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瓷往往具有独特的风韵
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理想媒介
本文作者对一组流入欧洲、罕见于国内的
清初景德镇窑孔雀绿釉螺形器的
形状与纹饰进行分析
认为其设计应源自欧洲
并探讨了同时期欧洲人
对贝壳收藏及自然科学充满兴趣的
社会背景
#本文节选自《美成在久》第50期『清初外销瓷与欧洲贝壳热潮』一文,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霍小骞#
1614年，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地区评议会评议员和总管的库恩就在信中指出，一些荷兰人购买的瓷器品种“在中国是不用的”。这些饶有趣味的瓷器体现了异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也表明在交通和交流不甚便利的时代，外国客户的个性化设计理念和中国陶工为其定制的产品仍能跨越遥远的距离传播。
瓷器对螺的模仿
从笔者目前所见的有限资料来看，这批与螺有关的景德镇窑孔雀绿釉瓷器根据不同的造型，可分为A、B两组(见附表)，A组具有明显的螺形外观，B组的器盖和器身则近似卵形。首先简单介绍A组瓷器的基本信息。
模仿螺的景德镇窑孔雀绿釉瓷器
编号A1，含2件，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在法国由工匠镶嵌金属附件。年代定为18世纪。瑞士商人勒内·格罗格(René Grog，公元1896〜1981年)与法国设计师玛丽-路易丝·卡尔旺(Marie-Louise Carven，公元1909〜2015年)夫妇旧藏。
编号A2，含2件，现藏于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在法国由工匠镶嵌金属附件。瓷器年代定为公元1700〜1725年，镶嵌镀金青铜的年代定为公元1740〜1750年。美国商人威廉·汤普森·沃尔特斯(William Tompson Walters，公元1820〜1894年)与亨利·沃尔特斯(Henry Walters，公元1848〜1931年)父子旧藏。
编号A3，含2件，为英国王室收藏。在法国由工匠镶嵌金属附件。瓷器年代定为公元1700〜1750年，镶嵌镀金青铜的年代定为18世纪中叶。乔治四世时期(公元1820〜1830年)购入。
编号A4，现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年代定为公元1775〜1799年。荷兰业余汉学家让·泰奥多尔·鲁瓦耶(Jean Teodore Royer，公元1737〜1807年)旧藏。
A组瓷器的器形相当于带盖的三足盒，以半球形的体螺层为器腹，以口盖(厣)为器盖，体螺层一侧连接螺塔，下设三枚锥形器足，盖上有锥形钮(A3盖钮为弥勒形象，但可拆卸，可能并非原盖钮)，盖面和器腹外壁饰有数道凸起的纹路。
当然，这些瓷器的器身与真正的螺并非完全一致，如半球形的体螺层与螺塔之间的衔接很不自然。尽管如此，观者仍能看出其原型是十分典型的螺类，许多水生和陆生螺都具有类似的外观，如田螺科、蝾螺科、玛瑙螺科、大蜗牛科等。究竟模仿了哪一科的螺，似乎难以明确界定。
不过，这些瓷器最有趣的玄机在于其锥形盖钮其实也模仿了一种螺。芋螺科(Conidae)的外形特征就是体螺层很大，状似锥形，开口很窄，几乎与体螺层等长。部分芋螺的体螺层略带弯曲，螺塔十分低矮，顶部近乎扁平，整体外观与瓷器的盖钮相似。
有了以上认识后，再来看B组瓷器。编号B1，含2件，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在法国由工匠镶嵌金属附件。瓷器年代定为18世纪，镶嵌镀金青铜的年代定为约1770年。法国雷内尔侯爵让·巴蒂斯特·夏尔·弗朗索瓦·德·克莱蒙·当布瓦斯(Jean-Baptiste-Charles-François de Clermont d'Amboise，公元1728〜1792年)旧藏。
编号B2，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在法国由工匠镶嵌金属附件。年代定为18世纪。勒内·格罗格与玛丽-路易丝·卡尔旺夫妇旧藏。
