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新建筑》2022年第5期
作者：
李凌燕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布正伟 中房集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践行于双奥之间的公共性建筑评丑探索
举世瞩目的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季奥运会，是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筑空间实践的两个重要节点，亦是见证中国社会改革与生产发展由量变向质变、从“土地增量”向“生态、科技提质”发展模式转化的转折时期。始于2010年、由建筑畅言网发起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以下简称“丑陋建筑评选”），正是产生并成长于“双奥”之间；且因其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而勾连起此社会深刻转型与跨越发展的完整过程，才得以成为新时期城乡发展理念与互联网媒介社会语境下，重新鉴识当代中国建筑真实样态的重要窗口。
“丑陋建筑评选”从2010年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12届，网友推荐项目共计1 051个，网络总投票量达 1 345 326票，入选建筑分布于27个省级行政区（图 1，2）。该网络评选将视野置于公共场域，利用“审 丑”专业门槛低、面向大众的高影响力，以及网络快速 传播等特性，第一次跳脱专业媒体聚焦中的“高精尖” 作品，转向了具有明显落差的大多数建筑。每一届网络评选，均由建筑畅言网组织、社会征集提名、公众投票参与、专家终审上榜，由此“丑陋建筑评选”实现了非专业与专业群体间务实有效的对话，并展现出渐进的实践推动效果：“从最初切磋于小圈子的同行公议……逐渐生发出严肃的学术意义，并积累起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1]，进而开辟出洞察我国当今建筑生成状态的新通路。例如，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在“优化城市空间治理”条款下提出严禁建设“丑陋建筑”，其后引发微博上话题“严禁建设丑陋建筑”高达1.7亿次的阅读量。透过12年来丑陋建筑网络评选的社会实践之窗，对其公众性与专业性持续交织、碰撞与联动所产生的众多案例作出分析，探究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当代中国建筑生成状态，系统检视与重新认知建筑价值创造及其制控机制等核心问题，已成为“建筑审丑”理应肩负的担当所在。
2、空间认知拓展中的建筑审丑站位与思维
“ 所有对丑陋的猜测都要经由非丑陋的领域。” [ 2 ]建筑理论家马克· 卡曾斯（ M a r k Cousins）如是说。“丑陋建筑评选”，正如顾孟潮所强调的，“评丑的意义在于，知耻近乎勇——知道存在的问题了，才会改善，才能进步”[3]。“审丑”的目标并非彻底地消解美、表现丑，而是呈现出“有批判的形式”，即通过对“极端化的泛精英”类异化形象来批判表现美[4]。“审丑”的重心旨趣并非单纯指向建筑表象美丑，或要在公众场域协调美丑之争，而是通过呈现建筑精英化审美统治之外的“异类”，于“丑”的涵义裂缝处集中呈现中国当代建筑的一种真实图景。与此同时，以更实在、质朴的方式折射出时代背景中人们“所恐惧和排斥的东西”，凸显时代语境与建筑生成样态内在矛盾的张力，不自觉地经由“丑”来构建出一种审视的批判意味，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自我调理和自我修复的作用。可见，“丑陋建筑评选”的社会实践，如果仅仅停留在“外表一眼丑”的评述逻辑上，显然是抓不住建筑审丑的实质和要害的，只有回到建筑审美与空间认知彼此交汇的路径中来，我们才能透过迷雾看清“庐山真面目”。
在当代空间社会理论中，列斐伏尔（H e n r iL e f e b v re）作为重要奠基人，将空间认知与社会理论关联起来，并在其间搭建了重要的基础性哲学脉络。他强调要在社会性与关系性范畴中论证空的合理性，认为“空间作为一种产物，并不是某种特定的产品，而是一种关系”[5]。列氏提出著名的“空间三元论”，将空间揭示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三个层级[6]，表达了现实角度下物质、精神、社会三元辩证统一的空间认知路径，认为人们正是经由这样的辩证层级关系，实现整个生存空间的融通和转移。在列氏看来，建筑学（微观）或者城市规划学（宏观）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出现的学科话语，就像一个过滤器“对内容进行筛选，将某些‘真实 ’去除，并用自己的方式来填补文本的空白”[7]，无法对空间进行真正的批判性研究。