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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策展人语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


TAG·西海美术馆专访策展人郭小晖

TAG·西海美术馆正在展出刘商英个展“在世界之间行走” ,以个案研究性展览形式集中呈现着刘商英多年的艺术实践。此次展览由独立策展人郭小晖策划,展览设置“思想”和“行动”两条线索,梳理着艺术家刘商英创作背后艺术观念的演变,传递着其对于自然、艺术及生命的敬畏与虔诚之心。

展览现场通过影像、音效及灯光实现的沉浸式体验,带领观众以“体验模式”代替传统审美观念中的“观看模式”。创作于自然之中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与自然对话的美术馆之中——艺术、空间与自然三个维度的相互交流融合,共同讲述着宇宙生命的神奇与能量。

今天,我们将跟随策展人郭小晖的视角,通过她的解读,深入理解本次展览的策展思路、展览主题以及观看线索,真正的跟随艺术家“在世界之间行走”。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
策展人:郭小晖
2022年11月5日至2023年2月19日,西海美术馆呈现艺术家刘商英个展“在世界之间行走”。展览围绕刘商英长期关注的线索展开,集中呈现了艺术家2010年至今十二年来的艺术实践中重要和具有启发性的代表作品。展览旨在进行一次个案研究性展示,梳理刘商英主要的艺术创作方式——绘画与行走的关系,并考察和审视艺术家作品背后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呈现其艺术实践在思想和风格上的演变。


刘商英,《寻羊》,布面油画
200 × 570 cm,2010




展览标题“在世界之间行走”中的“世界”,并非单纯地指向人类对周遭空间的简单界定,而是指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性动态集合。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世界",人类世界则更多是指一种想象力的人为建构和参与。标题也试图指引着我们仔细审视地球生物(earthlings)的本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实际上是在以一种自由主体的关系一同维系生命持存的环境,它们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生存条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时间之“世”与空间之“界”正说明了这个集合体多种多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万事万物因其自然必然性而不断进行着接纳与互融的动态运作,这种共生性力量使人类和其他物种,甚至是生物/非生物群体产生影响并相互关联与汇聚在一起。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现场
TAG·西海美术馆,2022


商英的个展以“世界”为起点,亦是应和着艺术家对于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现实困境的思考。生态危机、大流感爆发、世界局势紧张……在这些割裂现状中,如何直面现代西方脚本中现代性和全球化带来的困境,是人类重新找回自我定位并与世界重新联结在一起的关键。技术时代正在全面地逼促着自然竭尽其潜能,这种对他者对象化的摆置也催生了人类主体性对自然的凌驾,加剧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对立。



刘商英,《荒原计划14号》,布面油画,沙土

240 × 480 cm,2019



刘商英,《沙子泉6号》,布面油画、沙土
240 × 320 cm,2021

刘商英,《天山4号》,布面油画、松针

160 × 240 cm,2022

刘商英试图通过艺术创作吸收这个时代的忧虑,以想象力的重构探索多元客体与整体世界的新联结,把自我置入无限空间,通过行走中的绘画来重新维系个人和大地的联结,这个过程,是关于海德格尔关于“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思想的一次重访旅途,也是重启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和大地的新交流,使得有机物和无机物在宇宙尺度的行星规模中发展生命的活力。


而行走这一举动,则意味着以一种行动中携带的异质化特性,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去打开原本被固化的同质思维和僵局,为拓展差异性与自由本质打开通路。亦是艺术家试图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创新的探索与回答。在颜料和风、沙、走石与碎屑的调和中,在以行走作为燃料而激发出的人类生活的火焰中,一个全新的具有无限想象力的世界最终降下了它的奇幻之影。