编号B3，含3件，为巴黎苏富比2016年拍出品。在法国由工匠镶嵌金属附件。瓷器年代定为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镶嵌镀金青铜年代定为约1765〜1770年。图片上(见附表)居中的一件可能是法国人让·德朱利安(Jean de Jullienne，公元1686〜1766年)等人旧藏，左右两件可能是法国人奥古斯丁·布隆代尔·德加尼(Augustin Blondel de Gagny，公元1695〜1776年)等人旧藏。
编号B4，含2件，见于英国古董商店Cohen & Cohen。年代定为约 1720 年。
由B4可知器身一端原有卷曲的把手，因此B组瓷器原本的器形可能是带盖的汤碗(tureen)。器足如珊瑚枝形。器盖和器身外壁有多道凸起的弧线，弧线之间阴刻波浪形曲线，纹饰满密，并且呈轴对称分布。盖上有锥形钮，显然与A组瓷器的盖钮一样取形自芋螺。
至于器盖和器身外壁的纹饰，笔者起初对此感到困惑，受B1天鹅形金属附件的影响，一度以为是模仿鸟羽，但B3器身一端镶嵌的金属附件则是狮头形。与A组瓷器相同的芋螺形盖钮令笔者开始思考器身与螺有关的可能性，继而注意到这种纹饰可能源自大法螺(Charonia tritonis)。
大法螺
大法螺体形硕大，可长至数十厘米。螺壳每层均有螺肋，其间尚有细肋，对应瓷器上凸起的弧线；螺肋上有艳丽的褐色月牙形斑纹，对应瓷器上阴刻的波浪形曲线。只是与瓷器纹饰相比，大法螺的细肋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凸起，斑纹是块状而非线形，分布也不那么均匀。
在明确B组瓷器的主体纹饰与盖钮形状都模仿了螺的基础上，也就很容易理解器足做成珊瑚枝形的用意了，即通过珊瑚和螺的形象一同点明其隐含的主题——海洋。
东西方知识体系中的螺
为了弄清这批瓷器的设计出自中国还是欧洲，本文选取的方式是考察17〜18世纪中国人与欧洲人对螺的认识，即对不同种类螺的了解程度，尤其是大法螺和芋螺。
在今天的生物分类体系中，本文讨论的螺大致对应软体动物门头足纲和腹足纲的有壳动物，头足纲主要是鹦鹉螺和船蛸，有壳的腹足纲既有陆生(蜗牛)，也有水生。
中国古代没有统一的生物分类体系，蜗牛一般与昆虫并列，而水生的螺一般与龟、蟹等并列，合称 “水族” “海错”。古人对蜗牛种类的关注似乎很少，最多就蜗牛与蛞蝓是否算作同类的问题有一些讨论。相对而言，对各种水生螺的论述较为丰富。
笔者初步检阅了明代至清初的一些水产专题的文献，其中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和胡世安的《异鱼图赞笺》较为详细地列举了螺的不同种类。其他对螺的分类略有涉猎的文献包括《三才图会》《山堂肆考》《格致镜原》等类书、《本草纲目》等药物学著作，以及聂璜所绘的《海错图》。
可以看出，这些文献对螺的关注重点是实用价值(食用、入药、吹奏、制成容器、螺钿装饰等)或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各作者对螺的分类标准和定名并不完全统一，且往往因循旧说，在描述简略、缺少配图的情况下，有时难以确定其描述的是现实中的何种生物。最有参考价值的是《海错图》，不仅因为其收录的螺种类最多，文字描述较为详细，与图像一一对应，也因为其多数图文记录是基于作者的亲眼观察，相对真实可靠。
今天的大法螺和芋螺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的热带和温带海域，包括中国台湾和西沙群岛海域。假如这两种螺在古代的分布范围也大抵如此，那么理论上古代的中国人有可能知晓这两种螺的存在。
但纵观上述文献中出现的各种螺，可以确认为大法螺的是《海错图》中的“雉斑螺”，而没有一种可以确认为芋螺。聂璜对“雉斑螺”的描述如下：“产琉球海洋。其螺甚坚，纹如雉羽，华美可爱，至美者如斗，亦可作号螺。余客福建省城，见此螺，玩而图之，然疑琉球产螺不知何以如是其多，贾人曰：‘琉球穷国，无他珍异，鱼腊而外，多以海螺蚶壳压载入南台，而闽中始有。’”
《雉斑螺》
公元1698年
聂璜
据此说法，大法螺并非当时中国大陆沿岸的常见品种，只是有一部分从琉球辗转流入福建，为少数人所知。而芋螺作为一种形状独特、通常有艳丽花纹的生物，在当时中国的文献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以认为至少那些有能力著书立说的人并不认识芋螺。
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人正在热火朝天地搜集、鉴赏和研究世界各地的贝壳，其中包括本文讨论的螺(头足纲、腹足纲)，也包括双壳纲、掘足纲和多板纲生物。
