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朱启钤：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

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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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由朱启钤署名发表的“Architecture: 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ty of Peking”（《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一文刊载于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出版的“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论集》）。

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1929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学会年会上，陈衡哲等中国参会人员发现有关科学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材料及成果甚少。为确保我国承办的1931年年会能够有效讨论相关问题，陈衡哲受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委托，邀请了朱启钤、丁文江、胡适、蔡元培、赵元任、余上沅、任永叔、A.W.葛利普、翁文灏、李济、秉志、胡先骕、朱经农、冯锐、何廉、曾宝荪、陶孟和等当时国内建筑、宗教、哲学、绘画、书法、音乐、戏剧、生物、地质、考古、生物、教育、农业、工业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一流学者撰文，辑成“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以资参考。2009年，此文集的汉译版《中国文化论集：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想象》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付梓。本文即是该书中朱启钤文的汉译成果（含脚注）。

据《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年第二卷第三册《本社纪事》载，朱启钤于1929年受陈衡哲邀请撰文，次年完稿。本文的原稿标题为《从燕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该选题源自朱启钤长期关注的北京都城营造专题，内容“以北平为主体，朝代为背景，就各地属于建筑美术之史实，为之举证”。史料基础如《本社纪事》所强调，“为撰此文所收集之参考材料，殊不为少，此亦本年度（注：1930年）中一重要之工作”。典型者有1930年7月由朱启钤起草初稿、阚铎定稿的《元大都宫苑图考》及同时编纂的《明北京宫苑图考》等。原中文稿约两万字，由社员瞿兑之笔述。英文稿由叶公超节译，“为篇幅所限，删存无多”。可见，本文的撰写遵循了中国营造学社一贯的团队协作传统，尤其彰显了朱启钤对中国都城营造发展史的学术思考，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珍贵文献资料。目前底稿不知所终，或存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留存的中国营造学社档案资料中，因客观原因尚无法查阅，有待追踪。

由于本文相关文稿未见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等文集，被学界长期忽视。当此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谨刊发汉译稿，以飨学界。（何滢洁文）

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

Architecture: 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ty of Peking

朱启钤

ZHU Qiqian

1 先秦首都的规划

北京城是经过多个世纪的建筑而成的。各种结构和建筑物中包含了几乎所有重要朝代的艺术标准与工艺水平。从现存建筑中，我们不仅仍可寻出从其奠基到现在的断断续续的发展线索，而且可以寻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都尝试的影子。因此，对于北京城发展史的研究可以作为简要探研中国建筑史的最好基础，就是十分自然的。

选择一个适合于统治者权力与尊严的地址建立首都，这一习惯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不能期望早期的部落和封建时代的首都能够像后来王朝的首都那样壮丽，那样精心布局。但是，像整个中国文化一样，中国建筑有其一脉相承的传统。此一传统的最初开端，一般可见于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因此，在进入北京城本身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诗经》中的如下段落，它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周太王（前1200 年）的新都的建筑情形：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

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

乃立应门，应门将将。

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皋门”指天安门，“应门”指乾清门，两者都是类似于现今北京的常见景观。“冢土”可能就是今天地坛（应为社稷坛，而非地坛，译文有误。）的前身。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城的古老根源。

诚然，《诗经》和《春秋》两书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城墙和宫殿建筑的详细情况。不过，从《周礼》中有关公共建筑工程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有关宫殿建筑的有趣记载：

国方九里，旁三门。（应作：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译文有误）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疏：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寥寥数语，已足证其规划之完备程度。现今的北京，大道纵横相交，太庙在午门之左，地坛（应为社稷坛，而非地坛，译文有误。）在右，布局总体上完全与此相似。该书进一步对明堂进行了描述。所谓的明堂，据说是早期帝王的行宫（原文为residential palace，应作宫殿或宫室，而非行宫，译文不妥。），其复杂的结构据说源自于星占术。现代研究表明，明堂是这样一组建筑群，其形状似希腊的十字，中心区域用作议事厅，有凹形的屋顶。其结构一定非常壮观，其建筑过程一定非常费力，所需费用一定很大，这是可以想见的。据推断，至战国时期（约前260［前475］—前221），此类建筑已荡然无存，因为齐宣王曾经问孟子是否还应按照古制进行重建。尽管我们可以把明堂看成是远古的遗迹，但在自汉代以来的大多数儒家看来，明堂却是记忆犹新。例如，汉明帝（58—75 在位）尝试用当代学者所拟定的方案来修复明堂。这表明，明堂的观念已经在中国文化中扎根，以后的宫廷建筑技术与风格都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明堂的观念在其中。

