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气度：古罗马建筑

说起古罗马，流传最广的恐怕是两件事，一是斗兽场里惨无人道的人兽厮杀，一是暴君尼禄火烧罗马6天7夜。

休伯特·罗伯特（Hubert Robert, 1733-1808），《罗马大火：公元64年7月18日》The Fire of Rome, 18 July 64 AD，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76 x 93cm。法国安德烈·马尔罗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e des Beaux-Arts Andre Malraux, Le Havre）。

斗兽场一定是死亡之地，罗马大火却不一定是尼禄所为，也不见得如此持久，但确实有人将这场据说造成数千人死亡、二十万人无家可归的灾难归结为皇帝嫌弃罗马城满是平房、拆迁成本过高，故付之一炬。

“自焚国都”的解释听起来有些离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尼禄残暴荒淫的印象，然而就古罗马人而言，这种行为倒也并非完全无法想象，因为他们对建筑、对“盖房子”这件事情实在太热衷了。

共和时代的罗马建筑

古罗马丰富多样的建筑遗迹向后人展现了一个与希腊不同的古典世界。人们有时或许分不清一尊古典雕塑是希腊原件还是罗马复制品，但古罗马的建筑，特别是帝国时期（27 BC – 476 AD）的一些大型公共建筑，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建筑的规模和结构，继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气度和面貌。这需要从共和时期（509-27 BC）罗马对周边强大文明的学习开始。

就现存的遗迹而言，罗马城的波图努斯神庙（Temple of Portunus, c. 75 BC）很好地展现了共和时期罗马建筑向希腊与伊特鲁里亚（Etruria）学习的成果。若远远地从正面看这座献给港口之神的神庙，它似乎是希腊式的 —— 熟悉的山形墙（pediment）、爱奥尼克式（Ionic）的柱子；靠近之后，人们会发现它采用了伊特鲁里亚式的高台座（podium）和深门廊（porch/portico），而且不是希腊式的四周独立列柱（peripteral）支撑，其建筑后半部分的柱子附于墙壁中成为装饰，不再担任承重功能。整座建筑尺寸要远远小于一般希腊神庙的规模，又不似伊特鲁里亚神庙那样大屋顶、深出檐、堆满装饰，显得有些过于方正和笨重。

波图努斯神庙（Temple of Portunus, c. 75 BC）

如果说波图努斯神庙的形式和结构借鉴和综合了诸多其他文明的因素，它的材质则是有罗马特色的 —— 高台为混凝土（concrete），其上部分有褐色的凝灰岩（tufa）和白色的石灰华（travertine），外面覆一层石膏（plaster）以模拟希腊神庙白色大理石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效果，就如同古罗马壁画有过特意以彩色灰泥（stucco）模拟希腊神庙室内大理石质感的阶段。

波图努斯神庙这种形制在稍后位于法国尼姆的古罗马方堂（Maison carrée, Nîmes，公元前1世纪）还可以看到更大更精致的版本，比如柱头就改成了更为复杂的科林斯式（Corinthian），但它时间上应该是属于帝国初期了。

方堂（Maison carrée）, 法国尼姆 Nîmes，公元前1世纪。

另一座共和时期遗存的重要建筑是位于意大利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Praeneste）的幸运女神圣所（Sanctuary of Fortuna Primigenia, c. 80 BC）。

幸运女神圣所（Sanctuary of Fortuna Primigenia, c. 80 BC）复原图

从复原图来看，这座圣所（sanctuary）似乎从希腊化王国佩加蒙的卫城（Acropolis of Pergamon）借鉴了设计，在陡峭的多级高台上安排建筑。佩加蒙卫城上的建筑比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的要紧凑一些，但无法和幸运女神圣所相比。在这里，罗马人将整个山坡都转化成了建筑，严格中轴对称，又运用了他们所喜爱的拱门与深门廊的形式，将一个巨大的空间内化进行塑造。

幸运女神圣所（Sanctuary of Fortuna Primigenia）遗址，意大利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Praeneste）

不管是借鉴何种外部元素，人们都可以感觉到罗马建筑自身一种显著的包裹空间、“塑造空间”（shaping space）的欲望，而非希腊建筑将内部“外翻”，将建筑变成一件大理石雕塑品的诉求，特别是到希腊化时期，像佩加蒙祭坛（Pergamon Altar, c. 200-150 BC）这样的建筑作品，其“雕塑化”尤其明显，几乎完全没有内部空间。

