文物，设图书馆于寿安宫旧址，聚内廷所有书籍而储之。其宋元明旧本或旧钞者，为善本书库；明以下普通各书……但与内廷有关者，均归之为殿本书库，即武英殿库之遗意也。编兹书目，一以殿本书库之有无为断，名曰《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以备览者参稽。（图10）

a）封面

b）《弁言》

图10 1933年付梓的陶湘《故宫殿本书库存目》书影

《存目》还载有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先生（图11）专门撰写的《题辞》，申明了特聘陶湘编订《存目》的原委，以及陶湘宵衣旰食、卒底于成的艰辛：

余以（陶湘）君雅善鉴藏，因修函延君任以编订之事。嗣是继主馆职者，锐志经营，积月累年，连车叠箧，手胼足胝。自文渊阁、摛藻堂而外，举三殿、六宫，御园书房珍藏陈设之书，锦帙牙签以千万计，咸聚此（寿安宫）连栋之中，而规模因之大备。君方旅居津沽，或累月一至，或一月再三至，至则提囊载笔，犯风雪冒炎歊，徒步走神武门，经西长街，坐寿安北殿中；手披目玩，凌晨而届，日昳而出，时而饥疲，或挟饼饵与小史走卒杂坐食饮，而不以为苦。盖厉精焠，掌阅五六寒暑，乃条别而类居之，卒底于成，可谓艰矣。（图12）

图11 傅增湘（1872—1949）

图12 《故宫殿本书库存目》中的傅增湘《题辞》

由此可见，发现故宫本，偶然中也有其必然！毋庸置疑的是，其中既包括傅增湘先生慧眼识才，更包括陶湘先生早前勤勉校勘并刊行陶本，继而比勘文溯本发现其重要遗缺，以及由此形成的敏锐鉴识力。所谓“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洵非虚语也！

5 启用年轻才俊校勘故宫本

前引《汇刊》第四卷第一期《本社纪事》发文《校勘故宫本及文津阁本〈营造法式〉》，在介绍故宫本的发现及其价值的同时，还着重概括了相应的校勘工作：

又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录最晚，校勘最精，现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收《营造法式》一书，脱简与讹误较少，卷三十二天宫楼阁佛道帐，及天宫壁藏二页后，复有“行在吕信刊”与“武林杨润刊”题名各一行，疑当时直接录自绍兴本，惜所用宣纸过厚，致各图临摹失真，颇为遗憾。以上二书，经刘敦桢、谢国桢、单士元、林炽田四人详校二遍，于丁本、陶本文字，厘正多处。

谢国桢参与校勘，特撰《源流考》，旋即刊载于同期《汇刊》，其中记云：

至民国二十二年春，陶君编故宫所庋藏殿本书目，发现影钞宋本《营造法式》，行款格式与宋本相同，陶君亟以相告，惊为奇迹。乃由刘敦桢、梁思成、单士元诸先生，及桢等，用丁本相校，复取陶氏刻本与文津本及《续谈助》相校；其图样则用永乐大典卷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四漾字韵《营造法式》卷三十四残本像片相校，可以补旧本不足者甚多。

刘敦桢参与校勘，同年4月特地在自藏丁本扉页记有识语，记录这一胜事，其中更盛赞故宫本的珍异和精美（图13）：

故宫图书馆藏抄本《营造法式》，原庋南书房，宣统出宫后，移藏文献馆，现归图书馆保存。……卷四大木作未脱慢栱第五一条，甚足珍异……余如图绘精美，标注详明，宋刊面目跃然如见，直可与伦敦《永乐大典》残本媲美，远非四库本、丁本所可企及也。……民国廿二年四月上浣，与谢刚主、单士元二君以石印丁本校故宫钞本，凡六日毕事。

图13 刘敦桢1933年4月书于丁本扉页的故宫本校勘记

依据故宫本进行的校勘形成丰硕成果。朱启钤先生迅即同陶湘先生商定，特地补刻了陶本先前最重要的遗缺，即《法式》卷四第三至十一页“幔栱”一条三行（图14）。

a）陶本卷4阙“五曰幔栱”

b）1933年补刻卷4“五曰幔栱”

图14 以故宫本比勘陶本成果举略

应重视的是，依故宫本进行校勘，学社重用年轻才俊，前所未有。如刘敦桢时年36岁，梁思成、谢国桢皆32岁，单士元27岁。对比1925年陶本的汇校者，朱启钤与傅增湘时年皆53岁，陶湘55岁，阚铎50岁，罗振玉59岁，祝书元43岁，郭葆昌与吴昌绶皆58岁，章钰61岁，陶珙57岁。显然，依故宫本进行校勘时，担纲学社要务，即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测绘早期古建筑遗存，以解读《法式》的一代新秀，比前辈实在年轻得多！