行走,即一种旅行的习惯性冲动,它区别于重在目的地的“旅游”一词,更接近于关注路途中的“旅行”——无论是步行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德语。然而,这个概念——一种对于移动的强烈渴望——从前古典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希腊人行走是为了思考——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逍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该学派以行走为名(peripatetic,来自希腊语Peripatetikos,意为行走或走动)。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彼得拉克也是经常被提及的行走典型,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其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一书中称赞彼得拉克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人”,因为彼得拉克曾回忆说他在1336年攀登旺图山仅是感性愉悦,这显示出了他对自然的敏感性,以及自然对他“接受精神”(receptive spirit)的重要意义。


时间快进到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声称“我的一生不过是一个长长的遐想,每日的散步将它分成许多个章节。”在最后的日子里,卢梭写下了《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这是一篇以十次散步为主要内容的优美自省。随后,“行走”与歌德和穆勒等浪漫主义大师联系在一起,出现在抒情诗和诗歌中,这些诗歌拥抱自然的和谐,体现个人主义和主体意识。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现场

TAG·西海美术馆,2022

本雅明则把行走——他称之为“游荡者”与现代性连接到一起。在本雅明的笔下,现代都市中的游荡者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观察者和抵抗者。


“游荡者”(flaneur)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起初,游荡者到处都是,其纯粹性就在于游荡者置身的是自然景观之中,在尚未出现技术的地理场所中,游荡者们将自己的背影淹没在无限的地平线中,这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诗意交错。而行走,正把人通向了意义的无限。但本雅明把目光聚焦于现代都市之后,发现了游荡者所蕴含的特殊意味。在所有人都被劳动分工所物化的时候,游荡者作为技术时代的冗余在街头漫步,溢出了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所规范的范畴。


城市的漫游者脱离了现代都市的法则,但并未归隐回都市之外的无垠土地,而是运用起被丰富性所培育出的发达视力,把整个使他自身显得格格不入的现代性仔细打量。现代性把人们卷入到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呼啸而过,无目的的游荡者却在现代社会最深层肌理中迟缓地漫游。


某种程度上,刘商英的艺术创作与这一理念产生共鸣,他保持着一个当代“游荡者”的形象,很像波德莱尔所说的 “现代生活的画家”—— 本雅明的游荡者雏形正来自波德莱尔笔下的居伊,他是现代生活的画家,也是现代生活的观察者——刘商英做一个隐藏在人群中的旁观者和游荡者,对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做出回应,他那充满激情的个性无处不在。


西藏阿里

新疆阿尔金山

内蒙古额济纳旗

以上三张图片选自此次展出的纪录片

纪录片素材致谢刘商英工作室


波德莱尔说:“我所说的‘现代性’,是指艺术的短暂、不确定、一半,艺术的另一半则是永恒的不可变更的。”而现代生活的画家则是这样一种人,他把自己的设想和精力集中于“它所包含的正在过去的时刻和它所含有的所有关于永恒的提示”。有时间的历史和无时间的永恒编织出现代生活的传奇图景,却也混淆了物质进步与精神进步。


波德莱尔拒斥把物质和精神两者的秩序混为一谈,这种本体论和现象学的分离类同康德,却比康德更进一步。对康德来说本体的经验和活动是在同一个物质的时空世界运作的,而波德莱尔切断了艺术家与轮船、电流和煤气的物质世界的联系,这使得人们完全无法得知艺术家会到哪里去,并且,由于物质的不可能使得时间只在可能中运行,历史失去其效力的同时波德莱尔亦在超验中纵身一跃:艺术家成为了一个行走的Ding-an-sich(物自体)。


行走的物自体,即意味着艺术家就是他自身所生成的,他是他一切的源泉,是超越了一切变化的可能性。对于可能性,最迫切的事情莫过于进入实存。此在(dasein)的“本质”(Wesen)在于生存(Existenz),也就是在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去存在(zusein)。艺术家需要去发明他的存在,由于存在自身的时间限制,这种发明必须在生命层面进行考虑,而不是漂浮在物质世界的上方,不然,就只能在想象中存在而实际不存在。而生成正是肯定时间的每一瞬间的流逝,肯定生命在这种流逝中的鲜活感知与创造。在绵延的时间中,生命动用创造差异的权力,不停地把潜在的可能性带入现实,而存在就在生成之中得到肯定。生成就意味着接续不断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意味着用时间的绵延对抗空间的静止,是以差异的瞬间兼容死寂的永恒。


