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一发行，就与摄影深度融合
1869年，世界上第一张邮政明信片在奥地利发行，这种新奇的印刷品邮件因为邮资低廉、简单方便而迅速风靡起来。中国第一套由官方发行的明信片是1896年大清邮政发行的“蟠龙”明信片，龙与万年青成为代表中国邮政的标志，同时还有着强烈的传统色彩。差不多同一时期发行的中国第一套邮票，也以“蟠龙”为标志。
在1896年前的二十多年间，中华大地上不是没有明信片，只不过都是外国人发行。1874年，上海租界的工部局书信馆发行邮资片，是在中国境内发行、流通最早的明信片，只有英文称谓“POSTCARD”，没有译成汉语，是给来华的外国人使用的。
最初的明信片并不以图像为主，但明信片的发行刚好伴随着摄影的重大发展，摄影图片随即被用在了明信片上，并成为明信片图案的主流。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用摄影或绘画作品制作的图像明信片，成为既简洁又时尚的印刷品邮件。在这种风尚下，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明信片，以中国的山川名胜、风土人情、百工百业、时事见闻等为主。某种程度上，19世纪末的明信片图案，在内容性质上，与当时主流的摄影照片几乎同源，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日本人发行的岳麓书院明信片。图片为著名摄影师岛崎役治拍摄，原图来源于《亚细亚大观》杂志
由于湖南被摄影记录的时代要稍晚，1890年代才出现了现今能看到的第一张照片，有关湖南的明信片也多在清末民初发行。同时，因为银盐摄影技术的发展，摄影所记录的图像内容，在丰富多彩性上已经大于明信片，大量偏远地区的非著名景点进入摄影镜头，但这些照片因为知名度不高，没有被明信片采用，明信片图案选择依然延续了19世纪照片市场的做法，以名胜和景点图案为主。
天心阁和岳麓山，屡次登上明信片
在清末民初出现的大量湖南明信片中，长沙风光在明信片图案中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长沙由于省城的地位和文化资源多的影响，在湖南风光明信片中独树一帜。它首先得益于长沙有大量外国人的摄影作品，其次是人们对长沙文化名胜的推崇。这其中，天心阁与岳麓山（包括岳麓书院）又成为近现代长沙明信片图案中的“宠儿”，仅仅民国天心阁明信片就不下十余种。日本人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发行的中国风光明信片数量众多，甚至一些文具店、私人书店也发行了湖南景点成套明信片。与后世景点明信片多为景点所在地发行、以供外地游客购买并寄送给亲友“打卡”纪念不同，此时众多景点明信片由外地（或外国）发行，让没有到过景点所在地的人进行“云观赏”。也就是说，与其图案选择一样，明信片的市场模式与客户群体是移植了此前照片市场的做法。一些明信片会在印刷图案时把黑白照片做成彩色，以至于让今天的我们会误以为原照片为彩色，这需要进行甄别。
日本人发行的天心阁明信片，并把黑白照片印刷成彩色。图片为著名摄影师岛崎役治拍摄，原图来源于《亚细亚大观》杂志
同时，近现代湖南明信片大量采用了一些摄影名家的作品，如日本摄影师山根倬三、岛崎役治的照片即是湖南明信片图案上的“常客”，至于明信片的发行人是否向摄影师或照片版权方支付了版权费，以及当时摄影师“授权”明信片图案的使用流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湖南偏远地区的照片，没有搬上明信片
与省城长沙相比，流传至今的湖南其它地区的近现代明信片数量明显偏少。银盐时代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湖南这种内内陆地区也被摄影所眷顾，我们在“湖湘世像”系列中介绍了不少外国传教士、医生等群体在湘西、湘西南等偏远地区的摄影实践，但近现代明信片图案的选择却明显与这些地方的摄影照片不成比例，大量在今天看来有着特殊影像价值的照片，在当时的明信片发行人那里，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要么选择中国的社会面貌中能吸引外国人的元素，比如砍头、娼妓等“陋俗”，要么选择异域风情中的名胜古迹。
在当时中国刚刚兴起的航空公司也发行了中国风光明信片，如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经营的欧亚航空，就发行了其航线途径地的航拍风光明信片。其中关于湖南的风景，推测可能由飞行员拍摄于汉口-广州的航班中。著名的德国飞行员兼摄影师卡斯特以航拍中国系列成名，不知关于湖南的系列明信片图案是否也出自他手。
