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人性场所 · 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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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YanYan公众号的第063篇文章

你好，我是YanYan，感谢你的关注，我们继续精读。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是《人性场所 · 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本书最主要的两位编著者，一位是克莱尔·库珀·马库斯（Clare Cooper Marcus），世界知名景观设计师、加利福尼亚大学风景园林系及建筑系名誉教授。另一位作者卡洛琳·弗朗西斯（Carolyn Francis），同样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风景园林系及建筑系，与莱尔·库珀·马库斯合作创办了咨询公司，提供各种设计和规划项目的咨询服务，尤其关注用户参与过程和儿童需求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脱胎于马库斯早年为景观设计系学生开设的课程——“开放空间设计中的社会和心理因素”，课程要求学生们针对旧金山市各类开放空间中“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观察，并在学期末提交一份详细的使用状况评价报告。随着优秀的报告和相关论文越积攒越多，编者便重新将其总结梳理，归纳出应对不同开放空间的设计导则，这些空间包括城市广场、邻里公园、口袋公园、校园空间、儿童户外空间、医院户外空间等。

关于“以人为本”、“人性设计”的话题，我之前已经和你分享了两本专业书籍，《交往与空间》和《大众行为与公园设计》。《交往与空间》探讨的是人的交往活动如何深刻影响着城市活力，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大众行为与公园设计》通过剖析人的行为习惯，用以指导公园环境设计，并给出了观察人的具体方法。

《人性场所》相较于前两本书，更为聚焦和落地，本书的核心目标是在研究和观察的基础上，为各类城市公共空间提供详细的“设计导则”。尽管我们都清楚要在空间设计中考虑人的使用，但在实际项目中，我们很少有时间真正进行广泛观察和实证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也面临和我们当前一样的问题，本书正是希望弥补这一缺憾——设计师没有精力，我来帮你，编者通过导则的形式，引导设计师建造出满足人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本书所提的“开放空间”，就是我们更常说的“公共空间”，后面将同义替换）

不过，不同地区的人群，势必对公共空间有着不一样的需求。本书既然是为美国设计师们提供导则，因此关注的人群自然也仅限于北美地区，甚至许多案例都来自旧金山。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会在后文中谈到。

严格来说，今天的内容不算是精读，充其量算是导读。因为本书的结构更像是教材，或者是带有详细说明内容的规范，于是我很难为你做到精读，就像我无法精读《公园设计规范》一样。

本书每一章几乎都有着相似的结构，首先是引言和对该章空间类型的定义；之后是过往文献综述，涉及形式的演变和对使用需求的研究；主体部分即是设计导则，分别针对诸如位置、尺度、微气候、边界、空间划分、交通组织等内容进行论述；然后会附上若干案例，评价其成功和失败之处；最后一部分是按序号编写的“设计评价表”，相当于是对以上内容的汇总，方便设计师在方案设计前参考，或进行后期设计效果评价。因而本书更适合查阅，或日常学习翻阅。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我其实很想带你透过书中的内容，补充两点背后的议题。

所谓“设计导则”，我们不妨理解为是针对公共空间设计问题的一套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案要想成立，必须要前置思考两点更基础的议题：

第一，解决方案要面对的问题是真问题吗？第二，解决方案适用的边界范围怎样，放之四海皆准吗？如果这两个议题不思考清楚，那我们便有可能成了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是钉子。

这样说有些抽象，对应到公共空间设计中，其实要思考的就是：

第一，我们当前真的还需要户外的、实体的公共空间吗？

第二，针对北美的设计导则适合中国吗？导则背后更值得关注什么？

01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公共空间？

历史上“公共空间”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中世纪的城镇广场通常是一个城市的核心，它是城市的户外生活和聚会场所；是集市、庆典甚至执行死刑的场地；还是人们了解新闻、购买食物、闲逛聊天的场所。如果没有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我们也许会怀疑中世纪时期的城市还能否正常运转。

可是进入现代社会，公共空间还重要吗？

今天尤其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们，很少会去露天市场购买食物，更不会到广场上和大爷大妈们聊八卦新闻，与生活和社交相关的一切事物，基本都可以在网络上完成。说实话，在疫情刚刚开始，足不出户、在家主动隔离的那一个多月，我丝毫没有感受到任何生活上的不适应，甚至因此少洗了不少衣服，反而减轻了许多家务。