除明堂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宫殿作为皇家日常之用。这些宫殿在《诗经》（应作《诗经·小雅·斯干》）的第二部分中也有生动的描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

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椓之蠹蠹，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

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

殖殖其庭，有觉其楹。

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

读以上诗句，犹如第一次见到北京城中的宫殿时的印象，高大的屋檐向上翘起，黄色和蓝色的琉璃瓦，巨大的庭院，庞大的梁柱及其复杂的支撑系统。

2 自汉至唐（前206—907）

只有当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诗经》至少是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前1122［前1046］—前249［前256］）时创作的，我们才会意识到北京城的宫殿原来有那样古老的渊源。作为秦、汉两朝政治统一的结果，中国的建筑之辉煌与壮观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各诸侯国的种种建筑尝试则相形见绌。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即着手在距其故都咸阳西南约20里处建筑巨大的宫殿阿房宫，地址位于御园或猎场上林苑之中。据汉初可靠文献记载，共有700000罪囚被强制参加建筑这一宫殿。据说四周的廊房如此广大，10000人集会都绰绰有余，50 尺高的旗帜都不用卷起。其辉煌壮丽之程度，是后来的北京城的宫殿所难以达到的。尽管整个宫殿于秦末毁于大火，但其建筑毫无疑问对中国建筑艺术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奠定了宫殿建筑的标准，以后各朝建设都城者都不断地试图超越这一标准。

按照其历史发展顺序，汉代的建筑必须分作两个时期，前汉或西汉（前206—8［25］），首都在长安，后汉或东汉（25—220），首都迁至洛阳。总的说来，必须指出，虽然随着秦、汉的交替使中国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京城的建设基本上还是遵循着传统的规划布局。班固（32—94［92］）和张衡（78—139）均为汉朝人，他们的赋作中提到城墙四面各开三门，每门均面向笔直、宽广、平坦的大道，大道两边是整齐划一的楼房（原文为buildings，应作房屋或屋宇，译文作楼房，不够准确。）。这与先前都城的布局是完全相同的。不过，要探寻中国建筑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对汉代的宫殿和今日北京的故宫作一比较，可能会十分有趣。

油漆与装饰——班固在同一首描述性的赋文中还提到，宫殿中不仅立柱一般在金底上镶嵌玉石，而且墙壁和飞檐上也往往大量而随意地镶嵌各色各样的宝石。这样诗化的铺张描述幸而得到了同时代平实简洁的记载的印证，今日的历史学家们相信后者的记载多少是准确的。雕刻、油漆及镏金主要是为了装饰的目的，但油漆与镏金同时也是保护木材的重要手段，因为那时采伐和运输贵重木材都要消

耗大量时间和人力、财力，精明的统治者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木材上节省开支。于是，油漆和镏金不仅可以延长木材的使用期，而且如果木材粗劣的话还可以使之看起来像名贵木材一样。后来，随着装饰观念日渐淡化，对材料质量的要求日渐降低，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彩漆，不为别的，只为代表旧宫殿中真正的雕刻与镶嵌。正因为此种原因，我们会发现，北京的油漆匠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诸如镏金、嵌玉、嵌珠之类的术语，这都使人想起中国建筑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事实。天花板的装饰在西汉时期已达相当精致的程度。当时最为流行的天花板样式之一是方格状的，每一格上都有红水仙花及根。花通常都是盛开的，花瓣面朝下。以后朝代中出现的八边形及圆形图案应是此种早期图案改进而来。在今天北京故宫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使用了石工和精美的雕刻，特别是栏杆和回栏上尤其如此。此种做法也可以上溯到汉代。我们所看到的有关长安的各种记载都证明那时所有宫殿建筑中都有雕刻的大理石台阶及油漆的地面。在地面上油漆的习惯到汉末因烧砖技术的进步而渐被废弃。

