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5日，上海虹口区设立多处纪念鲁迅的主题景点。 /视觉中国
在《鲁迅选集》评注本中，林贤治把鲁迅的文本分为八类，主要是以文体划界。与别的选本不同的是，林贤治把“评论”从杂文中抽取出来，令其独立存在；此外，一些杂文也被放进散文中间。不同的侧面，构成了鲁迅自身的丰富性。在鲁迅那里，公共性与私隐性是有所区别的。鲁迅对敌对友固然憎爱分明，但他也说过，他对他人和对自己有时是很两样的。我们该如何看待鲁迅的不同文章，又该如何理解这位伟大的守夜人？
据此，《新周刊》专访了学者林贤治，以下为《新周刊》采访实录。
多元的文体代表着鲁迅不同的侧面
您在写鲁迅传记时，曾经说过这是一个与鲁迅对话的过程。这是一场怎样的心灵对话？您从鲁迅那里获得了哪些共鸣与指引？
林贤治：写鲁迅传记，必须回到鲁迅那里。我写传时，正值“清污”运动受到批判之后，孤独、苦闷，试图寻找心灵的保护和精神的支持。以我阅读的经验，在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帮助我，除了鲁迅。我从他那里寻找思想和人格的力量，我的问题，每每从他那里得到确切的回答。阅读和被阅读，便构成了“对话”。
鲁迅的杂文最典型的特征有哪些？为什么说鲁迅是写杂文的天才？
林贤治：说到鲁迅杂文的特点，内容深博，体式多样，很难一言以蔽之。就内容论，有偏重文化性质的，意在“刨祖坟”，如《坟》及“且介亭”系列，多用文史知识，比较、暗示、影射，以古证今。有偏重新闻性的，材料多从报章中来，表现了鲁迅高度的政治敏感，迅捷，灵活机变，即所谓“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如《伪自由书》。有论战性的，此类文字最见鲁迅的丰采。瞿秋白说，鲁迅的“私敌”如章士钊、陈西滢一流名字，就是不同的文化符号，具有典型的意义。那些论战性的文章大量使用反语、互文、“春秋笔法”，如《华盖集》《华盖集续篇》，郁达夫高度评价，说是阅读它们，有一种如喝毒酒而不怕死的特殊风味。
还有一些富于诗性、哲理性的部分，蒙田式的，多警句隽语，如《热风》。其他集子也多收有这类篇什，如《长城》《夏三虫》《忽然想到》《小杂感》《半夏小集》等。还有将琐闻、广告、剪报、便条信手拈来，拼贴成文者，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杂文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偏激性，以片面体现深刻。
总体而言，鲁迅的杂文是文化随笔，有着巨量的知识材料的累积，有如深厚的积雨云，而敏锐的思想、诗人般的灵感、随时激发的幽默感，直如云层中迸射的眩目的闪电。思想由历练而来，神秘感、诗感与幽默感则与个人气质有关，能够把这一切统合起来而赋予一种创造性，这正是无法仿效和复制的天才的特点。
1928年3月22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家中。/视觉中国
与杂文相对照，评论是另一种“利刃”，它所反映出来的鲁迅与前者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
林贤治：杂文是游击战、壕堑战，用的是短火、步枪；评论是正规战、阵地战，使用的是机关枪和迫击炮。举个例子，像对付梁实秋，取杂文，则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取评论，则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书信不仅有文学价值，也有文献价值，鲁迅的书信呈现出什么风格特点？通过书信，可以还原出鲁迅的哪些侧面？
林贤治：书信无疑带有私隐性质。读鲁迅书信，确能发现不少为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所没有的内容——不但有助于知人论世，其中文字，也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如论世，他在厦大与许广平通信时，涉及他对国民党及南方政府的拥护态度；及至20世纪30年代，则有大量书信揭露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如知人，他在信中基本肯定周作人的自寿诗，而这些诗，当时是被胡风等左派人士群起攻击的。鲁迅向曹聚仁建议林语堂翻译英美文学名著，分明以朋友视之；对郭沫若、茅盾有多处评语，态度未尽友善；及于周扬，则语多愤懑之词。此外，鲁迅的书信语言文白夹杂，凝练柔韧，别是一番风味。他与许广平恋爱期间的通信，炽热、活泼，且赋深情，是同类书信中少见的。
您提到过，像鲁迅这样细微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没有，就是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鲁迅笔下的小人物有着怎样不同的寂寞？这些寂寞的本源是出自鲁迅自己吗？
林贤治：鲁迅笔下的小人物，内心常常是寂寞的：阿Q、单四嫂子、祥林嫂……寂寞与痛苦不同，痛苦是一种非常敏锐、强烈、深切的情感反应，而寂寞则把不幸在感受中给钝化了。在鲁迅小说中，不幸的小人物从来不曾表现出痛苦的形态，这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关于寂寞的描写，除了同情，恐怕还含有一定的批判成分在内。我特别喜欢《在酒楼上》。我喜欢那种调子，寂寞又惆怅。
鲁迅不只有批判，还有爱与温情
在鲁迅的小说中，有“铁屋子”和“荒原”两个常见的意象，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敞开的，但无论坠入哪一个，都让人无措。这反映了鲁迅对当时社会以及国民性有着怎样的洞察与态度？
林贤治：“铁屋子”就时代、就社会而言，指的是公共空间；而“荒原”，则是他比喻自身的处境，或借以状写感觉中的世界。“铁屋子”，很容易使人想起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荒原》，则有美国的另一本书相对应——《孤独的人群》。国民的形象，在鲁迅眼中是闭塞的、愚昧的、孱弱的、麻木的、卑怯的、自大的，甚至是冷酷的，是历代统治者“酷的教育”的结果。所以，他写阿Q，就说是“画国民的魂灵”。
鲁迅似乎总能与最根本的时代精神相呼应。/IC