古罗马建筑的革命性

古罗马建筑革命性的“空间塑造”是通过大幅利用混凝土（concrete）、拱形结构（arch）与拱顶结构（vaulting）完成的，其内部使用大理石贴面、灰泥或者壁画等进行装饰，减少幽闭感，壁画尤其一度喜欢运用“错视”（illusionism）使人们产生似乎处于室外的幻觉来拓展空间。

真拱（true arch）与叠涩拱（corbel arch）比较

罗马混凝土含有火山灰（pozzolanic ash），可以防止裂缝扩展，具有更好的耐久性，但是直到公元前1世纪，混凝土才开始被罗马人大规模运用，通常为砖面（brick-facing）。拱（arch）并非罗马人的发明，希腊便有，埃及亦常见。这种真拱（true arch）区别于更早的在美索不达米亚便存在的叠涩拱（corbel arch）。罗马人还创造了筒形拱（barrel vault）与棱拱（groin vault），极富新意，又使人类获得比单纯的穹窿结构（dome structure）更轻巧、容易的空间塑造方法。

筒形拱（barrel vault）与棱拱（groin vault）比较

纵观王政（Roman Kingdom, 753-509 BC）、共和到帝国时代的建筑，罗马人对于各种旧有的和新创的建筑结构、形式与材质都有运用，并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自己的特色，但直到帝国时期，罗马人才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来进行大规模大型公共建筑的创新性建造。

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 27 BC – 14 AD）曾有一句名言：“我接手的是一座用砖建造的罗马城，我留下的是一座大理石之城”（I found Rome a city of bricks and left it a city of marble）。这显然有夸张吹嘘的成分，帝国初期罗马城的面貌中大理石占多少成分，很难从考古实物去论证，虽然此时开始产自意大利北部的卡拉拉大理石（Carrara marble）为罗马帝国的奢华面貌贡献了不少，但罗马建筑的精髓却并不是大理石。即使到帝国盛期，罗马可以从整个地中海搜刮各色大理石建造柱子、给建筑贴面，这个文明的建筑核心仍然在于其结构上的革命，其他都是使得结构更加引人注意的一种附加和可以进行吹嘘的资本。

对结构的追求是需要很大的理性去支撑的，既在于个体建筑师的才华，更源于整个文明的底色。在所有与艺术相关的门类中，古罗马人只认为建筑师是值得尊重的身份，认为这是需要熟悉制图、文学、数学、科学、哲学、音乐、医学、法律、天文等多种学科的职业，而壁画师、雕刻师等不过是体力劳动者，不值一提，尽管他们的建筑内部充满了壁画与雕刻。在绘画、雕塑、文学等方面，罗马人“厚今薄古”，喜欢回溯古希腊的名家。他们似乎缺乏这方面的激情与创造力，连神祇都大量照搬希腊，只是改个名字。他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军事、法律与建筑方面，而这些领域以理性、结构、组织管理为基石。

帝国时代的建筑

相较于古希腊以极大的宗教热情建造各种神庙（temples）、圣所（sanctuaries）与祭坛（altars），古罗马人更热心于政治和公共事业。随着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开创帝国，开启长达近两百年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繁荣与稳定一度成为这个国家的基本局面，各种大型建筑拔地而起，其中包括实用性案例。

奥古斯都皇帝的密友马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 c. 63-12 BC）是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建筑师。他资助修建了位于现在法国的尼姆方堂（Maison carrée, Nîmes）。他还一直被认为是尼姆附近加德桥（或称加尔水道桥 Pont du Gard）的赞助人，虽然最新的考古发现将这古罗马遗留下来的水利与建筑工程杰作归至公元1世纪。

加德桥（Pont du Gard），法国尼姆（Nîmes）附近，公元1世纪。

水道桥是古罗马人为供应城市生活用水而修建的输水道（aqueduct）。加尔水道桥顶层是一条输水渠道，最下层是一条道路，横贯加尔（Gard/Gardon）河河谷与平原长达48公里，将水输送到尼姆城。这座城市后来被称为意大利以外最具罗马特色的城市、“法国的罗马”，拥有众多古罗马时代的建筑遗迹，而加尔水道桥在当时为整座城市提供了清洁卫生的水资源。这座全部用石灰岩（limestone）建造而成的巨大水渠显示了罗马人对石材与拱形结构运用的高超技术，使它看起来单纯、轻盈又庄严。这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罗马人对于各层拱形桥洞之间比例的研究，并且整体设计成了顶层拱间狭窄以减少风应力、底层拱大以承重并减少流水冲击力。