学社及时吸纳梁思成、刘敦桢等年轻英杰，成果迭出，也鼎新并升华了《法式》版本的研究，充分彰显了他们的独特优势。略如谢国桢《源流考》就强调指出：

至本书图样，原于解释本书而设，工匠之事，其理至精微，非别为图解不能明也。……故工艺之有图，犹读史之有表，其用乃尤重于文字。……就大木作彩画作而言之：

（一）大木作丁本大木作制度，据梁思成先生研究，间架构造，误者不少，与故宫本相校，如卷三十一第五页，殿堂等五铺作本四柱，丁本乃多而成五柱，其谬殊甚。卷三十一，十三，八架椽屋乳栿对六椽，少一柱；又第二十页六架椽屋，错画安柱地位，少差分毫，其事卽不可应之于用。文津阁四库本图，似较丁本为胜，大木作间架亦不误，然其书为厚宣纸抄本，细部已失其本来面目矣。（图15）

a）丁本，多出一殿身内柱

b）陶本，错误袭自丁本

c）文渊本，大木作间架不误，附阶宋制乳栿两端月梁做法误为清官式

d）故宫本，大木作间架、附阶做法皆不误

e）梁思成绘《大木作制度图样三十八》，契合故宫本，纠正了丁本、陶本及四库本的错讹

图15 各版《法式》卷三十一第五页，殿堂等五铺作图样的差异和梁思成的研究

6 结语：不该被遗忘的陶湘《校勘记》

故宫本被发现后，《法式》校勘的新突破引人瞩目。然而，为何发现故宫本的陶湘，反而没有参与校勘？而且，作为故宫本发现先兆的《校勘记》，既未一并刊发，就连《汇刊》相关诸文，包括刘敦桢的识语，也无一语提及？

原因诸多，概括而言，首先在时局。如前引1933年7月《本社纪事》指出：

本社汇刊自第三卷起改为定期刊物以来，第四卷第一期原定本年三月底出版，讵意易岁以还，强邻压境，时局恶化，莫可端倪，其时故都文化机关，纷纷南迁（图16），本社研究工作虽未中辍，然多年收集之贵重图书标本，势不能不移藏安全地点，社员工作，因之略为迟钝，已成之稿，亦不能按期付刊，致第一期出版日期，约迟三月有余，劳海内同好，远道缄询，殊深慚仄。

a）1933年3—5月午门北装箱待运场景

b）故宫文献馆南迁档案文物造册

图16 日寇入侵华北，故宫文物被迫装箱南迁

因此，除了代表性的谢国桢的《源流考》，原拟“另行刊布”的比勘成果，竟终未兑现；以多年实物研究再校、拟陆续出版的《〈营造法式〉新释》，还有《仿宋〈营造法式〉校勘表》等，往后也都未能发表。权衡轻重，陶湘《校勘记》，自然也会稽延甚或搁置。

其次，更重要的是，学社全力提携年轻英杰的方略。事实上，朱启钤与陶湘先生等学社创始人，素重吸纳青年菁英尤其建筑专才，既充分信任，委以重任，更竭力创造条件，为他们开辟发展空间，乃至高风亮节地让贤。这样，《汇刊》也转变为中国年轻才俊创新性开拓研究、光大中国传统建筑意匠最重要的领地，使《汇刊》和中国营造学社更臻繁盛。

典型如1932年3月15日，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亲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就曾远见卓识地推介“足任吾社衣钵之传者”，即年方31岁的梁思成和35岁刘敦桢：

梁君到社八月成绩昭然，所编各书，正在印行。刘君亦常通函报告其所得，并撰文刊布。两君皆青年建筑师，历主讲席，嗜古知新，各有根底；就鄙人闻见所及，精心研究中国营造，足任吾社衣钵之传者。南北得此二人，此可欣然报告于诸君者也。

该专函中，朱先生还刻意强调学社工作，将就此发生根本性的重大转折：

将以实物之研究为主，测绘、摄影则为其研究之方途。……而此种研究方法，在本社为工作方针之重新认定；而其成绩，则将为我国学术界空前之贡献，是鄙人所乐为诸君道者也。

令人感佩的是，当此之时，非但刘敦桢尚未到社，就连梁思成赴天津蓟县独乐寺展开测绘研究，也没有成行！而以嗣后学社的发展和辉煌成就看，朱启钤先生所言所愿，实在堪称无与伦比的精准预言！其博大胸襟，高瞻远瞩，实在令人景仰！

在这样的历史境域中，仅从前述陶湘先生心悦诚服地汲取学社年轻俊杰的新发见、迅速补刻陶本重要遗缺一事看，面对一代新秀喷涌而出的丰硕成果，他自会如朱先生那样由衷欣慰，当然更会逊让《汇刊》珍贵版面，搁置其《校勘记》，扬长避短，潜心投入前述《存目》等一系列珍稀版本目录的编订中，为嘉惠后人，传承和光大伟大祖国的文化遗产，游刃有余地作出了不磨贡献。

适逢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谨将陶湘先生《校勘记》恭呈学界，愿不揣浅陋，对这篇《法式》研究史上不该被遗忘的重要文献，概略探析其来龙去脉，剖析其鲜为学界认知的历史原因；试图将之作为中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奠基时代的一个缩影，藉以彰扬朱启钤先生团结学社同仁，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信念，殚精竭虑，精诚治学的风范；以及一代先贤虔心网罗年轻才俊，高风亮节地扶掖提携，奋力推进中国建筑史学光大于世界之林的道义担当。

责任编辑：杨澍

审核：赵荣

作者简介

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

李梦思，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营造法式》版本及术语研究。

王其亨，李梦思. 不该被遗忘的陶湘《〈营造法式〉校勘记》[J]//建筑史学刊，2022，3（3）：21-32.

相关阅读

朱启钤：《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序

梁思成：《宋〈营造法式〉注释序(未定稿)》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