在改造国民性这一宏大命题上，鲁迅发生过哪些认知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
林贤治：鲁迅对国民性的认知，前后确有较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一者来自环境，二者来自新知。他早期相信进化论，后来发现它的“偏颇”，于是从国外社会科学著作中汲取阶级论的成分以为“救正”。在过去的斗争中，敌我阵线分明，殊不知到后来，我中有敌，竟至于不得不“横站着作战”。
鲁迅思想的基本倾向是怀疑一切。虽然鲁迅内心不免阴暗甚至刻毒，鲁迅批判一切故作姿态的事物和制度，但是鲁迅又是温情的，因为鲁迅时刻关心着底层民众的生活冷暖。在鲁迅的文字中，是如何将这两者体现出来的？
林贤治：鲁迅的温情是固有的、本体的、自然的，是对爱的皈依。他批判社会及“黑暗的动物”，是因为所有这些造成爱的损毁。他说过 “憎根于爱”，文字中，他很少直接表达爱，更多的是憎，是复仇，而爱自在其中。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这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什么才可以称之为“彻底”？
林贤治：鲁迅从事的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攻击的目标过于广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就注定了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提倡“韧战”，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不忘“培养新的战士”，都是因为他深知“战斗正未有穷期”。
他深入发掘和暴露专制文化制度的本质，对于暴君及其御用的意识形态代表，论战起来，总是设法扯下“义旗”，剥掉伪装，撕破“面子”，使之穷尽形相。比如前期对北洋政府及其叭儿的斗争，所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著名的“打落水狗”命题；又就女师大事件回击“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等写的《不是信》，拒绝对方关于“休战”的请求，声明“我还不能带住”，都可见鲁迅斗争的彻底性。他写的“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是这方面最简括的写照。
历史的延长
让人更加认识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
鲁迅为什么喜欢翻译俄国与东欧一些小国的作品？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反抗吗？
林贤治：鲁迅喜欢翻译俄国及东欧小国的作品，一者可能少人问津；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社会的情境相仿佛：专制、黑暗，备受压迫和凌侮，翻译过来，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当年，鲁迅如何看待与剖析中国的知识分子？
林贤治：鲁迅的中国知识分子论，在《鲁迅全集》中分量不小。总的说来，说“坏话”多，说“好话”少。说话时，每每拿俄国知识分子做比较，慨叹于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作为思想家而非文学家的鲁迅，如何用一生来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及对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申诉？鲁迅的思想具有哪些历史超越性？
林贤治：严格说，不是因为鲁迅超越了历史，而是因为历史自身的延长。鲁迅的存在，确实很好地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观念人”的特质：一、自由、独立，不结盟主义；二、致力于社会改造；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四、反抗的、批判的、不驯的；五、不顾利害，看重信仰、操守、政治道德，特别憎恶投机主义。
您写过《鲁迅的最后十年》，为什么您要将鲁迅生命中最后的这段时间单独挑出来？这十年在鲁迅的一生中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林贤治：我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单挑鲁迅一生的最后部分，是因为在这个时段中，社会环境最复杂，历史内涵也最丰富。鲁迅此时的生存境遇，以及他所作的“绝望的抗战”，有足够多的提供我们思考的东西。
2017年4月3日，上海，观众在观看鲁迅与读书特展。/视觉中国
您为什么说“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读鲁迅？
林贤治：“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意思是说，鲁迅存在的意义在新世纪里不但不消退，甚至可能随着思想的萎缩、道德的卑贱化而更加显示其力量。历史是变化的，但也是连续的，文化有它的传承性。许多历史断片，以致完整的框架遗落原处，而这些都不会很快地随同一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鲁迅怀疑的、批判的目光穿透这一切，其深刻性，将在许多方面启示我们，加深或改变我们的认识。
此外，鲁迅著作有许多“超时代”的成分，譬如爱、自由精神、人道主义，还有他的文学语言、作品的形式美，等等。这些独立于特殊的政治语境之外的、人性的、人格的、艺术的部分，也将融入并重铸我们的心灵，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另一部分而永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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