提图斯凯旋门（Arch of Titus），c. 81，意大利罗马。

拱形结构的耐久性成为罗马帝国的一种象征，凯旋门（triumphal arch）便是其中最直截了当的一种形式。弗拉维王朝的图密善皇帝（Domitian, r. 81-96）为纪念对犹太人的军事胜利及其兄弟提图斯（Titus，r. 79-81）建造了提图斯凯旋门（Arch of Titus, c. 81）。此时由奥古斯都开启的朱里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 27 BC – AD 68）早已在为一己私欲造“金屋”（或称“金宫”，Domus Aurea, 68）的尼禄手中终结。

尼禄金宫八角厅（Octagonal Court, Domus Aurea, 68）现状及复原图

也许是为了避免重蹈尼禄覆辙，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 69-96）的三位皇帝在被毁的尼禄“金宫”部分原址上建造了大圆形剧场（Colosseum/Flavian Amphitheater, 70-80）以供万民娱乐。这座在功能上“遗臭万年”的斗兽场在建筑上却显示了罗马人对拱、对混凝土、对各种石材与砖大规模运用的高度成熟。

随着图密善被暗杀，罗马帝国第12位皇帝涅尔瓦（Nerva, r. 96-98）施行仁政，开启涅尔瓦-安敦尼王朝（Nerva–Antonine dynasty, 96-192）。他也是“五贤帝”（Five Good Emperors, 96-180）时代的第一位皇帝。若论建筑事业，涅尔瓦的继任者图拉真（Trajan, r. 98-117）恐怕是五个里面最痴迷的一个。在他的统治与征战下，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最大。他下令建造了罗马帝国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最壮观的广场（forum）。这种在古罗马许多城镇都有的户外公共场所集中了一些能为人们提供买卖、聚会、议事等多种功能的设施和建筑。

图拉真广场还有两个大图书馆，分别存放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献资料。在这两个图书馆之间树立着纪念图拉真征服达西亚（Dacia，今罗马尼亚）的图拉真柱（Trajan’s Column, 113）。净高达30米的柱身上螺旋式雕满了与战争相关的场景。这种与凯旋门一样极具罗马“炫功”特色的凯旋柱（triumphal column）是图拉真时期的一种发明。

图拉真柱（Trajan’s Column, 113），意大利罗马。

图拉真广场的大部分遗迹要么已毁要么尚未挖掘，它一侧的图拉真市场（Markets of Trajan, 112）则保存相对完好。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购物中心，这个市场有150多个店铺和办公室，以凝固的形式记录了古罗马人丰富的商业生活，说明罗马人对于多层密集的建筑也驾轻就熟。筒形拱、棱拱在这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建筑群中得到很好地运用。由于建筑表面都因历史原因被剥离，其结构反而更清晰地展现在现代人面前。设计它的图拉真首席建筑师阿波洛道鲁斯（Apollodorus of Damascus，公元2世纪）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罗马建筑的采光局限，使得市场通道内沐浴着令人舒适的自然光。

整个罗马帝国建筑史上最著名的光大约是万神殿（Pantheon, c. 125）“天眼”（oculus，即中心圆窗）透进来的那一束。这座人类历史上圆屋顶的登峰造极之作，供奉罗马所有的神，穹顶直径达43.3米！建成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无钢筋混凝土穹顶。当人们从正面靠近这座建筑，看到山形墙与矩形多柱门廊，还会想起希腊神庙，但此处的每根柱子都是整块巨石，没有分段，没有切割，从埃及运来。进到支撑巨大圆顶的筒形结构时，就完全进入了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天眼透进来的光像日晷一样指示着太阳运动，神在此处停留。

万神殿在罗马帝国时期就经多次重建，一般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哈德良（Hadrian, r. 117-138）时期的作品。哈德良是图拉真的继任者，也是“五贤帝”之一。与图拉真不同的是，哈德良在军事上主要以防御为主，在不列颠岛上修建了“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 122）以保护已控制的英格兰的经济。他也是喜欢大兴土木的统治者，除了重建位于罗马的万神殿，他还在帝国各行省留下了建筑遗迹。作为一个古希腊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他完成了位于雅典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Temple of Olympian Zeus, 131）。这座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大庙，直到600多年后才等来了工程的完结者！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Temple of Olympian Zeus, 131），希腊雅典。