欧洲的贝壳收藏至少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庞贝遗址就出土了一批贝壳藏品，其中有出自红海的芋螺、宝螺等。像鹦鹉螺这样形状独特且带有珍珠层的品种在9世纪就已从原产地印度洋—太平洋海域输入欧洲，为人珍藏。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得以涉足世界上的更多海域，也接触到更多种类的贝壳。到达非洲海岸和印度洋的葡萄牙人发现有的当地人将宝螺作为小额货币。
17世纪欧洲迎来了贝壳收藏的高峰，以荷兰人为首的欧洲人在亚洲进行贸易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搜集贝壳，并将其运回欧洲，贝壳的输入可谓该时期欧洲国家夺取海上霸权的缩影。1613年在回国途中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 “白狮号”(Wite Leeuw)载有多种贝壳，物种涵盖头足纲的鹦鹉螺科，腹足纲的芋螺科、宝螺科、蝾螺科、泡螺科、骨螺科等，以及双壳纲的砗磲科等，应是作为富有异国色彩的商品抑或船员个人的收藏品被装上船的。这些出自遥远海域的贝壳成为欧洲人的热门收藏品，在珍奇柜中占有一席之地。
同样在荷兰，从17世纪30年代起，贝壳成为静物画的新题材，此类画作是现实中贝壳收藏、鉴赏之风的投射。17世纪晚期，关于贝壳的专著在欧洲陆续出版，这些书收录了大量铜版插图，促进了人们对贝壳的了解，并成为贝壳收藏者的重要参考。
18世纪，荷兰、法国、英国成为贝壳收藏的三大中心，贝壳就像绘画等艺术品一样在公开拍卖会上出售，甚至出现了贝壳专场拍卖会。
欧洲人对贝壳的兴趣包含多个方面，其中有美学欣赏、想要遍览一切种类的好奇、收藏珍稀品种以自我炫耀的虚荣，也有自然科学的思辨。17世纪欧洲的贝壳研究可以看作生命起源、地球史等更为宏大的研究的一部分。
自然科学的发展伴随着分类体系的完善，此方面的集大成者是瑞典科学家卡尔·林耐(Carl von Linné，公元1707〜1778年)。他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物种命名的双名法和分类体系，在其分类和命名的物种中包括有壳的软体动物，从属于蠕虫纲(Vermes)甲壳动物目(Testacea)。这样的分类体系使欧洲人能够在相对清晰统一的框架中开展有关贝壳的交流和研究。
大法螺和芋螺虽非欧洲本地物种，此时无疑已为欧洲人所知。早期带插图的贝壳专著大多已收录这两种螺，最早的是耶稣会士菲利波·博南尼(Filippo Buonanni，公元1638〜1723年)于1681年出版的《观察贝壳时眼睛与思维的重现》。格奥尔格·埃伯哈·德·伦普夫(Georg Eberhard Rumpf，公元1627〜1702年)于1705年出版的《安汶珍奇柜》(D’Amboinsche Rariteitkamer)也没有漏掉这两种螺。
大法螺
（图片采自 Filippo Buonanni,
Ricreatione dell'occhio e della
mente nell' Osservation’ delle
Chiocciole, 1681, fig. 188）
芋螺
（图片采自 Georg Eberhard
Rumpf, D’Amboinsche
Rariteitkamer, 1705, p. 102）
从油画中可以找到更早的证据：在亨德里克·霍尔齐厄斯(Hendrick Goltzius，公元1588〜1617年)1603年绘制的一幅肖像画中，爱好收藏贝壳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东扬·霍弗茨·范德阿尔(Jan Govertsen van der Aer，约公元1544〜1612年)身前的桌上放着至少9件螺，其中有1件是大法螺，约有3件是芋螺。
《哈勒姆的贝壳收藏家扬·霍弗茨·范德阿尔肖像》
公元1603年
亨德里克·霍尔齐厄斯
荷兰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品种繁多的芋螺凭借独特的形状、丰富的色彩和花纹在当时的贝壳收藏界地位很高。在18世纪中叶出版的阿尔贝图斯·塞巴(Albertus Seba，公元1665〜1736年)的《重要稀有的自然奇珍详解》第三卷中，芋螺是插图篇幅最多的贝壳。
在描绘贝壳的静物画中，芋螺也有极高的出镜率。著名画家伦勃朗1650年专门为自己收藏的一件大理石芋螺(Conus marmoreus)创作了一幅铜版画。
芋螺中有一些品种被认为是十分稀有的，法国贝壳收藏家安托万·约瑟夫·德扎利耶·达让维勒(Antoine-Joseph Dezallier d'Argenville，公元1680〜1765年)在书中列举的最稀有的贝壳包括3种芋螺。
