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30年，香港人有哪些故事？

12月15日，看完中国嘉德2022秋拍现当代夜场，资深艺术媒体人马继东在朋友圈发了一则感慨。在他眼里，该专场的最大贡献在于，“艺术家清单和估价的话语权开始握在自己手里，本土藏家、本土生态，在曾经国际热钱催生的泡沫挤压殆尽之后，历经数年调整期，重拾本土信心，也进一步明确了基于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梳理的市场脉络，相较台湾藏家在香港主推的亚洲当代夜场秩序，界线也愈发清晰。”

二十年前，马继东赶上了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井喷年”，因非典延迟的大拍，出现报复性消费和触底反弹。令他印象最深的专场，同样来自中国嘉德：2003年年底推出的王世襄和袁荃猷伉俪珍藏，近乎疯狂的竞拍现场，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记录频频被打破，诞生了“宣德炉”和“大圣遗音”等一连串拍场传奇符号。那一年，也是内地艺术品拍卖第二个十年的开端，香港、台北和新加坡的华人藏家们蜂拥而至，推波助澜。

而今，三十周年之际，在内地市场经历了起起伏伏和漫长调整周期之后，马继东特别邀约两位与内地拍卖渊源颇深的香港好朋友，苏富比亚洲区荣誉主席程寿康(Kevin Ching)和资深家具藏家、黄花梨皇后伍嘉恩（Grace WU），聊聊他们与内地的艺术往事。

程寿康

艺术品拍卖不止是富人乐园，也要做好大众美育

苏富比亚洲区荣誉主席

程寿康与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的缘分，缔结于上世纪80年代，在伦敦大学主修苏联和中国法律，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毕业后被一家英国律师事务所派驻北京。1987年起，周末的琉璃厂和潘家园，时常出现一位戴眼镜的平头小子，蹬着大载重自行车，带些许书生气，在地摊间四处转悠寻觅心仪的古玉。手里紧攥的外汇券，是唯一能识别他并非土著的凭证。这一待，就是三年。二十年后，荣任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的程寿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赴北京设立代表处。

如今，闲下来的程寿康，已渐渐放下他心头对于中国艺术在国际话语权的执念，一如当年向全球总部争取升国旗的那份冲动。2022年下半年，除了不定期地参加敏求精舍聚会，在香港本土顶尖藏家社团里插科打诨，充当开心果；他更期盼可以早日全面解封，一路绿码，以兑现他对母亲的承诺：卸下包袱，到内地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香港苏富比2022春拍,露易丝·布尔乔亚《蜘蛛IV》,成交价：129,205,000 港币,是目前亚洲拍卖最高价雕塑

马继东：今年恰逢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三十周年，作为曾经掌舵苏富比香港十五年的重量级市场专家和资深顾问，能否说说您跟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渊源？

程寿康：苏富比来香港是1973年，1994年在上海开了代表处，我是2006年到的苏富比，当时总部邀请我做CEO，是因为觉得我对国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当年在伦敦大学主修苏联和中国法律，毕业后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987年1989年常驻北京，一直对接北京事务，比如昆仑饭店和建国饭店的贷款书就是我经手负责的。包括后来回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重心也是开拓内地的奢侈品市场。

到苏富比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我想，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只有上海一个代表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2007年在北京也设立了代表处。慢慢地，我发现内地艺术品收藏处在一个起飞的态势。以2009年为例，中国内地买家竞拍已经占到苏富比亚洲成交额的41%，而在此之前，主导市场的一直是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藏家，传统版图被打破。

因此，我们也逐步扩大在中国内地的活动，2012年，我们又与歌华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苏富比北京，这也是第一家能够在中国内地举行拍卖会的国际拍卖行——当然，在更早的1988年，苏富比曾在北京故宫举办过一场名为“马可波罗回归紫禁城”的慈善拍卖，当时是为修复长城和拯救威尼斯筹款——同年9月，我们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苏富比在国内的首场拍卖，希望可以复制苏富比香港的拍卖模式，但随即遇到了一系列限制：比如不能拍中国文物，不能以人民币结算，包括艺术品的进出关税和增值税，收款困难，成本增加，都不符合商业规律，加上当时内地的拍卖公司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没有本土竞争优势，所以，在尝试几次后我们决定取消内地拍卖。

香港苏富比2022春拍,张大千钩金青绿重彩山水《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以3亿7,050万港币成交，刷新张大千的世界拍卖纪录，并膺苏富比历来成交价最高的中国书画拍品。