哈德良是位博学多才的皇帝，在文学、艺术、数学和天文等领域都造诣颇深。从万神殿的设计与大理石装饰可以看出古罗马人本身对几何形状极度痴迷，而哈德良似乎对圆形偏爱有佳，不仅万神殿有多处完美的圆，还在自己位于蒂沃丽的大别墅离宫（Hadrian’s Villa, Tivoli, c. 117）内部建造了一个私密的圆形小别墅，即“海上剧院”（Maritime Theater）。

“海上剧院”是对罗马民宅的圆形化。庞贝城保留了大量古罗马民宅，有富裕阶层的独栋住宅（domus）以及更大更奢华的别墅（villa）和中下层居住的多层公寓（insula）。独栋住宅通常是轴对称的矩形或方形，小的以带屋顶方井（compluvium）和方形蓄水池（impluvium）的中庭（atrium）为中心分布功能间，大的还带有列柱围廊式（peristyle）的后院。哈德良以民宅设计为基础实现自己的完美圆形理念，规模不大，却私密、精巧，显示了古罗马在国力巅峰期因富裕和优雅而透露出的从容不迫。

古罗马独栋住宅（domus）基本形制平面图与哈德良离宫“海上剧院”（Maritime Theater, Hadrian’s Villa）平面图比较

“罗马和平”和“五贤帝”的美好时代结束于公元2世纪末期。进入三世纪，各种隐忧和矛盾开始激化，皇帝独裁与元老院的独立性始终博弈，最后暴君横行，法律被践踏，军纪松懈，时有内战，统治阶级的荒淫与人民遭受的饥疫形成鲜明对比，外部“蛮族”乘虚而入，最终在五世纪终结了罗马帝国。

在这漫长的走向毁灭的过程中，正如多位统治者试图以各种方法挽救帝国一样，许多罗马传统特色的建筑仍在被建造。出身军人的塞维鲁皇帝（Septimius Severus, r. 193-211）不忘炫耀自己的军功，在罗马广场西北端树立了塞维鲁凯旋门，以庆祝对帕提亚（Parthian Empire, 247 BC-224 AD）即波斯第二帝国的胜利，并纪念他的两个儿子。

罗马广场（Roman Forum）作为罗马人近千年的政治与生活中心，从公元前6世纪便开始建设，到公元4世纪，迎来了最庞大的建筑物 —— 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Basilica of Maxentius and Constantine, 312）。罗马的巴西利卡（basilica）最初在功能和结构上都是类似于希腊柱廊（stoa）的一种建筑形式，为长长的矩形。它的成熟形态一般是中间有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的开放式大厅，两侧是由柱廊隔开的侧廊，一端或两端有一个凸起的平台，主要承担法庭、议事厅或者市场功能。这种形式也是早期基督教堂采取的形式之一。

塞维鲁巴西利卡（Severan Basilica），公元2世纪，利比亚大雷普提斯（Leptis Magna, Libya）。

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在经历了罗马帝国约三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打压后，最终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r. 306-337）时期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成为国教。实际上，从建筑角度而言，罗马帝国的建筑多以政治性和实用性为主，原有的多神教宗教建筑数量与影响力都越来越小，加之帝国后期的社会混乱，基督教的体系与教义越来越适应新的统治需求。终于，君士坦丁以幻象（vision）的形式浪漫地开启了新时代。

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也许可以看作新旧两个时代精神的物质形态大结合。它由暴君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 r. 306-312）开始建造。作为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长期居住于罗马的统治者，马克森提乌斯仍然试图在昔日的帝国核心 —— 罗马广场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还有什么比建造一座极其庞大的巴西利卡更能体现这种意志？毕竟用作法庭的建筑最能代表罗马的昔日内在成就。然而它与一般的巴西利卡又不一样，大幅借鉴了罗马人另一种举世闻名的建筑 —— 公共浴场（Roman baths/thermae）的设计，比如它幸存的部分与卡拉卡拉浴场（Baths of Caracalla, c. 212-217）的冷水浴室（frigidarium）非常相像。

卡拉卡拉浴场（Baths of Caracalla, c. 212-217）平面图

占地13公顷、能容纳2000人同时沐浴的卡拉卡拉浴场包含冷水浴室（frigidarium）、热水浴室（caldarium）、温水浴室（tepidarium）、游泳池（natatio）、健身馆（gymnasia）等多种洗浴、锻炼与娱乐空间，是不论贫富都可以享用的公民设施。帝国初期的加尔水道桥就曾经为这样的城市公共浴场提供过清洁水源。

卡拉卡拉浴场（Baths of Caracalla, c. 212-217）部分复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