建筑审美是指以建筑为对象，以美为基准进行理解和判断的行为现象[8]。建筑作为空间的美学表征，其样态与其所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空间特征紧密关联。仅从现代艺术和建筑艺术自身的审美特征出发，并不能真正解释其变化。只有将建筑与空间审美放置于整体的空间认知框架中，特别是“在分析社会空间的形式中引出艺术和建筑的空间形式”[9]75，才能超越单纯的美学视角，获得更广泛的与基础性的观察脉络。这与当代实践美学理论家李泽厚提出的对审美问题的哲学探究有三种线索十分呼应，即“或者从人的意识、心理、精神中，或者从物质的自然形式、属性中，或者从人类实践活动中来寻求美的根源和本质”[10]122。由此，我们可获得空间认知与审美的共同性理解路径。
作为媒介网络中的建筑事件，“丑陋建筑评选”在关照建筑空间形式的议题深处，实质指向对公共场域中国当代建筑及其空间的认知问题。相比于其他专业性的建筑评选，“丑陋建筑评选”伊始对于建筑的讨论就跳脱开了单纯建筑物质层级的追问与品评，而更多地展现出物质空间与精神建构、社会实践紧密联通的公共视野，呈现出对当代中国建筑交织缠绕的多维度问题的并置检视特质。这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脱离学科制约的社会批判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化媒介实践，对中国当代丑陋建筑的审视，充满着网络社会作用下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描述的虚实相融的“流动空间”①实践新特质——脱离了真实时空维度限制，表现为物质真实与想象空间、媒介空间相互作用而粘合的复杂构建过程，以“丑陋的失序之物”中断和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的惯常叙事结构，引发媒介公共场域特有的建筑认知“差异性景观”，唤起我们对其进行重新审视的冲动。本研究借助上述“物质—精神—社会”的递进式空间认知路径，将近12年来“丑陋建筑评选”实践，放置于专业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中进行剖析，以期描绘出近40余年中国当代建筑负面生态图景②，进而揭示缠绕于其中、需要我们予以更多切实关注的重要问题。
3、媒介公共视域下的建筑生态负面检视
3.1、空间物质化宏构竞攀，催生造作样态繁衍
布鲁诺·赛维（Burno Zevi）认为：“空间的本质上仍是空的，有赖于人的体验和观看……‘观看者’的体验与建筑美丑判断有直接关联。”[9]74建筑作为重要的社会实践产品，始终具有特殊的社会影响力。对各文化层次的审美主体来讲，建筑物质形态的“视觉感受”往往是影响建筑认知的基本维度。“在所有的建筑知识中，概念构筑的方式都反映了建筑的理念。”[11]而作为一次社会性媒介网络实践，“丑陋建筑评选”拥有庞大的民间案例捡拾群体。审美主体的经验与背景参差、社会化媒介的视觉信息传播偏向等，均进一步强化了以“视觉”为第一要素的“丑陋建筑”筛选原则。建筑形式的美丑，自然就成为公共网络场域中迅速吸睛、积累网络流量、低门槛链接专家与公众、激发认知碰撞的重要触发因素。
3 无锡万达文化旅游城展示中心
4 江苏南京蜂巢酒店
5 吉林广电中心
6 广州南丰汇大厦
从2010—2021年的“丑陋建筑评选”实践可以洞察到，伴随城镇化加速而日益增强的竞争意识，使得市政建设、房地产开发等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过程在展现“生机勃勃，旧貌换新颜”气象的同时，也出现了“空间物质化宏构竞攀语境下催生出的造作样态繁衍”。12届“丑陋建筑评选”上榜结果显示，量多面广的当属“物象放大，津津乐道”的具象丑类建筑。如无锡万达文化旅游城展示中心（图3，第五届），整个建筑是一个放大到40 m高的紫砂壶，类似的入选案例高达20%，且一、二线城市均有其份。建筑原本是通过空间实体及其环境意象营造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意境去感染人的抽象艺术，但具象丑类建筑的表达因喜欢用粗俗仿真的形体去“讲故事”“表特色”，而被网友戏称“一年不看难受，看了难受一年”。“猎奇联想、生搬硬套”属于第二种典型之造作样态。如江苏南京蜂巢酒店（图4，第十一届），坐落于国家森林公园度假区百米高悬崖处，建筑不仅以蜂巢形态和色彩来组构描绘其外观的语汇，还将蜂巢元素延伸至室内设计。如此耗资30亿元的倾心打造，带来的却是强加于人的冷漠感受，与其设计初衷“以自然形态融入景区环境的想法”南辕北辙。此外，造作样态的表达还突出地表现在“虚张气势、故作姿态”的“炫技派”上。如吉林广电中心（图5，第三届），前部超常的水平悬挑、其后又弯折向上的张扬组合动势，既与建筑性质毫无关联，又与周边环境极不相融。又如广州南丰汇大厦（图6，第五届），建筑样态“怪异悚然、令人生畏”，与其所在地广州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品位极不相称。