海之荣光芋螺(Conus gloriamaris)自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只有约20件为人所知，传说有收藏者为了维持自己收藏的海之荣光芋螺的稀有性，在拍卖会上买下另一件后立刻将其损毁。
稀有的芋螺在18世纪中叶可以达到惊人的价格，例如无敌芋螺(Conus cedonulli)是18世纪最贵的贝壳之一，有一件在1711年以500弗洛林(forin)的价格售出，另一件在1732年海牙的拍卖会上卖出1020利弗尔(livre)的高价。
以上事实表明，17〜18世纪，与中国人相比，欧洲人对螺的兴趣更浓厚，了解也更深入。可以推测，这批瓷器(准确地说，至少A、B两组的器盖和B组的器身)的设计应当源自欧洲。将芋螺这一欧洲贝壳收藏界的明星物种作为瓷器的盖钮，也就并非偶然了。
依样定制、镶嵌改装
与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
早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公元1506〜1566年)，航行至亚洲的葡萄牙人已开始定制绘有葡萄牙王室纹章和浑天仪的中国瓷器。此后，欧洲人的定制要求从纹饰、铭文扩展到器形、色彩。
早期中国陶工得到的参考物可能是显示图案、文字的平面稿(包括银币)，因而有时会出现产品的纹饰、铭文上下颠倒的情况。后来有了立体模型，如欧洲现成的器物，又如163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专门为中国陶工准备的一系列木制样品。
上文已提到，B组瓷器器盖与器身外壁的纹饰具有代表大法螺细肋的弧线凸起、斑纹呈线形且分布均匀的特点。由此看来，中国陶工参考的可能是平面的图纸，这份图纸已对大法螺的细肋和斑纹做图案化处理，如《安汶珍奇柜》中大法螺的铜版插图，部分斑纹已近似线形。此外，平面画稿也比立体模型更难反映细肋是凹还是凸。
不过，从笔者可找到的图片来看，这些瓷器的盖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所有盖钮表现的芋螺螺壳的旋转方向都与现实相反。腹足纲生物的壳绝大多数是右旋的，这些盖上的芋螺却是左旋。事实上，一些欧洲早期贝壳专著中的铜版插图也往往将螺壳画成左旋，就连伦勃朗的《大理石芋螺》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画家没有忠实再现螺的原貌，而是因为铜版画印出来就是原图水平翻转的效果。
至于瓷器盖钮为何产生这一现象，原因可能是中国陶工疏忽之下把盖钮做反了，也可能是图纸采用了水平翻转效果的版画，又或是这款盖钮的设计者并非真正的贝壳爱好者，只是根据部分版画上的芋螺或自己的印象描绘图样，目标是让产品在一个喜爱贝壳的市场上更具吸引力。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最大。
这些瓷器中，A1、B1〜B3可确定曾由法国人收藏，经镶嵌的器物也均为法国镶嵌，表明这批瓷器的目标市场很可能是法国，那里也的确是 18 世纪欧洲贝壳收藏的中心之一。
法国工匠对各器物的镶嵌改装体现了不同的思路。A1在盖沿加装锯齿形边，在锥形足外加装茛苕叶和球形足，仍为带盖三足盒。B2在盖沿、口沿加装锯齿形边，在珊瑚枝形足下加装茛苕叶形足，虽然少了把手，但功能变化不大。
A2、A3、B1、B3的功能则在镶嵌后转变为香熏(pot pourri)，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口沿上加装了镂空装饰带。此类设有镂孔的容器可存放芳香的干花，有时还要加入盐、香料、香水、精油等物与干花混合，这在 18 世纪的法国十分流行，或许和当时的巴黎臭气熏天有关，极具实用性。不少香熏即由东方瓷器镶嵌改装而成。A2加装的口沿和以茛苕叶为主体的底座是明显的洛可可风格。A3的镶嵌则较为简单。
B1和B3的镶嵌非常华丽。B1被认为是18世纪70年代由器物主人雷内尔侯爵委托皮埃尔·古蒂埃(Pierre Gouthière，公元1732〜1813年)镶嵌改装的，古蒂埃是巴黎著名的青铜雕刻及镀金工匠，长期为法国王室服务，其作品深得路易十六、玛丽·安特瓦内特和许多贵族的青睐。
B1原器的把手被疣鼻天鹅的上半身取代，与把手相对的另一端镶嵌天鹅尾部，器足下加装双层的椭圆形底座。B3含3件，把手都被狮子的头部与颈部取代，左右一对器足下加装椭圆形底座，中间一件更为复杂，不仅器身多了垂花装饰，加装的底座也别出心裁地融合了两件孔雀绿釉狮子，与镶嵌的狮头相呼应。