刘商英一直以来所践行的艺术创造方式,行走,就是自由主体进入实存的手段,是创造者生命本质上的肯定与必须,是发明聚块的生成。哲学发明概念聚块,电影发明运动/绵延聚块,绘画则发明某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聚块,它们并非概念聚块或运动/绵延聚块,而是线条/颜色聚块(blocks of lines/colors)。


刘商英正是通过发明线条/颜色的聚块,在创作与接受的过程中把生成的力量从正在感知和体悟的身体上解放出来。德勒兹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什么是创造行为时,他给出的定义是,“一个创造者只做他或她绝对必需要做的事情”。真正的人类生产就在于出于直接的需求去自由创造的冲动,在艺术中,这个绝对必需要做的事就是对必然性的一种激进超越,按照康德的术语,就是从需求(demand)中减去需要(need)后的剩余。经由艺术家的笔触与颜料,感觉在生成中实现,艺术在行走中创造。

行走于“世界”之间的艺术家刘商英


刘商英的行走是荒野的行走,他行走在无人区,行走在荒原,行走在沙漠中。作为一个游荡者他并未像本雅明那样把目光投在现代都市之中,而是毅然走向了无垠旷野,他的行走更像是他独自一人与天地之间的对话。


这或许是由于技术时代的背景下,感性生活在两个极端的维度上分裂,感性的存在在某一方面被剥夺了基本需要——正如本雅明视角下的游荡者被都市生活像垃圾一样代谢出来一样——必然要在另一方面被过分的夸大,如此,波德莱尔的艺术家自由漂浮在虚空之中也是既定的。


刘商英选择把自身放逐到无人迹的自然之中,是扬弃了被技术社会所规范的作为对象的人,因为只有废弃掉被现代塑造出来的东西,身体被掠夺的力量才能被彻底解放。刘商英的绘画,则更像是他所处世界的一种对弈。正如艺术家自己所描述的:“我在面对自然的同时也面对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与自然对话、相处就是和自己对话、相处。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全身心的投入绘画,而这个过程本身的重要性往往大于画面呈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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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商英,《足迹》,布面油画、沙土
320 × 1187 cm,2021


刘商英一次次往返于北京与荒野之间,无疑是一种对审美实践的再思考。荒野代表了一种世界的原初,历史的废墟,跟自然融为一体,回到原点来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本雅明在绘画、诗歌和雕塑中,看到了人尚未失去自然的亲和性、与神圣性的联系的尚未堕落的世界的原初性回忆,刘商英亦在荒原中孜孜不倦地尝试着重建生命与自然万物的同一


本雅明说,“生命的范围不是由自然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感官刺激或灵魂这类困乏空洞的因素来决定,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哲学家的任务在通过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去理解自然生命。”刘商英在荒野中回看人类总体性,在行走中用艺术作品的语言把对原初整体的记忆翻译出来,他所关注的实则是对形而上学的重建。



在刘商英的绘画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线索响应在段义孚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之中。正如他所说,“在自然中绘画,是我此时此刻想做的,它和描绘自然本身无关。”人类对空间的认知不是被动唤起的,人有文化,还会分享感觉与概念,因此人对某个地方的空间感知最终还是要依靠人自身的一种主体意向。


段义孚把空间与时间的现象学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方法纳入到地理学之中,正是因为认识到一种文化间共通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人文地理学研究是面对“在世界中的人”(man-in-the-world)来研究的,段义孚通过解释人类的感知方式来理解地理行为与现象,而刘商英恰是作为一个“在世界之中的人”来行走的,他通过行走的绘画获得了高贵的诗性。这个诗性来自于现象学的时间概念,正是时间使得仅仅作为一个“地方”的空间展开了一个充满了情感、记忆和想象的场所。