“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实践”[10]121，是一种社会意识。审美和审丑更多依赖直觉，其引发因素虽然只是事物单纯的外在形象、形式，但实际上这种直觉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深层内容。无论是世俗化的“具象丑”或是异质性的“炫技派”，“丑陋建筑”中无不暗含着建筑空间实践中“视觉性、图景化”的优先逻辑，即过度追求瞬间视觉刺激背后的感官震动，驱使建筑创作中的物质性使用价值让位于符号象征价值，失去了深度形式美内涵的支撑。以“极端图景”方式铺陈出建筑外观的造作乱象，从根本上讲是由快速城镇化的推进逻辑和建筑物质空间所承载的复杂创造欲望所驱使的。首先，作为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动力机制，城市和建筑空间扩张与逐力竞攀使得空间的创造不可避免地被整合到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过程中，成为权力和资本获得合法性的场所。当野蛮生长的空间市场与糅杂混沌、良莠不齐的社会审美相遇时，创作实践的出位与落败便成为必然。其次，作为城乡建设中的优质不动资产和极具形象彰显度的“巨型物质符号”，公共建筑更容易成为“角逐独特”“叫劲意志”的宏大画布，并最直接地通过建筑外观的“视觉出位”予以表征。再则，在建造过程中公共建筑往往集结了工程审定方、投资方、设计方、施工方乃至使用方等诸方利益的平衡与审美诉求的调和；将违反设计规律的“私货意图”渗入实施样本，并最终反映在建筑形态这一外化载体上，形成强势夺目的物质空间特性，这已成了各方妥协、提升再平衡效率的常用方法。正是上述造成“极端图景”层出不穷的多种原因相互掺杂，在空间宏构竞攀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才催生出当代中国公共建筑创作频频“失范”③之顽疾。
3.2、空间符号杂糅，表征文化失重与革新困顿
在公众场域与网络时空维度中，建筑更多以文化符码、视觉象征物等形式参与社会体系运行，体现其所依托的特有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空间表征意义上，“丑陋建筑评选”依托互联网创造出的没有社会边界、身份、地点、时间限制的虚拟流动新空间，将相继发生、属于不同时段的“丑陋建筑”进行提取与类型化、符号化聚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当代中国建筑检视的“时空压缩”[12]与图景平置，创造出“审丑”的空间叙事新文本。由此，我们得以重塑全新的关系视角，对“丑陋建筑”所指代的空间符号表征和社会文化叙事进行关联性宏观考察。整体上看，12届“丑陋建筑评选”凸显了若干中国当代建筑典型的“丑陋”符号特征，并经此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与复杂心理结构叠置并存的特质，进而呈现了此种社会语境所孕育出的建筑审美认知与文化观念的深层差异，以及裹挟于全球性与传统性抗衡之间的建筑革新实践困顿。
7 北京金泉时代广场
8 河北燕郊北京天子大酒店
“丑陋建筑”突出让人诟病的即为各种与当下社会文化心理空间极其不适配的杂糅审美与认知趋向。传统小生产者文化符号的空间化直译，成为最具时空反差特质的“丑陋建筑”类型。如位于亚奥核心区域的北京金泉时代广场（图7，第二届），建筑形态和色彩都与中国传统货币“金元宝”极为相似，通体打造出强烈的“黄金”印象，拜金主义意象鲜明。又如河北燕郊北京天子大酒店（图8，第一届），将中国民间传统的“福禄寿”三星彩塑这一长期见于私宅空间的小型工艺品，简单放大至建筑与城市公共尺度，导致与城市景观面貌极不协调。该项目曾以“最大具象建筑”登上吉尼斯纪录，更是经互联网住民的集中符号赋权，成为Twitter与Facebook上被公众诟病的当代中国建筑负面指代的“强符码”。实际上，以“钱币”“元宝”等显性或隐喻为建筑形态的案例在“丑陋建筑评选”中并非少数，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也有近些年才建成的新建筑，可见此病症有多么顽固。究其文化根源，仍是前现代“民以食为天”的小生产者文化沉余在建筑空间上的体现，即“缺乏理性精神与逻辑思维，更注重实用与感性存在”。这也表征出，仍有大量建筑的话语权拥有者跋涉于现代化转型的路途中，“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尽力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3] 。
9 安徽阜阳颍泉区政府办公楼
10 河北美术学院灰姑娘城堡