凸出而上翘的屋檐（原文为roof，应作屋顶，译文有误。）——中国典型的屋檐（原文为roof，应作屋顶，译文有误。）是由两面凹陷的顶汇合为巨大而平行的屋脊，下端长长地突出而翘起。此种做法也可以上溯到汉代。当代有关论述一致认为，屋脊（应作屋面，译文有误。）通常往下倾斜，一直到瓦片略微翘起为止。之所以要让屋顶向两边倾斜，真正的原因据说是为了保护房子免受风雨及其他灾害，而下端上翘则是为了让房子能够采纳更多的阳光。关于中国屋顶发展的历史，此处因篇幅所限不能展开。中国现代的屋顶是否是集以往所有样式之大成发展而来，这仍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建筑史上曾经有过不止一种突出和翘起的屋顶，而其发展似乎并非直线的。

太液池传统——自汉代以来，所建宫殿没有一处没有某种半人工湖，其四周可以作为景观装饰。《汉书》提到建章宫以西曾有唐中池，面积数平方公里，以北有太液池，中央有宽敞的宫殿，高200 尺，号曰“渐台”，四周有所谓的蓬莱、方丈、瀛洲及台梁诸仙岛。班固的赋中生动地描述道：

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

它令人想起富丽堂皇与宁静。与太液池最接近、今天仍存在于世的，是北京的三海，很可能今天北海中的琼岛就是仿渐台而建的，因为班固在赋中曾描述过一个石雕的人站在渐台上，一只手擎着盆在接露水，用来“轶埃壒之混浊”，而今天的琼岛上也发现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西汉时期渗入到中国建筑中的重要精神营养主要是汉武帝时道家的影响，太液、仙岛等都是此种影响的产物。道家的影响从此以后即保存于中国建筑之中，今天仍应视为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宗教信仰之一。

后汉或东汉迁都至洛阳时，一定同时也把建筑艺术带到此地，洛阳从此开始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并一直保持到宋初。不过，洛阳的建筑很快就出现了新的特点。儒家学者开始研究古代经典，儒学开始复兴。在其影响下，大规模的建筑计划开始实施，其中包括重修某些先秦重要的古建筑，此类古建筑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明堂，此点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及，与此相关的有辟雍和灵台。辟雍本来是最高学府之所在。那是一所庄严的建筑，四周是大理石围成的湖，北京今天的国子监就是直接仿此而建的。灵台是周朝最早的天文台。

洛阳得以发展成为建筑史上极为重要的中心，其功不在东汉，而在魏（应作后魏或北魏，译文有误。），尤其是魏朝（应作后魏或北魏，译文有误。）孝文帝（471—499）统治时期，孝文帝虽不是汉人出身，但却酷爱汉文化，以至于把都城从云中（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北（“把都城从云中（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北”应作“把都城从北方的云中（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译文有误。）。除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城墙、街道之外，该城不同于以往之处是兴建了大量佛寺及私家花园。北朝人（369［386］—581）多是虔诚的佛教徒，而达官巨贾常常把自己的庄园赠与佛寺，以便入寺修行。佛寺建筑中，最著名的毫无疑问当数永宁寺塔，系根据宋云（518—522）从印度带回的模型而建的。根据当代人士记载，其风格类似于北京的白塔，尽管在装潢的富丽方面很可能超过白塔（据现有研究成果可知，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应为土木混合结构九层楼阁式塔，并非北京白塔样式，原文有误。可参见本刊发表的王贵祥教授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可能原状再探讨》一文。）。园艺方面北朝时也取得极大进展，洛阳的名园成为两宋时期被争相模仿的对象。后来，宋朝时一位作家写过一篇有关洛阳名园的文章，详细描述了其布局与修建方法。今天北京有那样多的佛寺和花园，令人联想到洛阳鼎盛时期的状况。

