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南闺秀和北大才子，樊锦诗本可以有更为轻松闲适的人生，
她却将生命交付大漠流沙和洞中光影，为古老的敦煌赋予新生。
在这本自述中，樊锦诗娓娓而谈，分享她在北大的求学往事、与伴侣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以及敦煌文物考古和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质朴的外表，纯真的笑容，用尽一生保护的璀璨的敦煌文明，都源自她高贵安顿的灵魂和一颗守一不移的心。
1938年出生的樊锦诗，是文博界的传奇人物。
她是上海姑娘，北大毕业，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却坚守西北大漠中的735座洞窟57年；
她60岁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80岁退休，于危急中拯救莫高窟；
她发起了“数字敦煌”工程，率先在全国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因对莫高窟的保护被季羡林称赞“功德无量”。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莫高窟。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我们看见了一位不平凡的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坚守。
我们看见了她同样经历着普通女性所面临的内心所有的纠结与痛苦。
我们更看见了像她一样的一群人，为守护国宝，默默奉献一生。
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真相，看到了坚守的力量。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看了一章，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看过这本书的读者纷纷被樊锦诗的传奇人生与纯粹的精神所折服：
“这本书太好哭了！”
“今年读过的最为触动人心的好书之一。”
“叙述者与写作者都在此书中将真实情感展现让人潸然泪下。”
“从眼湿湿，到泪哗哗，感动震撼，自省。”
《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上市仅三个月，就荣登各大年度榜单：
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2019年度中国版协30本好书
中华读书报2019年度十大好书
豆瓣2019年度传记·人物好书
2019年度光明书榜
作家文摘2019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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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2019书业年度评选·年度图书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2019人文社科年度好书
中国教育网2019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
国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馆、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联袂推荐！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说，
贯穿《我心归处是敦煌》全书的就是这种对于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
这种精神追求为人生注入一种神圣性，有了这种精神追求，心灵就得到了安顿。这种精神追求照亮了这本书每个读者的心灵。
这也正是《我心归处是敦煌》想要传达给每一个人的信息
“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
1962年，樊锦诗同北大的三位同学一起来到向往已久莫高窟实习。
这次毕业实习改变了她的命运。
毕业后，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
当年的莫高窟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住土房，喝碱水。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附近土匪出没，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樊锦诗来了从此再也没离开。
而她的丈夫彭金章却工作在远隔千里的武汉。
樊锦诗与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
毕业分配后，她去了敦煌，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1967年1月15日，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 1965年，与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1968年11月，樊锦诗独自在敦煌一间简陋的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
等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品，几经周折赶到敦煌，已是几天后了。
没等到孩子满月，彭金章就不得不返回武汉。
樊锦诗休完产假后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就把孩子捆在襁褓里。每次到家门口，总会先听听孩子有没有哭，听到哭声，就放心了，这说明孩子没事。
直到有一天，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好她临走时把炉子挡上，才没酿成大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樊锦诗就去求同事的母亲帮忙照看了半年。半年后，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帮忙了，无计可施的樊锦诗只得将孩子送到老彭在河北农村的姐姐家。那时候，孩子才15个月大。
1973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在武汉出生。面对年幼的孩子、望不到头的分居生活，她下定决心留在武汉全心守着父子三人。
● 1978 年11 月，儿子予民（十岁）、晓民（五岁）合影
可是，她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
甚至失眠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的书。
樊锦诗犹豫了，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
她又一次选择了敦煌。
她只好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
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樊锦诗把孩子领回了敦煌。可是，孩子在莫高窟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
于是，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上海上学，但孩子经常独自跑掉。彭金章不得不把小儿子也接到身边，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
这样的樊锦诗让人很不可思议，难道爱人和孩子在她眼里都不如一份工作重要吗？
其实，对樊锦诗来说，敦煌从来就不是一份工作，她对莫高窟是一见钟情，书中写道：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
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璧画和塑像艺术中。”
这样一座文化宝库给予她的是心灵的激荡和抚慰，
在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有恐惧时，在感到孤独和动摇时，只要一走进石窟，什么都值得了。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涅槃佛（中唐）
孙志军摄影
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似乎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首任院长常书鸿，前妻离他而去，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
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与妻儿两地分居十一年。然而就是这样的环境，一代又一代“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心无旁骛，守敦煌不移。
樊锦诗与老彭异地恋四年，婚后分居长达十九年。夫妻两地，骨肉分离。
老彭理解妻子，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来到樊锦诗身边。那时，他已年过半百。
彭金章到敦煌研究院后，从零开始起步，主持多项考古发掘。
特别是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宿白先生曾和樊锦诗开玩笑：“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樊锦诗曾是愧疚的妻子，为长期两地分居而困扰；她也曾是自责的母亲，为没有好好教育两个孩子而忧心。
彭金章知道她离不开敦煌，一生毫无怨言地支持着她的事业，陪她走过风风雨雨。
樊锦诗说：“遇上他，是我一生的幸运。”
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樊锦诗都选择了敦煌，选择了坚守。
她说：“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
1998年，樊锦诗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上任后，她面临了两次莫高窟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矛盾。
第一次是，莫高窟要被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第二次是，莫高窟被当地政府纳入“大景区”计划。
莫高窟如此珍贵、如此脆弱，一旦被用于无限制旅游开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樊锦诗心急如焚烧、如坐针毡。她以瘦小的身躯带领团队四处奔走，着力处理旅游管理与文物保护的巨大矛盾，让莫高窟保护薪火相传。
为了保护莫高窟、防止同样的事件上演，樊锦诗把《文物法》和《旅游法》全部研究了一遍，拿起法律武器，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
在她之前，没有人想到为文物保护而专门立法。
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莫高窟，而这对脆弱多病的莫高窟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她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运用先进理念和高精技术保护敦煌。而另一方面，弘扬莫高窟精妙艺术也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任务。
这时，樊锦诗再一次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
她深知莫高窟会渐渐衰老直至“消失”，如同人的生命形态变化一般不可阻挡。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樊锦诗为敦煌洞窟做档案时，看到1908年由法国人伯希和拍摄、后来出版的《敦煌图录》图片时，大吃一惊。
因为“对比同样的洞窟、同样的文物的照片，现在见到的彩塑和壁画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已经大不如七八十年前伯希和拍摄照片时的清晰和完整！”
樊锦诗走路吃饭睡觉都放不下，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延缓壁画的退化，同时又可以把壁画历史信息忠实地保存下来。
这个时候开始，樊锦诗就有了把敦煌影像保存下来的想法，无奈当时的技术尚不发达，无法永久保存。
数字技术的成熟让这一构想有希望变成现实，此时，她已经70多岁了。
她与时间赛跑，二十年探索永久保护高窟科学方法，十年建设“数字敦煌”工程。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正式上线。
古老的敦煌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通，通过网络，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免费欣赏莫高窟10个朝代、30个洞窟、4430平米壁画的高清图像。
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欣赏到敦煌艺术的精美，让敦煌这颗历史的明珠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辉。
●2006年，在敦煌石窟高精度数字摄影工作现场
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说“功德无量”。
2018年12月，樊锦诗被党中央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19年9月，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面对赞誉和嘉奖，樊锦诗却说，“我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
她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来接受这个荣誉，她自己不过是个接力棒。
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的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
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选择敦煌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敦煌选择她向世人言说它的沧桑、寂寞、瑰丽和永恒。
这位莫高窟的守护人曾多次说：“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
她以一生书写下自己的人生注解：
我心归处是敦煌。
运营 | 匠匠
编辑 | j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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