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荐书 — 《分水岭——大明朝为什么终止了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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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

1600年的中国与西方

作者：

【美】史蒂文·瓦莱奇

潘慧宇译

众所周知，明朝初期有一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郑和下西洋。1403年至1433年的30年间，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与数十年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冒险之旅相比，郑和的舰队规模大得多。但此后，大明正统皇帝（1435年至1464年在位）颁布了“禁海令”，永久结束了对印度洋的探索，关闭了海外贸易。

不少历史学家责怪明朝的这一决策，因为停止进一步的探索剥夺了中国击败欧洲、控制欧亚贸易和传播明朝影响力的机会。也有人认为，大明正统皇帝的闭关锁国决策在当时是非常合理的决定，美国历史学家、长滩城市学院世界史高级教授史蒂文･瓦莱奇持有的正是这种观点。

瓦莱奇教授在《分水岭：1600年的中国与西方》一书中比较了从农业时代到现代社会，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导致这两大世界文化不同发展路径的因素。中西两种文明在上古时代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却在中世纪彻底背道而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解体了，再也没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中世纪的一千年间，西方文明不断尝试新的政治制度，频频转换，不断试错，这一动荡和剧变的进程最终带来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中国在这一千年里进入了传统治理的黄金时期，非常成功地维持了传统文化，挺过了中世纪的血雨腥风。但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一成功却让中国社会裹足不前，在拥抱现代社会时落后了。郑和下西洋被终止，正是中西方文明在中世纪分道扬镳的经典案例。

郑和是云南人，原本姓马名和。他的曾祖父在元朝任职，担任云南驻军司令。1381年，郑和的父亲在抵御明朝洪武皇帝攻打云南时死去。明朝汉人抓到郑和时，他才11岁，随后他被阉割，进了明宫，成了一名太监。郑和给永乐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皇帝任命他为内官监太监，最终升任明朝的钦差总兵太监。1405年，郑和受命第一次下西洋。

▲ 郑和船队规模

这支史无前例的庞大舰队共有62艘大型船只和225艘小型船只，包括2万多名士兵和水兵。最大的船只长达394英尺，宽83英尺，深36英尺。而87年后的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只有3艘，成员只有90人，最大的“圣玛丽亚号”仅72英尺长，宽26英尺，深6英尺，

第一次航行发生在1405年至1407年间，郑和的船队到达了占城、爪哇、旧港、马六甲、阿鲁、苏门答腊、南巫里、锡兰、葛兰、柯枝和卡利库特等中世纪印度洋沿岸的地方；第二次航行发生在1407年至1409年，到达的地方与第一次差不多；第三次航行发生在1409年至1411年，重复了同样的路段，但增加了暹罗、凯亚尔、哥印拜陀和普坦普尔。这样算来，郑和的船队6年里三下西洋，中间几乎没有歇过。

第三次航行归来后两年，1413年，郑和第四次出海。这次航行持续到1415年，航程远达中东和非洲东海岸，途经苏门答腊、彭亨、吉兰丹、霍尔木兹、马尔代夫、摩加迪沙、巴拉瓦、麻林（今肯尼亚）、阿丹、马斯喀特和祖法尔（今阿曼南部地区）。第五次航行发生在1416年至1419年之间，所到的地方与第四次相同。第六次航行是永乐皇帝发起的最后一次航行，发生在1421年至1422年，船队探索了所有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最后一次航行发生在8年后的1430年，但此时已是宣德皇帝（1425年—1435年在位）。在这次历时3年的航程中，郑和访问了印度洋沿岸的17个国家。总的来说，郑和的成功航行让明朝与东非、阿拉伯国家、文莱、印度、马来群岛和泰国取得了联系。这些接触开启了中国商业革命的可能性。但是宣德皇帝之后的正统皇帝（1435年—1464年在位）放弃了中国的航海发现时代，舰船被封锁，明朝并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商业革命。

▲ 郑和下西洋的行程轨迹

正统皇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人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发现时代。

后人经常把郑和的庞大舰队与数十年后哥伦布的探险小船队进行比较，显而易见的就是两支舰队在规模和大小上的巨大差异，这恰恰显示了15世纪明朝与西班牙在财富对比上的富裕与赤贫。郑和舰队的规模和威风表明，中国已经是其他文化为了通过贸易取得富裕而寻求的目的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文化在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哥伦布船队的主要动机是寻求通过向印度的新贸易航线，而郑和的航海并不是要创建商业前哨，开拓新的贸易伙伴和商业航线。明朝的中国已经是欧亚大陆最富有的文明，经济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不需要改善他们的经济贸易境况。而赞助哥伦布航行的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女王和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却急于获取国外的财富。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商业属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儒家的社会阶层遵循“士农工商”，学者在最顶层，农民位列第二，手工艺人位列第三，商人排名最后。儒家的学者认为，他们自己能理解“道”，并运用“道”所蕴含的知识来界定社会阶层；农民通过农业生产创造新财富；工匠把食物所带来的宝贵能量转化为耐用品，提供了一些必需品；商家位列最后，因为他们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仅凭微不足道的付出和四处游走而获得回报。所以商业是文明中最不重要的经济功能。

还有一点，郑和的官方称号是“钦差”，这意味着他的使命主要是外交上的，而不是商业的。郑和的目的不是寻求市场，而是收集麻烦不断的北方边界之外的中国潜在的敌人或同盟的关键情报。中国所有的皇帝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黄河以北的地区。在永乐皇帝的头脑中，外交上的军事功能是最重要的。明朝的最紧迫战略是应对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郑和下西洋的绝大多数时间，永乐皇帝几乎都是在北方边界地区度过的。

在郑和第六次航行期间，永乐皇帝因为经费问题，已经在考虑取消进一步的航行。由于中国人没有考虑这些航程的商业价值，他们的航行没有产生利润。十几年后，正统皇帝听从了儒家学者们的劝解，他们告诉皇帝，北部边界面临新的军事压力，需要他全力关注，并增加国防开支。这样，帝国已经无法承受海上探险的支出了。

1433年，第七次航行的最后一年，传统中国是已知世界中最富有的文明。在这个帝国的统治下，产生了壮丽的城市，形成了各行各业都具有特殊技能的职业结构。帝国制度创造出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产生了一个强大的文明行为模式，吸引了所有的邻国。对于和中国相邻的定居和游牧民族而言，汉化是一个普遍现象：韩国、日本、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的文化都反映了来自中国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征服中国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必须成为“中国人”，才能从中华文明中获得回报。但这些成功，恰恰令中国人从来没有摆脱他们自身世界观的局限。

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最大悖论，就是中国的传统既造就了辉煌的文明，又对其自身构成了严格的限制。一个朝代冉冉升起，然后又走向陨落，中国人把这个循环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朝代更替可以对现存的做法进行拓展，并提升到新的生存水平，但却无法颠覆底层逻辑。每一次重建总是发生在中国传统牢固划定的界限内，并维持至今，长达两千年。

本文为陈阳老师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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