唐朝（618—907）时，尽管长安是法定的首都，洛阳仍被称作东都，依旧保留着相当的威风。黄巢起义之后，首都迁至洛阳。唐亡后，首都再迁至开封。此后不久，辽朝的创建者辽太宗入侵开封。他在开封短暂逗留期间，搜刮了大量财富，同时掳掠了大量能工巧匠带回北方。他很快就把现在的北京建成了南京并不时来此小住。必须指出，唐朝时北京不过是幽州地方的首府，只有刺史在此居住，直到辽朝皇帝在此定都以控制中原，北京城才渐重要起来。

也正是在那时，建筑艺术及其不变的传统原则，从长安、洛阳、开封一路走来，在新都城中开始创造其辉煌。因此，大体说来，今天北京的建筑是洛阳建筑的直接继承者，又是长安建筑的间接继承者。

3 辽（1066［907］—1125）、金（112—1234）、元（1280［1206］—1368）统治时期的北京

辽都城址现在已确知在今城西南。据《辽史》记载，其城区本身方圆36 里，禁城方圆7里又103步（每步合5尺）。由于大部分建筑不久之后就毁于辽、金交战过程之中，因此，没有多少书面文献留传下来，其建筑细节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说，金继辽之后，北京继续作为首都，前朝的遗留建筑显然远远不能满足海陵王对庄丽的追求。一个名叫孔彦舟的人很快设计出了新首都的方案，该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与开封城相似。建筑过程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从全国各地征调了80万夫役，又雇用了40万，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即建成，期间夫役死亡无数。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被从开封运到金朝已经占领的北京城。当时人和后来人的记载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新都城的设计方案模仿了宋都，但相较之下，新都实际完成的建筑则更加壮观。房顶上盖了琉璃瓦，墙壁、天花板、花板脚（原文为cornices，应作飞檐或檐部，译文有误。）等主要使用金黄、红、蓝等色装饰，辅以黑、白两色。毫无疑问，海陵王是一个十分挑剔、一丝不苟的人，好几位当时人都记载，整幢整幢的楼房（原文为building，应作房屋或屋宇，译文作楼房，不够准确。）被下令推倒重建，以便完全达到设计风格和工艺要求。因此，海陵王时代的建筑特色引起南方人士的种种传说故事，就不足为奇了。

金都在现在的城址的南部。据说现在几条铁道交汇的丰台就是金都南门所在的位置。现在北京的北海是其包括今天西山地区相当一部分寺庙和花园在内的为数众多的郊区行宫之一。大定（1161—1189）和明昌（1190—1195）两帝在位期间，（“大定（1161—1189）和明昌（1190—1195）两帝在位期间”应作“大定（1161—1189）和明昌（1190—1195）年间”，译文不妥。）政治开明，国家昌盛，两帝致力于美化都城，使其都城之美超越历朝。永定河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桥不过是那一时期遗存下来的建筑物之一。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事情在于，自从长安和洛阳被毁、大部分传统的财富被移至北方之后，南方的都城仅仅代表着政统的传承，已不再是艺术和文化的中心。我们只要拿《营造法式》（有关中国方面的最著名的技术专著，出版于公元1103年，编撰者是李诫，曾任北宋朝廷主管营造的将作监。）中浓彩重描的北宋建筑的风格和外观与当时记载中所留下的有关金、元建筑的描述，就不得不承认，金、元的建筑无论在气势之宏大和装饰之华美方面都超过前者。甚至与大部分建筑物尚存的明、清两朝建筑比较起来，北宋的建筑似乎都要逊色，这实在令人悲哀。杭州南宋的都城几乎谈不上对中国建筑有什么贡献。宫殿改换了名字，以适应当时的需要，但毫无章法可循。简言之，仅简朴与节俭可作为其为数不多的建筑的特点。