马继东：在您所接触的内地藏家中，谁最令您印象深刻？

程寿康：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时，内地藏家给我的整体感觉是收藏门类比较窄，他们主要关注中国书画和瓷杂，对奢侈品、手表、珠宝、当代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兴趣普遍不高，日常接触这些艺术门类的机会也不多。苏富比在北京、上海举办预展后，他们中有不少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客人到香港参与竞拍。

这里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刘益谦、王薇夫妇，是我所接触的最有远见的内地藏家之一。2006年起，为了筹建龙美术馆，他们开始大量买入中国的古玩、书法、绘画，除此之外，西方的艺术品和当代艺术、钻石、珠宝也都广泛涉猎，并且在国际拍卖场上出价狠，不迟疑，行动果断，也才有了如今龙美术馆十周年惊人的藏品体系。

2015年，苏富比在龙美术馆举办了中国内地首个大型的十七世纪荷兰古典素描展，“伦勃朗的时代”，也正是得益于王薇和刘益谦的支持，当时，大部分内地客人对西方经典艺术认识还不深，普遍在观望阶段，由此也可见他们夫妇二人的前瞻性。

香港苏富比2014春拍,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成交价：281,240,000 港币

如何定义刘益谦的藏家身份，2014年春拍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他来香港取货，2.8亿港币，他从上午到下午，共刷卡了20几次，全款结算完毕后，当即就用这只天价的鸡缸杯倒热茶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难看出他买东西的杀伐决断。包括当年功夫帖引发过很大争议，如果是没有信心的藏家，必然会受影响，但刘益谦他对自己有信心，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的收藏也才会持续。此外，我们通常会碰到内地藏家退货的情况，但类似的事情在刘益谦身上从来没发生过，他的确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收藏家。

香港苏富比2022春拍,何鸿卿爵士私人珍藏,此交椅最终以1亿2,460万港币成交，创下坐具全球最高拍卖纪录，抛离原有纪录近一倍。

马继东：对于未来的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行业，您有何期待？

程寿康：期待通过艺术品拍卖行业的推动，能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艺术自信，不止内地，香港也一样。由衷希望在艺术品买卖之外，大家都能做一些艺术传播、艺术教育的工作，有能力时都能拿出空间来，做公共教育，艺术品拍卖不止是富人乐园，也要做好大众美育。

还有一个多年心愿，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本土能诞生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拍卖行，提升中国艺术品的国际话语权。

香港苏富比2022春拍,巴布罗·毕加索《多拉玛尔》,成交价：169,420,000 港币,艺术家亚洲拍卖第二高纪录.

伍嘉恩

明式家具在短短几十年，由不被重视到今天的无人不知

嘉木堂主人，明式家具藏家

2022年，嘉木堂主人伍嘉恩（Grace Wu）给香港故宫捐赠了三件黄花梨家具。5年前，一场名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的展览，让世人熟知了伍嘉恩收藏家的标签，而此前三十年多年里，她一直以艺术顾问和明式家具专家的身份示人。作为顶尖艺术顾问，伍嘉恩早已闻名全球艺术品市场。1987年，她在香港创办的古董家具行——嘉木堂一直是业内标杆，其培育的欧美与亚洲客户里，不乏重量级藏家。最显赫的两个案例，便是她以十数年之久，分别协助香港收藏家叶承耀和比利时收藏家菲利普·德巴盖（Philippe De Backer），缔造的“攻玉山房”和“侣明室”这两个世界级收藏名号。

王世襄先生与伍嘉恩摄于三联书店明式家具展览开幕礼，1985年9月

作为“过来人”，伍嘉恩给内地艺术市场入门者的建议是，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收藏家，在收藏任何一种文物艺术品之初，都不妨多看些专业书籍，多参观博物馆，观摩真品的模样，继而多逛有信誉的古董行，接触有知识的业界人士，了解市场的概况和价格，再估摸自身实力。而惟有经历了上述种种，方可说具备了合格的基础条件。

她表示，在成为一名真正的藏家之后，最终都会像寻觅灵魂伴侣一样，在收藏中寻找乐趣。

"木趣居" — 桌案展览厅,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2017年

马继东：今年恰逢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三十周年，作为全球明清家具领域的重要收藏家和艺术顾问，能否说说您跟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缘分？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伍嘉恩：我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明式家具的，在追求和研究它们的过程中，全球拍卖市场，不论是伦敦、纽约，或是欧洲其他艺术中心，我都会特别留意。当时中国内地是没有艺术品拍卖会的。我最早接触内地艺术品拍卖，应该是90 年代末，但那时没有明式家具品类。