“官式山寨建筑”是另一类屡屡上榜的典型“丑陋建筑”类型。如安徽阜阳颍泉区政府办公楼（图9，第一届）即仿造美国国会大楼式样修建。历届“丑陋建筑评选”中近一半都有“官式山寨建筑”案例，不仅涉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更是广泛存在于三、四线城市或县级层面区域，成为普遍存在的症结性病态建筑类型。这些投资巨大、标准奢华，形态与空间内涵形成强烈文化冲撞的“官式山寨建筑”，通过复制国外著名地标性权力建筑外形，以求达到“一见如故”的联想式观感效果，而无视其原型所在的空间结构与文化背景，仿造性、快速化与平民化特征鲜明。由建造时间看，“官式山寨建筑”多集中修建在2000年后，正值我国全球化快速推进、市场经济鼎沸、中西文化碰撞频繁激烈时期。将建筑视为权力图腾的“官僚建筑美学”之盛行，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盲目求大求新的畸形审美与扭曲的空间权力观。还有一类“丑陋建筑”，虽不是整体照搬，却也乐此不疲地拙劣模仿西方古典流行的建筑式样，留下了许多水土不服、令人尴尬的粗俗场景。如河北美术学院灰姑娘城堡（图10，第六届），将异国的城堡样式套用在艺术院校建筑中，不但与建筑自身属性极其不符，更与艺术院校应有的专业审美水平大相径庭。正如当代著名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言：“模仿是同源系统内在的表现，是对原体的膜拜，是对已有主导信码的复制与借用。”[14]这些建筑通过对原型建筑创作语汇的错位解读、“简易翻译”与暧昧共生，实现自我和他者“非同质象征关系”的强行适配，传递着对建筑原型所代表的文化仰慕心理，表达着“西强中弱”文化格局影响下，对本土文化低位的认同，进而引发公众产生文化指向和价值占位上的巨大心理落差。
“眼球奇观”的乱象频发，让公众不断迎面遭遇与当代社会心理正常阈值和理性审美语境不符的“意外”。其中，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与落后文化习俗的沉渣泛起相互裹挟，社会转型期糅杂的社会审美与文化观念的长期影响，均造成了建筑创作审美认知的多元与无序、新旧文化意识的冲撞与纠结，并最终都妥协地集中于形态各异的“丑陋形态”的物质化呈现。这种失败的空间叙述，在勾勒了当代中国建筑实践价值观“迷失相”的同时，也为当下建筑实践中的社会公共价值观念敲响警钟。
11 湖北潜江曹禺大剧院
12 山东潍坊市民文化艺术中心
13 北京盘古大观
14 广州融创大剧院
“丑陋建筑”还集中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交织常态下，当代中国建筑创作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强烈冲击、探索自身传统认知与革新过程中的长久困顿。这个缠绕深远的当代建筑创作共性难题，在大规模快速的空间生产中催生出海量“丑陋”形态，凸显的层次也很丰富。直接套用、滥用传统元素，或者简单直白转译传统符号，形式高于功能，成为许多“丑陋建筑”的共性，也成为普通和明星建筑师都屡屡中招的类型。例如，湖北潜江曹禺大剧院（图11，第九届），在设计上试图借鉴中国传统殿宇式建筑样式，但建筑形体语汇混乱、色彩配置失误；山东潍坊市民文化艺术中心（图12，第一届），建筑创作立意选自潍坊风筝这一民俗文化特色，但建筑形式纠缠于艳丽纷杂的色彩、细部装饰的浓重，反倒因陷入“特色盲动”而失去建筑文化品格。即使是著名建筑师操刀的作品，也因对传统文化理解偏颇与转译生硬，哗然走样。如李祖原设计的北京盘古大观（图13，第一届），作为北京城市中轴线区域的地标之一，将传统文化中传承的龙图腾文化意象附着在现代建筑上，其腾空而起的“龙头”形成了与附近“鸟巢”“水立方”等城市形象极不融合的出位外观，加之内部改建的使用功能问题，该标志性“龙头”已于2021年被拆除。又如广州融创大剧院（图14，第十一届），由英国建筑事务所SCA设计，其灵感源于中国古代丝绸，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并选用中国著名画家张鸿飞的《百鸟图》作为建筑表皮元素，但最后呈现出的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国棉被”的滑稽效果。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的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15]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元素的无序杂糅还是外国建筑师的水土不服，均深刻表征了当代建筑创作生态中长期“中低西高”的深层社会文化对抗性结构，既有西风猛进与传统断裂压力下主流文化主导力和整合力弱化引发的建筑创作困顿，也有在追赶西方的历史愿望中包裹着的强烈的民族与传统情结。这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宏大叙事“断裂—整合—再断裂”发生模式与内在逻辑的空间叙事表达。本土与全球化交织中的传承与融合，注定是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的长期命题。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中国建筑实践努力建构当代范式并取得了可喜的探索与进步，但透过“丑陋建筑”所呈现和检视的大量符号式极端空间图景，我们也看到多元、混合、复杂并存的社会生态场域仍是制约中国建筑实践前行的真实存在。