元朝的都城即大都，由忽必烈建于其声名卓著的统治期间的第四年（1280），位于原金都城的西北（应为东北，原文有误。）、今北京城偏北部。其禁城大体在今故宫以西，位于现在城区的南部。（“位于现在城区的南部”应作“位于当时都城的南部”，译文有误。）从元朝后期一位学者的著作中发现的碑文拓片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负责将作监的是一位名叫也黑迭尔（应作也黑迭儿，译文有误。）的阿拉伯人，他与两位汉族人获得忽必烈的任命，共同负责大都宫殿的建筑。元朝时期，在宫廷各部门中效力的有许多外国人。尼波罗国人阿尼哥因精于绘画、制模、铸金，于至元十年（1278［1273］）受命领将作院事。寺庙中的塑像绝大多数出自他手。大名鼎鼎、同样以制模著名的刘元就是其弟子之一。元代建筑中广泛使用石料，这毫无疑问是得益于西亚建筑特色的引进，那里的建筑有着长期使用砖石构造的传统，诸如人造喷泉、暗室、石亭、浴池等。北京周边发现了一些采石场，这就更加助长了用条石来建筑台基、护栏、回栏、大门等的热情。明、清两朝继续沿袭元朝的传统，大量使用石料建筑。因此，北京故宫中的石雕目前仍代表着中国建筑艺术（此处“建筑艺术”应作“同类艺术”，译文有误。）的巅峰水平。

元朝宫殿中一个新的重要特色，是房顶的尖顶饰物，据当时人记载，那是一种黄金做成的瓶状物，其寓意来源不明。不过，后世的作者将之解释为屋顶受伊斯兰教（原文作佛教，非伊斯兰教，译文有误。）的影响的证据，因为其颜色和形状都毫无疑问是伊斯兰风格（原文作佛教风格，非伊斯兰风格，译文有误。）的。汉朝时，屋顶上的尖顶饰物通常是金属做成的雌性的凤凰（原文为雄性的凤凰，译文有误。），所用金属到唐朝诸皇帝时渐统一为在宫殿建筑顶上使用铁。这样说至少大致是不错的：金瓶在中国建筑本身是没有这一传统的。

元朝时另外一种不用瓦而用椰席做顶的房子也开始出现。这种房子据说在夏天凉爽而有利于健康。这种房顶准确的历史渊源尚不能确定，但很有可能来自两个地方，一是印度，另一个是马来西亚半岛，那里目前仍可发现这类房顶。当时人记载中也发现了蒙古式平坦的房顶。另外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重要特色是角楼的出现，每个宫殿墙壁四角各建一座。明初一部编年史中记载元朝皇宫布局时，称其有五面正方形的红墙，互相掩映，每个角落矗立着一座角楼。元大都中的重要建筑还包括一座畏兀儿宫殿，是模仿伊斯兰建筑而建的，以及微型水晶宫，据说是用玻璃做成的，人造喷泉，石料筑成的浴池和密室，以及直到今天仍可使用的庞大的水上通道等。

关于装饰色，《达尔玛列传》中曾经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达尔玛是大都路留守，大汗命修七星堂。原先此类修缮必用赤绿金银装饰，达尔玛“独务朴素”，用简单平淡的颜色来取得同样的效果。大汗出巡归来，“入观之，乃大喜，以手抚壁叹曰：‘有心哉，留守也！’”这清楚地表明，与宋代时的简朴、平淡的色彩不同，自金朝开始崇尚华丽，因此，当饱看了大红大绿的大汗乍见平淡的颜色时，一定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简单说来，元朝是一个建筑最壮丽、斑斓多彩的时期。汉族人的传统观念不能忽视，此点大汗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在建设新都的过程中，他严格遵守传统，只不过使之更壮观。城墙和12个大门（元大都实际上仅有11座城门，原文有误。）都是按照原来的规划布局，但内室和起居区则按其故乡或所征服地区的风格来布置。从其构成来看，蒙古帝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共同体，其建筑也像其政治体制一样，反映着一种普世性，这是此后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4 明（1368—1662［1644］）、清（1662［1616］—1911）时期的建筑