内地第一个成规模的明式家具专拍，出现在2010 年年底，中国嘉德秋拍推出的明式黄花梨家具精品夜场，我写的书《明式家具二十年经眼录》，恰好在同期出版，便邀请嘉德的王雁南在拍卖会上发布了这本新书。记得当时故宫紫禁城出版社运了大约50 册去现场，不出一两个小时就卖完了，出版社十分惊讶，决定追加两三百册，结果，两三天内全部售罄——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让我发现内地买家对知识的渴望，对新艺术品门类的追求。

【嘉木堂】入口，悬挂王世襄先生题并书的匾额

马继东：2011春，中国嘉德上拍过一场“读往会心—侣明室藏明式家具”专场，成交率高达 100%，委托人比利时藏家德巴盖（Philippe De Backer），正是在您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收藏序列，能否讲讲这场拍卖会背后的故事？

伍嘉恩：早在上世纪 80、90年代，收藏黄花梨家具的黄金时段，在我一手帮助下，德巴盖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黄花梨家具系列收藏。而早于这场拍卖的11年前，即2000年左右，侣明室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专辑图录，叫Living with Ming，可以翻译为《明式生活》；2003 年，侣明室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举办了展览，《明：中国家具的黄金时期》；2006 年，北京故宫“永恒的明式家具”展览行，我们的共识是，不仅是将侣明室收藏推向一个高度，同时通过不断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明式家具是多么隽美，多么重要。

你知道西方拍卖界有句名言吗：当珍稀的艺术品出现在拍卖场时，原因都离不开三个D 字，第一个是 Death （死亡），第二个是 Debt（欠债），第三个是 Divorce （离婚）。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猜测这个拍卖专场背后的故事。事实上，就在这场拍卖2 个月前，我们还执行了侣明室的最后一次推广，在北京恭王府做了一个大展。至于专场的拍卖成绩，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当晚，拍卖场挤进来上千人，创下了百分百成交率，更创下了中国黄花梨家具市场不少的新篇章。

"永恒的明式家具"北京故宫展览开幕式2006年,耿宝昌先生、原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比利时皇妃、比利时皇子H.R.H. Prince Laurent of Belgium、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焱、德国Vitra Design Museum馆长、王世襄先生、伍嘉恩、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戴浩石、德巴盖

马继东：除了德巴盖，美国藏家安思远、香港藏家叶承耀的大部分明清家具收藏也都是通过您的嘉木堂获得。您是如何看待一级市场古董行和二级市场拍卖会之间的关系？

伍嘉恩：近两年，北京保利连续上拍的“十面灵璧山居”收藏专场，涵盖瓷器、古代书画、家具、赏石、高古陶和其他品类，这些藏品均来自美国一个出版业传媒大亨William Ziff 的超级收藏。最耀眼的成绩是 2020 年拍出的吴彬《十面灵璧图卷》，成交达5.129 亿人民币，而当初他们买入的价格是在苏富比纽约的 121万美元。William Ziff 收藏范围很广，每一个艺术品领域都有资深的行家顾问，他的大部分藏品都来自于这些顾问的古董店，而每一次进入拍卖场，也都是在这些顾问建议下参与竞拍的。今天大部分世界级收藏家，也都采取William Ziff的这种收藏模式，不同渠道互为补充。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只在古董店买，有的人只在拍卖行买。总之，这二者间的关系，用英文形容就是Symbiotic，共生。

从晚明《鲁班经匠家镜》版画走出来的"木趣居"藏品，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2017年

马继东：对于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过去发展的三十年，您作何评价？又有哪些建言？未来您是否还会以专家顾问的角色参与艺术品拍卖市场？

伍嘉恩：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经历了一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在十分短的时期内，由零开始，已经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领域，比如中国书画，成交份额更是达到全球之首。在黄花梨明式家具的世界，内地也已发展到与香港并重，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交易中心之一。明式家具在短短几十年，由不被重视到今天的无人不知，诚然是可喜可贺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利润也驱动了黄花梨复制品在拍卖行上出现，充当所谓明式家具收藏，这是艺术品市场闻所未闻的概念。

我衷心希望内地市场能继续蓬勃，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推广艺术品收藏，为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做正面的贡献。而我本人，无论是以专家、收藏家还是顾问的角色，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