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关于当前国家经济“稳增长”若干问题的看法

2022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发表主旨演讲。本文为演讲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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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目前兼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和若干大学的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

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2022年初，政府提出了5.5%的增长目标，从潜在增长率来看，这是一个需要踮起脚尖跳一跳才能争取到的目标，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大体上是在5%~5.5%之间。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季度增长4.8%，虽然偏低，也基本符合预期。

但是，今年4月份以后，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部分地区增长大幅下滑。当然，6月份以后情况有所好转，高频数据显示最近经济整体是一个逐步回转的态势，但是上半年的增速是2.5%，应该说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力争经济能够尽早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上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提出一个目标：在下半年争取实现年初提出的5.5%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全年平均下来应该是在4%左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并不容易，是有难度的，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多。

目前的防疫和宏观政策的问题

实现下半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是疫情，因为这是不可控的。但是，在继续应对疫情冲击的背景之下，应当力争形成一个比较确定、可预期、大体正常的经济运行环境。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听到一些反映，说部分地区复工进展不及预期。为什么不及预期呢？一些企业不敢扩大采购、增加招工，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遇到疫情的管控，这样的话增加的支出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现在讲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是否应该达成一个状态：即疫情实际发生和防控政策影响到的经营活动，应该是在可预期、可承受、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要创造一个让大多数人、大多数经营活动在大多数时间比较确定的、正常或接近正常的经营环境，这也应是现在强调的高效协同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要求。

关于宏观政策，近期呼吁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声音比较多。但是如果缺少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到底是松了还是紧了，实际上是很难评估的。有些政策过了头，当经济运行正常以后，副作用可能就比较大。请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公布的数据，就是国内6月份 M2、社融等金融指标都超过了11%，M2和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的二季度的增速大体上是相同的，应该说整个流动性还是充裕的。

最近全球都很关注美国的通胀，6月份达到9.1%，明显超过预期，原因就是前期疫情防控过程中货币放水过多。美联储的反应应该是很明确的，它不得不大幅加息，但代价是整个经济衰退的风险相应加大。这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重视。

另外，关于通胀影响的问题。由于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和货币政策宽松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升。美欧的CPI已创40年来新高，国内的CPI指数6月份公布的也已达到2.5%。高频数据显示，这个指标现在还有所上升。中国经济现在国际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不可能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其影响仍可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主要的理由有以下三条。

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其实还是以内循环为主，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应该明显强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小型的经济体。

第二，中国目前总体上供给充裕，所谓的“过剩经济”特点比较明显，比如粮食生产现在是“十八连丰”。对大家都很关注的生猪产能，政府有关部门也在注重调控。能源方面，对国内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保供问题，也及时采取了措施，尤其是在传统能源稳定供应的同时，清洁能源产能最近增长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整个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是稳定物价最重要的一个供给侧的因素，或者我们通常讲的物质基础。

第三，中国政府整体调控能力比较强，可以通过一些储备的吞吐、进出口的调节和价格补贴等，稳定物价，保证民生。

但是，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简短回顾一下这些年的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以后，中国的通胀主要不是来自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在90年代以前，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大的通胀，主要是物资短缺，90年代以后短缺经济逐步地转成了过剩经济，通胀是什么类型呢？成本推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PPI的大幅上涨，但是由于中下游企业竞争激烈，涨价大部分被这些中下游企业自行消化了。不消化也不行，因为需求也没有那么旺盛，所以没有明显传导到 CPI。PPI和CPI虽然是一个剪刀差，但是最近剪刀差已经在收缩。特别像粮食和能源，和其他商品可能还有区别，它的特点就是需求弹性很小，生产率提升慢。从历史的一些情况来看，这一类商品的涨价部分传导到CPI的空间其实还不小。

下一步会不会出现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关注。因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是有可能在供给并不紧张，甚至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因为它是一种比价关系的调整，本质上来讲是不同部门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当然，短期内这种风险并不大，不必过度紧张，但还是需要关注和警惕，在政策上也应该有一定的储备。

需求侧的投资和消费

现在要讲需求侧稳增长，首先是稳投资，而目前来看重点就是稳房地产。这个问题最近大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目前影响经济最大的因素，一个是疫情，另一个就是房地产。

