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再没有一个地方像大雅宝胡同甲2号如此特殊。
三进的四合院，二十多间房，在这个普通的北京大杂院里，却汇聚了新中国美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沈从文等艺术界名流，也是这个院子的常客。
这些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汇聚到同一时空，有一种如宿命般注定的巧合，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艺术奇迹”。
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构建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现场”。
那是大师尚未远去
大雅宝胡同甲2号位于金宝街与二环路相交处。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徐悲鸿创立“国立北平艺专”，大雅宝胡同甲2号成为了北平艺专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
1953年，28岁的黄永玉被聘为中央美院教授，成为整个美院中最年轻的教授，他和妻子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来到了北京，先是住在表叔沈从文家，不久后就搬进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一住就是5年。
他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记录下对这座大杂院的印象：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
这是李可染夫妇。
油画家董希文和夫人张连英：“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
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
后来搬进大杂院的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祝大年，是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一辈子珍惜的东西他也看得开，精于欣赏，勇于割舍”；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涵盖了中央美术学院学科建制的各个分类，包括国、油、版、雕、壁、史甚至工艺美术史。
他们有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和观点，却彼此尊重，互相理解，不计较名利，不计较金钱，只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
李可染和张仃每天早上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谈的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
继承，开拓，创新，探索，每个人都铆足了力，想要为新中国的美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那是大师尚未远去，人心尚有敬畏的年代。
身处艺术氛围浓厚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李可染迎来了创作的一个高潮期。
《杏花春雨江南》《黄山烟霞》《万山红遍》《鲁迅故居绍兴城》《人在万点梅华中》等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阶段创造出来的。
新中国最重要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诞生在董希文狭小的画室。
在那个逼仄的地方，他不断探索中西融合的创作方式，探索油画民族化的方向：“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
也是在大雅宝不足十平米的版画工作室里，黄永玉完成了成名作《阿诗玛》的创作。
那时真甜美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
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哄闹，大人们在一块儿唠嗑，上班同行，在家谈艺，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
一到中秋，整个院子的人就会在中院摆下长桌，各家会带着各自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的枣子、石榴等水果，大家一起吃着，聊着，笑着。
从李苦禅先生的院子里走过，有时能够看到他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李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高兴的时候，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苦禅、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禅的《夜奔》，邹佩珠的《搜孤救孤》。”
而黄永玉到来后，院子里的孩子们的快乐一下子变多了。
年轻的黄永玉是不折不扣的孩子王，故事讲得很好，唱歌也是一流，孩子们最开心的大概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动物园，像群“土匪”一样到处跑，到处野。
齐白石虽然不住在大雅宝，却是大雅宝名副其实的“大家长”，每次他来的时候，整个院子都会出来迎接，陪老人家进出。
孩子们尤其喜欢“齐爷爷”，每年过年，“齐爷爷”都会给每个孩子一块钱的压岁钱，在那个年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了：“不过你就是再多叫他几声好听的，他也决不会给你再添一分钱。”
张仃之子张郎郎形容 ：“院儿里的大人们整个一个君子国，什么都能包容，他们个个都大度地笑眯眯容纳一切。”
不同的艺术，不同的人。
新中国第一桩跨国婚姻的当事人，宋怀桂和万曼也在大雅宝住过一段时间.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对异国情侣的婚姻曾遭受到无数流言和非议，但在大雅宝里，人们却只有完全的祝福。
董希文还特意到琉璃厂为他们每人刻了一块玉石的名章。
当时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的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喜欢就直接拿走。
张仃家里堆着许多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
李可染的卧室东墙挂着白石老人送给他们夫妻的《秋荷鸳鸯》。客厅的东墙挂的是林风眠先生加入了大量花青的泼墨；侧面则是白石老人的《樱桃图》......
他对周令钊的夫人陈若菊笑呵呵地说：“陈若菊，我的画你喜欢哪张就拿哪张。”
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里，黄永玉回忆往事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
那里住过一群有血有肉
1973年 ，在大雅宝居住超过20年的两个人相继离开了。
一个是李可染，搬到了西城区三里河社区的一套普通单元里；
一个是董希文，却是永远的离开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美院的这些教授们都经历了生命中黑暗的一段时光，但即使经历苦难、风雨，他们的骨子里始终留存着那份纯粹。
董希文被查出癌症后，病情迅速恶化，却依然平静，除了去医院，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收拾画具、整理画稿，用小纸片记录下一个个新的想法。
他还将几十张空白的画板摞在柜子上，尤其将自己格外看重却没能真正完成的《喜马拉雅山颂》的画稿郑重地挂在床头，向往那静穆的大自然中所含有的自由自在的平淡。
1972年，接受化疗的董希文与家人在大雅宝院中合影
动荡的年代，李苦禅被毒打，要他批齐白石，批朋友，他不曾低头，也不曾出卖诬陷任何一个人。
“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不可为一时的名利之诱惑暴力之迫而出卖灵魂，更不可卖友求荣。”
张仃和妻子后来搬到香山卧佛寺北沟村一间废弃的农舍：
“虽然常常弄到中午还什么也吃不上，一连几天是咸菜泡饭（饭也馊菜也霉了），但他仍是赞山赞树……”
饱经风霜，本心不改。
仅依靠乌黑的墨与薄薄的绵书纸，去追求艺术最纯粹的彰显。
风雨飘摇的岁月里，黄永玉和家人被迫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他还：“画一个大大的外头开着鲜花的窗口的油画，也增添居住的情趣”。
下放做农民时，不准画画，也不可能画画。
但见到春树上的芽豆，夏日泽地为风吹动的茂草，迎着太阳的向日葵，薄雾缭绕的秋山，排成人字的、遥遥的秋雁......不可能不心动，于是“心胸里一幅幅作品排列、重叠着、秘藏起来”。
明明再糟糕不过的岁月里，即使在阴影中，他依然能晒自己的阳光。
李可染之子李小可评价曾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居住的人 ：“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
他们对艺术一片赤诚，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他们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新中国美术的传奇。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如今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个门牌号已经没有了。
住在大雅宝里的很多人，也渐渐被遗忘，慢慢淡出了人们和历史的视野。
“我怀念所有在大雅宝生活过的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话年华。”
—— 张朗朗（张仃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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