将B1〜B3与B4比较，可以看出B组瓷器的拥有者或镶嵌者似乎不满意原器把手的设计，因此或是有意截去把手，或是将把手改造为其他动物的头(当然，也可能是B1〜B3的把手因残损而未能原样保留，但 6 件器物都出现把手残损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瓷器由欧洲人设计，在完成制作并输入欧洲后，拥有者仍然可能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和实际需要，自由地变更器物的外观和功能。瓷器的设计者或许想用把手上的锥形凸起物呼应芋螺形的盖钮，可惜他的趣味没有得到普遍的理解。而改造镶嵌后的天鹅和狮子局部虽然精妙，却也削弱了瓷器外壁纹饰与螺之间的关联性，偏离了瓷器原本的设计主题。
导致这种偏离的一种可能是B组瓷器的造型和纹饰均为轴对称，并未忠实地还原大法螺的外形，即器身的设计与螺的关联过于隐晦。不过在16〜17世纪，欧洲一些以青金石、玛瑙等贵重材质制作的仿贝壳的杯形容器已采用类似的对称造型，只是其杯身模仿的头足纲或双壳纲生物的壳原本就是对称的。
高足杯
公元1662〜1675年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藏
B组瓷器的器身设计可能延续了既有的对称模式，但又另辟蹊径，融入了大法螺的花纹。不只是瓷器的设计，B1和B3镶嵌的天鹅头和狮头在此类杯形容器中也有迹可循，有的杯形容器设有鸭、鹰、龙或怪兽的头部。
高足杯
公元1600〜1620年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藏
最后，17〜18世纪出现在欧洲的螺形陶瓷器不仅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窑场也在欧洲贝壳热潮的影响下有针对性地制造相关产品。
在1684年清朝解除海禁以前，大量日本瓷器输入欧洲，其中有螺形瓷器，实物如美国盖蒂博物馆收藏的一对青瓷香熏，法国18世纪的拍卖目录和财产清单中有多条相关记录。
香熏（一对）
瓷器：公元1660〜1680年，
镶嵌镀金青铜：约公元1750年
盖蒂博物馆藏
德国宁芬堡陶瓷工厂在18世纪60〜70年代生产过一种盖盒，器身与器盖模仿船蛸属(Argonauta)，盖钮则模仿骨螺科(Muricidae)，实物见于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等。
盖盒
约公元1765〜1770年
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此外，法国塞夫尔陶瓷工厂生产过与A组瓷器相似的蓝釉软质瓷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均有收藏。1752年，塞夫尔的前身万塞讷陶瓷工厂已在A组瓷器的影响下生产仿制品，这些法国产的螺形软质瓷器在18世纪60年代早期相当流行。仿制品的器腹外壁同样饰有凸起纹路，螺塔缝合线处则增加了类似荷叶边的装饰。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螺形软质瓷器盖钮变成了一件芋螺和两件小螺的组合，并且施以釉彩，但芋螺螺壳的旋转方向仍是反的，看来法国工匠也并未意识到这个错误。
香熏（一对）
约公元1763〜1768年
波士顿美术馆藏
结语
通过对这批景德镇窑孔雀绿釉瓷器的设计溯源，可知其是为欧洲定制的外销产品。有关其定制和镶嵌改装的情况也可揣摩一二。这一溯源的过程将我们的视线从瓷器引向17〜18世纪东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
同一时期，中国人与欧洲人对螺的认识可谓深浅悬殊，反映出二者所见、所知与所思的差异。清朝的皇宫也许曾拥有开展贝壳收藏与研究的客观条件：清宫收藏中有一个装满贝壳的珐琅盒，似乎说明清宫存在一定规模的贝壳收藏；可作为参考资料的聂璜《海错图》也在雍正年间被纳入清宫造办处；乾隆年间还制作过模仿宝螺科动物的瓷质螺，十分逼真，应是陶工对照宝螺实物仿制的作品。
但对贝壳的兴趣并未在中国社会普及，遑论发展成热潮。与欧洲相比，当时的中国除了缺少相关的实物材料和公开传播的著作，是否还缺少其他必要条件，或许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本文编辑：琪然
文中图片皆采自《美成在久》第50期
『清初外销瓷与欧洲贝壳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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