与尊重传统乐于创新的大汗不同，明朝的建立者下令立即摧毁包括宫殿在内的元都并更名为北平（1368）。这样做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了防止前朝“卷土重来”。分封在此地区的燕王只保留了旧建筑的一小部分作为自己的行宫（应作王府，而非行宫。译文有误。）。明朝的首都在南京，相比之下，北平则只是一座废城，直到35年之后，燕王即帝位，把皇宫迁至此旧都（它才又重新恢复首都的地位），他把名字重新改回到“北京”，并立即着手修复元朝的宫殿，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动。永乐帝自己居住的宫殿原来是元代都城的西宫，这也是唯一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宫殿。新的禁城，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禁城，建在其东边。城墙迁移之后，皇城本身也随之南移，元城北部被腾空，与此同时，东西两城门也分别被切掉。这样，元都城东西两面各有三个城门，而明都城东西两面则各只有两个城门。被毁坏的土城，现存于德胜门外，那就是被遗弃的元城墙的遗址。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城外居民骤增，开始增建外城城墙，但因费用甚巨，在建完南城墙之后便停止了。除了城市的拓展之外，还在原用泥土筑成的城墙里面（“里面”应作“内表面”，译文不够准确。）加贴一层砖。城墙外面（“外面”应作“外表面”，译文不够准确。）的砖一定是初建时就贴在上面的。

明宫的建筑及其位置大体就是今天的故宫的建筑及其位置，甚至连其名称都只有前边的几处大殿有所改变。大殿的功能直至清末都保持不变。前三殿用作皇帝正式觐见处，文华殿用来研习经典，武英殿用来安置资深学士，东六宫全部供皇帝的嫔妃之用，两大主殿，即乾清官和坤宁宫，分别用作皇帝和皇后的卧室。不过，禁城内部的布局，却与我们现在所见的有所不同。当时的皇宫的居处占地面

积极大，在它的外边（但仍算是在禁城之内），还有两个区域：西区，包括现在的三海及其周边地区；东区，包括今天南池子以北和骑河楼以南地区。后一区域是英宗被强迫退位之后所居之处，后来复辟以后，禁城的这一部分对他来说自然是容易唤起不愉快的回忆，遂下令拆毁。世宗继位之后，又在此建立太庙。

与明朝宫殿相关的一个有趣事实是，它建成之后立即就毁于火灾。三殿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次年就毁于大火，于正统五年（1440）重建。正德九年（1514），因张挂彩灯，两宫也遭遇到相同的命运，并于正德十一年（1516）重建。嘉靖三十六年（1557）再遭遇火灾，于四十一年（1562）重建。但是，万历二十一年（1597［1593］）两宫又毁于火，天启七年（1627）重建。从此以后才平安无事，直至李自成（1645 年卒）起义，听说满洲军队即将入京时，又放火烧毁宫殿。两宫、三殿、午门、九门全部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当清顺治帝进入北京时，最初是在学士殿即武英殿办公。皇极殿和乾清宫都是顺治时草草重建的，但真正的修复工程，则是康熙十八年（1669［1679］）以后才开始的。非常重要的是，这些宫殿基本全部是按照原来的设计施工的，并且是由原来的工匠负责施工，只有极个别属于例外。

今天，北京及周边地区遗存的明代建筑之中，最重要的两处是昌平的明十三陵，以及位于煤山和北海之间、故宫护城河以北的大高玄殿。十三陵的建筑及其美丽在此不必多说，因为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已经就此做过大量论述。

大高玄殿是由嘉靖皇帝修建的，作为祭祀场所之一，建成之后就用来祭祀道教的三清。在其在位期间，若干宫廷御用舞女被安排来学习祭祀仪式及歌唱，只有极少数获得承认的道士才可以入殿。大门口处东西两边仍各有一牌楼，上有道教铭文。大门前另有一座牌楼，因上半部即将倒塌，于1928 年被拆毁。整个建筑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是入口处左右两边相互对称的亭子，在街上就可以观赏到。亭顶由三面构成（应作“亭顶由三重檐构成”。译文有误。），做工极其精细，明朝宫廷中的太监常以“九梁十八柱”指此，毫无疑问指的是亭子结构复杂。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亭子代表了中国目前尚存的最复杂的单体木质结构。清朝雍正（1723—1735在位）和乾隆（1736—1795在位）曾两次对之进行修缮，但值得庆幸的是，保留了它们原有的结构上的牢固性。