3.3、空间守正偏离，凸显社会制控机制之失衡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6]哈维（David Harvey）也强调：“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17]在“丑陋建筑评选”片断性的空间叙事中，当代中国建筑实践对于自然和人文环境造成复杂、深远破坏的案例比比皆是。隐匿在“丑陋建筑”乱象背后的建筑实践价值观与普适性公共价值内涵的错位，特别是话语权力配置不均、社会制控机制失衡及其导致的空间正义性偏离等深层问题，都一一被凸显出来，成为公众在“丑陋建筑评选”中关注度最高的“显命题”。可见，公众对于“丑陋建筑”的热度审视，更多地穿越了专业圈层面权威言说的空间形式本身，依托“丑陋建筑”自身社会属性和虚拟空间的言说优势，指向对塑造建筑空间具有更大决策权的社会制控过程。
15 贵州天下第一水司楼
16 海南儋州恒大海花岛建筑群
无视既有自然生态环境，在顶级生态区域肆意建造、争相开发所谓的“特色景观”空间，对既有环境造成“创造性破坏”的典型案例令人惊愕不已。如被称为贵州版“布达拉宫”的贵州天下第一水司楼（图15，第十届），高达24层99 m，无视周边秀美环境基因，其繁复的层级、臃肿的造型对不可再生的优质生态环境造成长久破坏，最终因耗资2亿使本身并不富裕的独山县背上巨资债务而成为烂尾楼。又如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的海南儋州恒大海花岛建筑群（图16，第十二届），修建于世界罕见的人工岛——海花岛。在恒大资本投资千亿任意妄为的助推下，“仅凭感觉”和“唯利是图”的硬性开发之路导致建筑炫富、媚俗的审美旨趣和怪异杂乱的形态，使得海南群岛这一国家战略性生态资源区域之星，从此失去了“最优海洋生态”的灿烂光彩！这两个案例均是主流官媒揭示的反面案例，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是空间正义偏离与社会制控力失衡的典型表现。
17 重庆来福士广场
18 江苏苏州湾文化中心
19 包赞巴克力求在苏州湾9 hm2
占地上一举实现钢铁巨构“飘带”
a “飘带”实景
b 构思草图
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地处某些著名城市重要区域空间的地标性建筑尽管有模有样、名气远扬，却也开始接连登上丑榜。虽然会因站位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声音，但出丑定有实因，而决非空穴来风或随兴起哄。如重庆来福士广场（图17，第十届）反叛常理，完全不顾及有限的原基址条件，像“榨地皮油”似地强做极限高容积率开发；在名家设计品牌效应的掩饰下不惜耗费巨大建筑资源，照搬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超高层上横架大跨连接体的做法，最终使重庆山城十大文化符号之一的朝天门——这个由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景观相互交融形成的历史印记——荡然无存。又如江苏苏州湾文化中心（图18，第十二届），由法国著名建筑师包赞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操刀，力图在9 hm2的总占地范围内把大剧院、博物馆、展览中心等用装饰性飘带包装在一起。这一创意不仅与“多元业态组合创新”没有实质性的内在关联，而且尺度巨大、极其冗长、多维扭曲的飘带状“钢铁巨构加片块拼贴表皮”，让设计与施工全过程耗费了难以计算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其在全生命周期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麻烦更是“无底洞”（图19）。这些“假大空”大手笔创作，痛快一时带来的却是长久的负面影响，问题症结在于缺少对设计决策的慎重判断和有力制衡。
“丑陋建筑”违背建筑创作伦理与生态美学，以低劣创作耗费大量经济与社会成本，侵占不可再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资源，创造出断裂、异质空间景观。正如王明贤批判的：“一个项目动辄耗资千万上亿，甚至上百亿，还造成了这么大的污染和破坏，让人愤怒。”[18]尽管“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是经过正规程序审批的”“都在工程总投资控制之内”等辩解之词可有其实，但在建筑实践背后却需社会承受碳排放、气候变暖、地质污染、生态受损、农田土地被挤兑等难以估量的代价。建筑评价如果看不到“建筑成本”所隐含的高昂的“社会代价”，就显得十分狭隘和短视[19]。