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发行纪念明信片要迟至1927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为纪念交通银行开业20周年，发行了帆船图案的4种明信片。民国时期中国人发行明信片明显多了起来，明信片图案也不再止于风光与猎奇，各种纪念性事件也登上了明信片正面。图案内容与湖南相关的，如1948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湖南女子排球队与浙江女子排球队激烈交锋的场面，被摄影师记录并搬上了当时的明信片。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是国民政府垮台前在大陆举行的最后一届全运会，尽管政府日薄西山，但对全运会的赛事筹办包括摄影记录、明信片发行，还是做到了尽心尽力。毕竟，此时大型赛事的宣传与摄影机制，已经十分成熟。
岳阳，日本军邮明信片上“出镜”最多的湖南城市
二战时期日本军邮明信片也在近现代湖南明信片上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它是日本侵华与思想渗透的产物。二战期间，各国都有发行类似的军邮明信片，有的为收费军邮，有的则由军方统一支付邮资，在军中免费发行。日本军邮明信片上的内容主要是占领区风景，由军人将占领地的风景寄回去，与家人沟通，借以提高士气，并宣扬日军的胜利。与清末民初日本发行的中国风光明信片大量使用摄影照片不同，二战军邮明信片基本以水彩画为主，又有日本浮世绘的风格，在风光之外往往配以日本军人的身影，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同时，图案作者也大都为日本名著一时的画家，日本政府用文化名人来参与文化征服，最大限度鼓舞士气，让人联想到战争时期影视明星的义演。
“岳阳楼”军邮明信片，表现日军在岳阳楼前的情景，是日军侵华的见证。图片来源：“时光印记”经典珍藏网
抗战期间，岳阳是湖南被占领时间最长的县市，因此，大量关于湖南的日军军邮明信片都是关于岳阳的，岳阳楼也几乎成了这些明信片图案上必不可少的元素。相比于摄影照片的实拍，这些图案由创作者进行了想象化或夸张化的处理，许多关于岳阳楼的角度与周边建筑的组合，都是现实中不存在的。而且，不管什么角度，都要将日本军人的身影在建筑前或一侧放进去，充分体现了军邮明信片的特色。
另外，从一些保留至今的日军实寄明信片看，不少部队的名称是模糊的。寄出明信片的日本军人，多是让家人、亲友知道自己的大概位置并向对方报平安，同时日本军方也借此向国内民众宣传日军占领的地方，明信片图案内容选择占领地的著名景点，就是这一目的，但关于战地的详细情况，却又不能透露。
结语
近现代关于湖南的明信片，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外国人视角。已经进入银盐照片时代的明信片，在图案内容选择与市场模式上，却与湿版摄影时代的照片市场如出一辙，以至于许多被银盐摄影所记录的湖南风情，因为没有市场价值而不能在明信片上看到。而作为官方发行的明信片，又有着强烈的宣教意义，这在日本军邮明信片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这说明，明信片也同摄影一样，不是没有立场的，它恰恰是立场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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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馆藏”系列文章是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自2020年起推出的关于历史影像的科普研究文章。以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万余件历史影像藏品为基础，以每月3期的频率更新，与大众分享与探讨历史影像的背后故事。
“湖湘世像”系列探讨的是历史上被外国人拍摄的湖南会是什么样？本主题文章聚焦于近代来到湖南地区的西方摄影师，他们用特写、航拍等各种方式留下历史中的三湘风貌，留下的影像作品也彰显着日式、美式等不同国家的观看之道。
撰文 | 刘见华
编辑 |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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