明代的建筑尽管从技术上看仍是传统的，但由于这一时代文化的特点不同，因此仍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品质。从总体上看，明代的艺术家们都有一种特别要求精致的意识，这在他们喜欢柔和色彩、使用材料不厌其精、工艺更加精密细腻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明代的雕刻和漆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所出产的最好的工艺品。一部研究中国建筑雕刻艺术的著作即将由中国建筑学社（应作中国营造学社。）出版 ]当时一部大事记告诉我们，修建两宫时，只有从四川和贵州运来的波斯楠木（应作金丝楠木，非波斯楠木。译文有误。）才可用作梁、柱，石料只能用涿州房山的，花色大理石只用徐州的，砖只用临清和苏州的。准备各种颜料及胶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动员了大量能工巧匠。元朝的统治者在装饰方面喜爱大朱大绿及一种闪闪发光的黄色。与此不同，明朝的皇帝们使用的则是一种低调的柔和的颜色，如古铜、深紫红、绿蓝等。都城和宫殿的建筑几乎持续了2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二十多万夫役被强制在工地上劳作。

赋税不断增加，建筑工程很快成为人民，特别是那些服力役而不能耕种自家田地者的巨大负担。

相较而言，清初诸帝更保守，更精于计算。顺治帝进入北京时，发现整个宫殿基本变成了残垣断瓦，但自从他进京以后便再无更大的破坏。后来，当康熙朝重建被焚毁的宫殿时，明朝时那种铺张浪费的做法受到严格限制。皇帝发布了一道措辞极其仁慈的上谕，要求皇宫的所有建筑都要使用从满洲运来的黄松，并指出，黄松与明朝皇帝所使用的波斯楠木（应作金丝楠木，非波斯楠木。译文有误。）一样耐用。

从明至清，都城中最明显的特色之一，就是开始在城墙上系统修建城堡。关于这方面，应该指出，元朝时大都已经建有防御体系，主要是兵器库和兵营，分布在城墙的各个不同部位。明正统四年（1439），正阳门楼修复，同时，在城楼的南、东、西三面各建了一座外塔楼，其他每个城门及其城楼上各建一塔楼，并在城墙四角各建一角楼。

城墙四周的护城河被挖深，河岸上加铺砖石。每座城门前的河上建造石桥，每两座石桥之间建坝（闸）一座。这一系统不仅被清朝诸帝保留，而且还被大加扩充。各城堡之间的距离都是在战略考量的基础上，经过仔细计算而确定下来的。除正阳门城楼前已提及有三个门之外，其他八个现存的城楼都是相对而建的，其出口都是要么在城门的左边，要么在右边，视具体情形而定。这样，每座城门都受到保护而不致遭受直接攻击。不同城门上的箭楼都由砖石建成，并有三层射击口。四座角楼都是专门建造，用以保护相邻的两城墙及射箭放炮。角楼早在明代时就已经存在，不过，在上边安放大炮则是从康熙朝才开始的。

明朝时，对在街道两边建筑商店、住宅已有某些条例加以管理，不过，到清初诸帝实行这些条例时更加严格。任何超过规定的房屋建筑都将被下令立即拆除。但是，到清末时，对条例的执行逐渐放松，商店和房屋开始侵蚀街道。今天，我们从前门即正阳门看去，街道两边的商店一望无际，似乎完全打断了过去连接从前门至天坛墙和前门至先农坛两方向的中轴线。国家有庆典时，会在街道两边某处搭建装饰性的建筑物以增加欢庆气氛。此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慈禧太后生日庆典。

自佛教被引入中国以来，每一座都城中都充斥着寺庙，但从元、明以来，北京可以说是寺庙最多的都城。护国寺为元朝宰相脱脱的住宅。隆福寺建于景泰年间（1450—1456），用的则是禁城南内的旧材料。长椿寺是明朝李皇后保存祖宗像的地方。白塔寺建于金代，以盛放佛祖遗物，后来被忽必烈用作喇嘛寺，其中的白塔系模仿洛阳的永宁寺而建。（此处原文有误，北魏洛阳永宁寺塔非白塔样式，可见之前编者注。）雍和宫原是雍正帝未登基以前的住处，后来成为黄教的中心。西山诸寺有些占地面积极大，风景优美，对美化北京贡献颇大，或多或少有着同样的建筑设计，可以说是自元代以来佛教建筑的主流。