在刘商英的行走中,过去对于荒野的记忆、尚未到来的人与神圣自然同一的未来,一齐叠加在了他不羁的笔触和颜料之中,真实的、想象的在他的追忆情感中具像化成了绘画。他的作品帮助情感成为真实可见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翻译情感、愿望及梦想。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现场

TAG·西海美术馆,2022

而且对于刘商英来说,这个行动又可以说是对“追寻崇高卓越的地理景观”的一种冲动。人是万物的尺度,当猿猴选择直立行走的那一天,整个世界的空间即刻产生了差异,身体成为了最初的标准,人在不断的经验中校准着空间知觉。因此空间自然而然包含了移动、自由、潜能等一系列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知觉,而如沙漠、冰川、森林、荒地等一系列罕有人迹的异质空间则打开了面向未来与自由的极致。


刘商英持续地在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极端环境中行走,是不停地去经验这种地景所带来的令主体颤栗的无限自由,以及由无限所带来的关于自我存有的畏惧。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现场
TAG·西海美术馆,2022

从2007年开始,艺术家开始漫游在内蒙古的广袤旷野中,他从高度全球化亦高度隔绝化的都市之中退出,以行走之劳作亲身体历着:牧民和城市的缓慢脱轨、马和卡车的耳鬓厮磨、田野与耕牛的历史纠缠、大地投注而出的目光……主体在车轮轰鸣中被现代性意义的社群抛下,坠落到前现代的属于盖亚的场域中,蹒跚中,他重新领悟到家园的意义。


最终,在一次次的行走中,经验纯化成了某种先验。段义孚曾言,浪漫的地理学家认同的“家”里住的是广阔的人类精神而不是人类身体,而既然“家”的概念如此宽泛,那么地理学也应当是宇宙学。的确,这是一种对超越人类身体感知的渴求,是主动从群体中剥落下来去倾听宇宙之音的抱负,人归属于哪个群体、哪个家园、哪个世界都将全部重写。


刘商英的“行走中的绘画”提醒我们重估和反思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处的现实。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在信息普遍化流通和瞬间文化交流的幻影中被全球化的幻觉所支配。而且这种幻觉也延伸到了艺术本身,并以某种方式将自身的权力强加于艺术之上,目的是将艺术同质化。


伴随着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发展的不断提速,文化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与其相适配的技术,技术反过来也高强度地吞噬掉相对过时的文化。借用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用以说明“速度超越时间之墙”的音爆例子,一架飞机突破声音的速度,巨大的冲击波就会发出震天巨响,那么,一架比“自己的时间”飞得更快的飞机又会引起什么振荡呢?时间与空间都已被挟持,因此,任何重构时间-空间的行动都是一种对同质化的抵抗。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现场

TAG·西海美术馆,2022



刘商英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直面社会现状、对视觉感官存疑、重新思考体力劳动和时间的意义,呼应了朗西埃政治美学理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他声称“批判艺术”的核心在于“歧感”,并认为当下的美感需要新的感性分配。当人通过可感性的变动而非规范的边界,重新释放出对于物的感觉的平等与自由之时,美学异托邦(Aesthetic heterotopia)就会到来。


刘商英的艺术实践可被看作结合了两个部分:思想和行动。“在世界之间行走”将以这二个线索来呈现刘商英的作品,并希望通过他的行走——作为抵抗的行走,作为劳作的行走,作为观察者和思考者的行走,以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行走,使观众与艺术家发生联结。




参考文献:
1 汪民安,游荡与现代性经验[A]. 1000-7504(2009)04-0022-06
2 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3 德勒兹,何谓创造的行动,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789551/,10/20/2021
4 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 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83页
5 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译林出版社,2021年
Ranciere, Jacques.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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