作为设计师或者规划师，尽管我们嘴上说着公共空间很重要，可细细想来，身体感受仿佛更能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回答。最近互联网界最大的新闻，你肯定知道，Facebook改名为Meta，象征着这家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全面转向元宇宙。按照扎老板的构想，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将有一个数字身份，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另一种人生。

所以，回到现实中来，真实生活中的公共空间真的还重要吗？在网络世界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走到户外，进入公共空间，展开面对面的社交？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掌握再多设计方法和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不清楚究竟在为何而设计。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关键问题。

公共空间当然依旧重要，同样是生活，现实和虚拟环境的最大区别在于，只有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可以提供“公共性”，我们人是被公共性塑造的。

什么是“公共性”？简单来说，它指的是一种能够使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人顺畅连接、相互交往的性质，与“物质空间可达性”相对，它强调的是“社会心理可达性”。

具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其存在意义在于它能够把不同差异性的人, 无论种族、年龄、阶层和爱好，集聚在一起，通过在城市中的公共交往, 突破了原来的个体身份，形成更广泛层次的社会关系，它使人们连成社会。

“公共”不等于“公共性”，举例来说，地铁车站、高速公路，这些地方肯定都是公共的，但它们构不成公共空间，只是一个公共场所；只有当这里发生公共交流，把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联系起来，建立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公共性”，需要和不认识的陌生人建立社会关系？他们与我何干？

大道理听得太多了，我们还是举点身边的例子吧。今年很多地方的小区都发生过电瓶车电池爆炸的事件，离着近的人很多都是当场丧生，轻者也会严重烧伤。然而，你发现没有，最可怕的反而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网上评论区，居然有不少人是在叫好。具体评论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热点事件，我们如今总能在某博下见到异常匪夷所思的评论。

但我们不妨仔细想想，这些叫好的人当真是坏人吗？善恶不分、缺乏同情心吗？其实也未必，如果他们当时不是在手机上看到，是在生活里眼睁睁见到对面的楼发生爆炸，他们还会说出那样冷漠的话吗？我相信，他们也许还会加入救援，帮忙维持现场秩序。

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期间，我们分明能在各路短视频中目睹，在水流湍急的十字路口，一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彼此搀扶着过马路。要放在平日，确实很难有机会感受普通人之间相互帮扶的情义，以至于让人怀疑，这类品德正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前进、城市外延不断扩展而不断被消解。

然而品德事实上并未消失，在暴雨让整座城市陷入瘫痪时，民间自救互助的行动变得多起来，水灾让许多郑州市民感到他们与这个城市的情感联系变得比过去更强了，同时，对于周遭人的关注也更多了。

为什么我们在网络上的发言是暴戾、情绪化的，而在现实世界又能重拾善良的品性？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观点：因为自我从来不是独立完成的，要在其他人的注视下，我们才能够意识到独立自我的存在。但是，我们躲在手机屏幕后发评论的时候，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只是情绪的发泄。我们可能和某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要是在网上评论，你一言我一语轮番交战，一定会吵的面红耳赤；可在面对面的时候，往往会更注意去寻找共同语言，倾听对方的道理，取得真正的启发。我不觉得那是因为我们不敢打一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只有那些能说话的人, 才能保持沉默。仅仅因为我们天生就与他人紧密相连, 所以我们才会个体化。”“一个人的个体化，越是向内在发展，他也越是卷入外部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是相互承认的。”

所以我们为何一定需要“公共性”的存在？这既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发展，也是为了塑造积极的社会力量。我们不必等到面临灾难时，才开始关注身边的陌生人，当我们走出去，在现实的人际交往里表达个人感受，也接受他人的影响，不只是为了展示自我，而是追求交换彼此的想法，追求互相成就的时候，那个抽象的“公共性”就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它不能建立在虚拟的、有信息茧房的网络世界中，而要建立在现实的公共空间中。