根据我过去运用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的房地产大概在几年前已经进入了历史需求峰值期。最近几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增长是不错的，韧性比较强。

但仔细观察，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需求：主要是一部分地区房价在上升，都市圈城市群快速发展相关的结构性需求在拉动。但这种需求似乎也是达到一个峰值了，所以房地产增速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

但是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进入了持续的负增长。我们有一个全口径的数据统计体系，按照不变价当月同比口径来计算，房地产投资从去年7月份以后就已经进入了负增长，到目前还是负增长。当然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讲，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5.4%，但这是用现价计算的，如果用刚才说的不变价当月同比来计算，下降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也下降了20%以上。房地产行业自身规模大、带动行业多、与金融和民生直接相关，所以下得过快不可避免会带来全局性的冲击。

过去关于房地产问题的讨论比较多，怎么解决问题，要瞻前顾后。总体而言，对这个行业还是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我们应该提一个目标，要采取针对性强、见效快的措施，使房地产能够尽快回到一个正常的经营环境和增长轨道。最近有关部门陆续在采取一些措施。与此同时，还是要抓紧时间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形成一个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长期问题不解决，短期是容易出问题的。长效机制讲了很多年，这次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地进展。

另外，我认为包括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过去缺少关注、但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是除去基建以后的其他服务业投资。我们有个数据库显示，最近几年这个领域的投资比重已经超过15%。过去占比是比较低的，大概是10%甚至10%以下。但是最近几年比重一直在上升，现在已经达到15%，和房地产、基建投资的比重在同一个水平上，都是在15%到20%左右。

除去基建之后的其他服务业投资实际上相当重要，但是受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比如现在分析经济形势，很少有人讲这个行业的投资。仔细看这个行业的投资包括的内容：商务服务、科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投资，体现的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去年以来投资整体下行，包括不变价当月同比一度实际上是负增长，但是这个领域的投资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且增长、增速在各项投资中排在前面。

正因为如此，我想向经济界的朋友呼吁一下，以后我们应该把除去基建之外的其他服务业的投资放在和基建、房地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讨论。

讲完投资以后再讲消费。

消费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济困，即救助困难群体；二是扩大消费，这个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中等收入群体，这一部分人才能真正扩大消费。

救助困难群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比较多。去年以来整个经济下滑，消费也在下滑。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受疫情的影响主要是对接触性消费影响比较大，所以服务消费应该降幅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数据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时候商品消费的降幅是超过服务消费的。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就是疫情已经有三年左右了，一部分困难群体，特别是那些“手停口停”的群体，他们实际收入是在下降的，导致基本生活用品购买力也出现下降。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讨论也比较多，对怎么救助困难群体也提了不少的建议，如发消费券，也有人提出直接发现金等建议。这些建议面临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发放渠道。

我有一个相关的建议，救助困难群体首先应该用好已经有的、能够用的渠道。上个月末，我们一个研究团队利用网络平台发放专题调研问卷，监测和分析灵活就业群体的状况。在回收的26,000多份有效问卷中，谈到失业保障问题时，87.8%的失业人员没有领取失业保险金。为什么没有领？其中50.6%，也就是一半的人回答是不知道如何申请。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要用足用好现有的社会保障渠道，提高社会保障的可得性和领取方式的知晓度，真正做到应保尽保。

另外，关于消费还需要关注公共消费的问题。现在讲消费的扩大或者升级，一个重要的方面并不是个人消费，而是公共消费。看一下消费结构的变化，现在公共消费的比重是在上升的。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公共消费比重的上升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这也是个老问题了。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推动近3亿的进城农民工的户籍改革和相关的住房、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能有一个大的进展，能够做一些实事，那么通过扩大公共消费带动住房和基建投资、培育人力资本等渠道，对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特别是拉动消费，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供给侧的结构性潜能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稳增长的立足点还是要放到激发供给侧的结构性潜能。经济下行，人们对宏观政策关注比较多，但实际上宏观政策解决的是短期宏观平衡和稳定的问题。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近10%的高速增长，近些年降到中速增长了，但是前几年也有6%-7%，现在我们至少有5%以上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等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要高出一倍到两倍。那么高出来的部分靠的什么呢，仅仅是由于宏观政策吗，应该不是，还是我们有结构性潜能。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后发的经济体和这些先行国家之间的增长的差距。我们现在刚过一万美元，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在三四万美元，从一万美元到三四万美元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还相当大。