特别要指出的是，资本“将控制关键的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作为重要的武器”[20]，引发公共空间话语权垄断与空间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正说明了长期建筑实践过程中对公共建筑作为重要社会产品与资源等空间正义问题的漠视。而其中社会制控机制的微弱和失效，也凸显出市场机制下以“土地财政收入”为基础的城市化空间生产逻辑的弊端，以及强势资本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在利益诉求上的默契式危害。“空间分异和空间断裂不仅严重干扰公平和谐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必然触及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认同”[21]，造成空间去生活化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巨大矛盾。当下，我国正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倡导生态、绿色、高质量的崭新建设理念。这也意味着“丑陋建筑”所折射出的空间分异与隔离、公共空间的缺失与挤占、公共服务空间的失衡与错配等问题，乃至空间生产权力与机制失衡等顽疾，都将面临深度调整的挑战。
4、结语
“丑陋建筑评选”是当代建筑空间实践与虚实交融的网络媒介实践之间的特定链接，以“时空压缩”的回应方式揭示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公共场域中的建筑生成状态。诚然，由于网络媒体的技术特性与社会公众的关注偏好，评选过程消融了真实与具象中诸多繁复构成因素，将我们对建筑的认知与审视放置于物质化与经验化的“实虚交错视域”，使得我们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生态的负面检视难以做到周全。但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期以来“故步自封”的审美思维牢笼，一方面借由网络媒介技术构建的新型“公共空间”及其互动平台推进建筑有关“物质”“信息”“意义”等概念内涵产生繁衍与异化效应，另一方面重塑了我们对建筑空间与建筑审美的新认知与新体验。这不仅将成为业内学习、讨论、思考、提高全过程中的一种新常态，而且经由新媒介达成的公众参与的新通路，还会进一步推动建筑空间创造的“申辩话语权”和建筑审丑的“评判话语权”为广大公众所享有，从而为历史性地树立和谐共生时代“面向公众、深入协调、求索最大公约数”的建筑营造方向和建筑评审模式，打下应有的坚实基础——这也正是建筑评丑社会实践的归宿所在。
图片来源：
图3—16，18引自http://www.archcy.com/；图17，19引自https://www.baidu.com/；其余图片均由作者整理绘制。
注释
① “流动空间”概念由城市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199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将信息技术革命看做空间关系重构的重要动力。他认为：数字技术将人们赖以活动的现实空间与创造意义和话语的虚拟空间进行了链接，打破了传统的空间距离障碍和时间限制。最终，所有的空间性坍塌于虚拟空间之中，形成一个网格化、非历史的流动空间，它凌驾于第一、第二空间，更接近和相似于第三空间的特性。其上，现实空间的社会功能、意义与权力均可被重构。
②“丑陋建筑评选”虽然至今举办12年，但参与网络评选的建筑作品并没有严格时间限制，而是以整个当代中国建筑建成作品为遴选对象。这既凸显了网络作为评选平台“时空压缩”的特性，也使“丑陋建筑评选”得以创造出特有的检视当代中国建筑整体生态的典型案例库。
③ 失范，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Em i l e Durkheim）首先提出来的。社会失范指在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
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 2022-08-16
编辑：黄彬
END
独家访谈 董雪莲 施道红 朱宗亮 谢怡邦 王希元 崔愷 刘少瑜 臧峰 米笑 唐康硕&张淼 何崴 大桥谕 杜昀 庄惟敏 汪科 米俊仁 温子先 布正伟 王明贤 顾孟潮 王飞&崔曦 周榕 徐守珩 段威 吕强 杨保军 宋国鸿 苏哲维 王蔚 毛厚德 张九郎 曹晓昕 崔海东 朱晓东 马一洪 郑权 吴晨 胡越 于晨 瞿燕 阮昊 宋永平 邵红升 刘恺 范晶晶 张华 王秀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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