好在，大众对公共性的关注和重视，正在回潮。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近两年学者群体逐渐成为了新偶像，尤其是年轻一代，像追星一样热捧知识分子。例如在《奇葩说》担任导师、讲述西方思想史的刘擎，B站史上粉丝最快破千万的法外狂徒罗翔，通过《十三邀》俘获大量年轻观众的人类学家项飙，讲爱情和亲密关系的复旦副教授沈奕斐，还有更早的北大网红经济学教授薛兆丰等。

知识分子走红网络并不稀奇，比如上一批《百家讲坛》时期的易中天、于丹，但从内容上看，这一批网红学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上一批贡献的知识主要是历史故事、道德教化，与理解现实的关系并不大；而当前出名的学者都是用社会人文类学科的专业视角点评当代生活与社会现象，回应的是当下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现实关切。

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了几十年，但社会管理、公众意识并未随经济同步发展，这其中的撕裂就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情绪压力和困惑，大家早已厌倦了网络上的对立和聒噪，于是来自知识界有意或无意的回应，自然成为了寻求解释的窗口。人们渴望走出自己的世界，渴望去谈论现实生活了。

知识分子只能嫁接桥梁，引导我们对现实中的公共生活重拾兴趣，但具体“公共性”的建立还得靠我们自己的参与，而这也正需要实实在在的公共空间予以容纳，这一part就是设计师的责任了。

说到这里，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坦率来说，我们很多设计师，都有点“社恐+宅”，包括我自己在内，刚才谈到我在疫情居家期间，足不出户却并未感到任何生活上的不适应，这样又怎么能真切关注到其他人对于公共交往的需要呢，顶多能完成些套路化的设计罢了。书本上的理论只能给与方向性指导，而实际的设计经验，包括营造具有包容接纳特质的环境氛围、捕捉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偏好、消除不利于交流活动的阻碍因素，这些只能在公共生活的参与中得以积累。

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向B站顶流up主“盗月社”学习，作为探访全国各地的美食up主，他们绝对不是最专业的，但每到一个地方，盗月社团队总会坐下来和老板、服务员唠嗑，会跟着饭店阿姨大清早跑到菜市场买菜，会跑到山村帮爷爷奶奶们插秧，会跟着民宿阿姨一起去赶集……无论在哪个城市哪个山村，他们总是能快速融入，像本地人般自在自然，没有丝毫外来者初到的尴尬和拘谨。

他们说：“如果可以，我们希望能带大家去更热切地体验这个世界，去认真地思考大家的生活，我们会带领大家体验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生活，无论城市，无论农村，无论街边小店，无论少有人走的路……那美妙的食物、那深邃的街道、那有趣的人、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想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与大家一起感受、震动……”

他们的热情不仅感动了观众，也在当地人心中留下深刻记忆。有一次他们时隔三年，重新拜访一家天津的烧烤老店，店主依旧清楚地记得，那位叫杨树梢的女主持人，喜欢吃一口羊肉配一口蒜。

如果我们设计师都能够和当地居民建立如此深厚的情感连接，还愁做不好设计吗？所以与其讨论方法导则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我们不妨先走出家门，做点小改变，等到天气稍微暖和一些，增加一项饭后遛弯活动——散步、慢跑、甚至是跟大妈跳跳广场舞，培养起身处公共生活中的体感认知。

开春后，我先干为敬。

02 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空间？

我们多少还是要聊聊书中的内容，既然公共空间如此重要，那这本针对美国的设计导则，适用于中国吗？

我的感受是，部分适用，比如一些基本无障碍注意事项、鼓励使用的空间布置、细部的设计处理等等是可以学习借鉴的，但北美城市和中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三四线小城，都有很大差异。

就拿城市尺度来说，如果我们拿北京和华盛顿类比的话，表面上看可能城市结构很类似，都是棋盘格划分地块，但仔细测量后就会发现，北京的尺度大太多了，小的地块儿也得300m见方，大的更是超过500m；而华盛顿的地块一般100m左右。而且北京地块之间的道路往往双向八车道，只剩下交通功能，建筑物在满足绿化和退界要求后，基本不和街道产生联系，步行环境更是无从谈起。由于尺度过大，导致少数公园聚集、大多数公园空置成为常态，因为反正都要坐公交才能到达，为何不去远点但人多热闹的地方呢？