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提出了在中速增长期 “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所谓“1”就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大概今后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新的增长动能的最少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谓“3”就是补上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三大短板。

“2”就是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我称为两“翼”，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上三大短板，两只翅膀赋能，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这就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结构性潜能。如果能把这个结构性潜能发掘出来，中国现阶段整体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对增长前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应该说，总体上来讲中国还是处在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机遇期，中国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对冲回旋能力强、创新资源集聚快等优势将会得到保持并持续地增强。但是回头看一看也会发现，有一些结构性潜能受到我们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看得见抓不住。

下一步释放这些结构性潜能，还是要靠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推出一些具有扩张效应的改革措施。

深化改革开放、稳预期

释放结构性潜能

第一，稳增长、稳民营经济发展首先还是要稳预期。中国经济减速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的，主要还不是疫情的冲击，是因为有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监管政策产生的合成效应，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拖累影响，特别是对预期影响比较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重压力，其中一项就是预期转弱。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投资者生产者不看好前景，宏观政策宽松了，潜在增速能不能发挥出来，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怎么稳预期，需要进一步地重申和进一步明确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发展的系列大政方针，比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各种所有制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等。这些话以前都说过，还要再说，因为一个时期以来，这方面的杂音不少，引起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混乱。所以要通过这种重申和进一步的明确，澄清是非，增强社会各界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大政方针的信心。

另外就是要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的定位和作用，给民营经济吃长效定心丸。我所在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最近开展了一项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下一步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这部分人，也就是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3/4都是在民营经济就业的。这说明，下一步如果我们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很困难的。过去从不同的角度讲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我想下一步需要加一条，要促进共同富裕，还必须要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二，加强市场经济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坚持用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保持发展环境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40多年了，但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依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冒出来。比如去年有个别地区，当然是比较短的时间，为了完成能耗总量指标拉闸限电。这个现象出来以后，可以做一个分析。首先是政府部门有没有可能精准地计算出一个地区某一段时间（如某几个月或者某几个季度或者一个年份）的能耗总量？这其实是个老问题，当年我们要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政府部门不可能算得准，需要把这个计算交给市场。这些基本的原理还是需要反复强调，加强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从而减少一些不当的干预。出台政策、解决矛盾，还是要尽可能用市场的办法、法治的办法，在需要用行政办法的场合也要提高科学性、精准性，加强与市场和社会的沟通，有利于稳定和增强而不是弱化市场主体的预期。

第三，在稳预期方面，应该有更多更实的政策举措。一是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平台经济发展、创新型领先企业发展方面，能够出台一批针对性和获得感比较强的政策。二是在深化改革开放，解决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方面，采取一些带有标志性的改革开放措施，比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行业领域放宽准入、制度规则性对外开放等方面，能够采取一些有扩张效应、能提振信心的政策措施。

第四，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我们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把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有效结合。有人说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吗？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涉及到对改革开放方法论的理解。改革开放在不同的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期都得过河，过的河是不一样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因为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在当时不清楚。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然面对着大量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仍然要鼓励探索和试错。顶层设计就是指要指方向、划底线，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是要鼓励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短期内看不准、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层先行先试，通过试错找到对的办法，总结提高以后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推广。

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

支持建立促进绿色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

最后再提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现在讲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确实是新动能，但是怎么通过改革为它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激励？

这个方面我们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在做一项研究，提出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支持建立促进绿色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

所谓增长型碳汇，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增长型碳汇市场可以与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并存，后者主要任务是激励存量减排。

增长型碳汇市场则应聚焦于激励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既可以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还应包括钢铁、建材、化工等高碳领域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可通过发行国债或央行提供专项资金，对进入增长型碳汇市场的产品按照一定价格进行初次购买，然后转入市场流通。市场上的碳汇价格是对技术创新产品减排贡献的价值评估和报酬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投入市场的资金规模相应调节激励创新的力度。增长型碳汇的确定要符合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则，可运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方法降低成本、规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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