五颜六色的琉璃砖瓦的制作，对增加宫殿建筑的华丽效果贡献颇巨，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非常有趣的一页。汉朝时，高贵一些的楼房（原为buildings，应作房屋，而非楼房，译文不妥。）建筑最初使用的是没有琉璃层的漆瓦。据《汉书·西域传》偶尔提及的材料，其制作等程序是由“西来的人”带入中国的北魏时（386—532［534］），某位印度- 塞西亚商人自称能用石头制造多色水晶，于是便给他必要的材料来演示其技艺。他的东西一造出来，其颜色和亮度就证明比当时使用的漆瓦好得多。不过，当时并未广泛使用，因此其工艺很快就失传了，直到隋时才又被何稠重新发现。在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中，详细描述了制造黄色琉璃瓦的方法。按照他的描述，琉璃瓦与没有琉璃层的泥瓦是在同一窑中烧制的，不过当时应用仍不太多。后来不久，当宋朝的使臣来到金都时，他们被皇宫宫殿富丽堂皇的琉璃瓦顶所震惊。这一历史事实似乎证明，金人已经早就广泛使用琉璃瓦。元朝时，指定有专门的官员来负责此类琉璃瓦的生产，那时琉璃瓦已广泛使用于皇宫内的建筑之中。尽管明朝的统治者毁坏了元朝宫殿的大部，但他们对装饰的讲究使他们无法不使用琉璃瓦。太监被任命监管琉璃瓦的生产。到清朝时，生产工艺有了重大改进。为了适应皇宫中日益增长的对琉璃瓦的需求量，在前门西南新建了窑厂。经过多年对不同的陶土不同配方的试验之后，已可生产各种形状、多种颜色的琉璃瓦。今天，大多数琉璃瓦品牌都是清朝开始的。

尽管清朝在城中的皇宫总体上不比前朝铺张，但它在郊区的宫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风格上都远远超过元、明两朝。南郊的南苑本是元朝时的猎场，后来建了团河宫，康熙以后清朝诸帝仍把这里当作猎场。西郊的佛寺原系金、元两朝皇帝设在郊区的行宫，明朝时多被有权有势的太监占作乡间别墅，或被用作拜佛之地，到清代又变成宫廷生活与显贵的中心，因为清朝诸帝不愿居住在城中的皇宫，那里尊贵倒是尊贵但却了无生趣，因此宁愿住在这些所谓的“离宫”中。这些“离宫”之中，热河和圆明园是最美的，同时也是独立的清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

热河宫代表着汉族文化修养和非汉族体格健美的有机融合。该处离宫同时也是国内政治、宗教、文化中心。据《热河志》称，有一座万树园，一万个人在里边搭建一万座帐篷都不会拥挤。不可否认，无论是在面积上，在楼房数量之众多上，在装饰的华丽上，还是在设计的复杂程度上，热河宫都超过了圆明园，那座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焚掠中被毁的著名的夏宫。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他儿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别墅。在畅春园的鼎盛时期，圆明园只是其附属物之一。但是，雍正期间对其进行了扩建，到乾隆时再度对之进行扩建，并将其在江南巡游期间所见的美丽花园，诸如苏州的狮子林、钱塘的小有天，海宁的安澜园、南京的瞻园等备受文人墨客称颂的花园，一一仿建于园中。如此众多的艺术设计不同的花园汇聚在一起，使圆明园美丽无比。此外，为了取悦皇太后，乾隆下令在园边模仿苏州的街道建造买卖街。颐和园是光绪皇帝时在万寿山即乾隆皇帝为其母亲修建的夏宫的原址上修造的，原拟用来代替被毁的圆明园。颐和园布局狭促，施工粗糙，在任何方面，都难与热河或圆明园相提并论。

自从同治皇帝（1862—1874）以来，中国的建筑可以说没有明显的进步。不光再也见不到皇家那种富丽辉煌、博采众长的建筑，甚至连能够理解、欣赏者也难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是现成的：光绪十五年（1889），祈年殿和皇穹宇不幸毁于火灾，朝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其设计方案与尺寸以便进行重建，最后幸亏找到一位老工匠，年轻时曾经参加过修缮工程，还大体记得建筑尺寸。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具有技术知识和艺术判断力的聪明之士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使今日若断若续的悠久传统得以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杨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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