再来看上海，上海的城市结构源于传统多中心结构和租借时期留下的路网，地块边界不仅不规整，而且尺度甚至比华盛顿还要小，更像欧洲城镇。很多老城区的建筑都贴着城市道路、底层开放成商业，对行人开放，这些街道都是非常有趣和生活化的，机动车道狭窄、人行道顺畅，这就使得很多公共交往行为是发生在街道之中。此外公园、广场分布也较为均匀，距离合适，方便周围居民到访，国内“十五分钟生活圈规划”最早在上海提出，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同城市的特质是迥然不同的。事实上，这本《人性场所》写作的之一，正是对美国设计师盲目效仿欧洲公共空间做法的批判。当时的美国风行一种公共生活的怀旧情绪，怀念欧洲的公共生活氛围，于是把圣马可广场当做模板，可美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和欧洲差的太远了，很难形成聚集在广场上的城市生活。

据本书编者的总结，美国在自身城市特质的影响下，呈现出了公共生活专门化或破碎化的现象，也就是人们的公共生活并不像欧洲那样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而是分散于购物中心、运动场、校园、社区花园、小镇市集、街头市场等等十分细碎的场所之中。

从促进不同人群参与公共交往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聚集的场所自然比分散的场所，更有先天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后者就无法通过设计层面的努力，帮助公共性在各类分散的场所中建立。比如提供更加开放的布局，让人们一眼可以扫视公园，从而发现感兴趣活动，加入进去（我家附近有很多几百平、小得不能再小的场地也要围上一圈围栏，不理解）。再比如，作者提到在一些特定场地，像网球场、篮球场附近，设置几排长椅，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选择落座，观看比赛，这样人们即使文化背景不同，但因为有着相同兴趣，也可以激发展开社会交往的机会。

以上谈的是国外，那说回到中国，我们又需要怎样的公共空间呢？

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毕竟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如果忽略这些因素, 就会导致许多想当然的设计。仔细聆听当地人的生活和场所的历史，是制定一切设计导则的先决条件，也是书名《人性场所》中“人性”一词的体现。

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曾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过很多年，他对胡同人的生活模式，有一点非常独到的观察：他认为在胡同里「房子」的范围和「家」的范围其实是不一样的，house和home是两个概念。房子只承担着基础的居住功能，而其他更丰富的功能和生活社交，是在胡同里发生的。

比如他自己家客厅非常小，但在外面的槐树下，搬张凳子就可以直接坐下，打牌、下棋、聊天很方便，这里就是第二个客厅。

当到访的朋友太多，屋子里没地方吃饭的时候，外面各种占道经营的小餐馆就变成了他的餐厅，还有咖啡厅，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变成他接待客人的地方。

他还拍了很多素材，发现居民们会把家里的桌子、椅子、还有晾衣服的衣架，放在外面去使用。在我们通常的印象里，很容易把它简单理解成是在外随意堆放垃圾，但其实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些东西都是有用处的，并不是随意放在外面；而且，居民自己平时不用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品”。

对于胡同里的人来说，整个这片地区都是我的「家」，尽管我居住的「房子」很小。如果单纯从公与私的角度来看，室外空间自然是城市的公共空间，怎么可以随意占用；可如果从生活模式的角度再来看，这些空间也是大家的客厅、阳台、餐厅、厨房……

北京近些年花了很大力度去保护老城区、做城市更新，很多胡同比如五道营、杨梅竹斜街都成了火爆的网红打卡点。但事实上这些胡同并没有成为促进“公共性”培育的空间，游客是奔着网红店铺、打卡拍照而来的，并不关心这里是老城还是商场；重新改造后的空间夺去了居民们的客厅，外加熙熙攘攘的游客，本地居民也便不再愿意出屋。

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下面这张照片是今年夏天的某个夜晚，我在方家胡同和雍和宫大街交叉口拍到的，白天步行街上几乎全部是外地的游客，很少见到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可到了晚上，情况正好相反，游客没有了，估计这时候城管也已经下班了，居民们纷纷搬着自家的桌椅板凳来到大街上，打牌、下棋，对面还有跳广场舞的阿姨，吸引过往行人、环卫工人驻足围观，好不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