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与中国古典园林》一文探讨了朱启钤对中国园林学科的基础性贡献。文章指出：中国营造学社对园林研究极为关注，朱启钤不仅有主持领导之功，且直接参与研究与实践，主要包括主持中央公园营建、古籍整理（特别是重刊《园冶》、收藏样式雷图档及其他园林史料、校阅《营造法原》）、参与和领导园林方面学术研究以及园林遗产保护等。
Zhu Qiqian and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中国古典园林拥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历代名园迭出，集亭台楼阁、假山奇石、溪流池沼、花草竹木于一体，景致优美，意境不凡，形成了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为宗旨的独特体系，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相比宫殿、坛庙、寺观、陵寝、住宅等其他建筑类型而言，中国古代文人对园林情有独钟，不但以园林为理想的栖居游乐环境，而且热衷于为之吟诗作赋、撰写园记，还纷纷亲自参与造园。明清时期《园冶》《长物志》《秘传花镜》等著作对造园理论和技法进行总结和探讨，《越中园亭记》《帝京景物略》《扬州画舫录》《履园丛话》《山阳河下园亭记》等书对某一地区的诸多名园的历史沿革、景致构成进行考证和记述，《陶庵梦忆》《一家言》《浮生六记》等书则对园林艺术进行赏析和点评，均可视为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雏形。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古典园林研究始于20 世纪初。德国学者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en）分别对北京、承德和江南等地的园林遗迹进行考察，并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国的建筑与景观》和《中国园林》中有所论述。20世纪20—30年代，农学领域的中国学者童玉民、范肖岩、叶广度和陈植投身园林研究 ，他们将造园学视为独立的学科，先后完成《造庭园艺》《造园法》《中国庭园概观》《造园学概论》，其中均有章节对古代园林史进行概述。童玉民、陈植有日本留学背景，叶广度曾赴日本考察，其研究理念均明显受到日本影响，书中同时述及中国、日本和欧洲园林。范肖岩有留法背景，其著作偏重于植物园艺，其中“庭园之历史”一节分述“西洋庭园史略”和“中国庭园史略”。
1933年乐嘉藻出版了中国人所著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书中第一编即将“庭园建筑”与“屋盖”并列，旨在强调二者皆为中国建筑的特别之处，与欧洲建筑差异最为明显。第二编又单辟“园林”一章。此书体例不精，缺陷明显，但平心而论，仍有一定价值，对于古典园林的分析大多言之成理。
1930年正式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下称“营造学社”或“学社”）对古典园林极为关注，大力搜寻、整理、出版古代园林典籍与史料，对北京御苑和江南园林进行深入探讨，并开展园林遗产保护工作，成果丰硕，谱写了园林学术史上的精彩篇章。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不但有主持领导之功，而且个人也直接参与了研究工作，在若干方面另有独特贡献。今年正值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本文拾掇故实，追忆往昔，以表纪念之意。
1 中央公园
1913 年朱启钤出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1914 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开始对北京古城展开一系列的改造工程，拆除天安门前的千步廊，改建正阳门城墙，修筑环城铁路，打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等干道，对现代北京城市格局影响深远。其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程，就是将紫禁城西南侧的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1928 年更名为中山公园），向社会开放，打造出北京第一座现代城市公园。
社稷坛本是明清两代朝廷祀奉“太社之神”和“太稷之神”的祭坛，位于端门之西，与太庙相对，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整组建筑群以内外两圈坛墙环绕，北面的内坛墙设有三间正门，南、东、西三面门各设一间大门，中央筑坛，坛上覆五色土，象征东西南北中五方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此外还有戟门、拜殿、宰牲亭、神厨、神库等建筑。社稷坛作为皇家坛庙，地位崇高，但清朝覆灭后即失去了原有的祭祀功能，日渐荒芜。当时中南海为北洋政府驻地，昔日的皇城禁地完全开放，车水马龙、人群密集，急需开辟一处公园，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朱启钤经过仔细研究，认为社稷坛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加上其中原有许多古树植被，又有较多的空地，基础条件很好，决定选择在这里设立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以董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朱启钤出任董事长并操持规划（图1）。首先对社稷坛内原有的古建筑进行积极保护、维修，对坛墙内的柏、槐、榆等古树也着意维护。但原有的社稷坛毕竟只是一处空旷的坛庙，很少景观建筑，植物品种单调，也没有假山流水，更缺乏公园所应有的服务设施。因此经营者在原有基础上，增置山水、亭榭、花木，添建游乐项目，这才脱胎换骨，形成了真正的园林景象（图2）。
图1 朱启钤（左四）1914年与北洋政要在中央公园合影
图2 北京中央公园1939年平面图
整座公园以内坛墙为界，形成了内外两重园林空间，格局近于“回”字形。内坛墙之内是社稷坛的核心部分，其中的历史建筑除必要的修缮外极少更动，体现了对文物古迹的尊重；而内坛墙之外则兴作较多，在公园外墙南端开设了新的大门，向西作了拓展，还将端门外的西朝房划入园区，使得公园的面积扩大，北面围墙改为铁栏，在四周的地段上见缝插针，不断新增景物，以南部密度最高。
所筑新景以中国传统的园林风格为主，曲折幽雅，移步换景，富有意境，如朱启钤先生《中央公园记》所言：“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唐花坞（图3）、来今雨轩、水榭等建筑大多采用仿古式样，并由当时的著名文人题写匾额，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假山主要集中在来今雨轩、习礼亭、水榭等处，其中来今雨轩附近的假山由一位姓刘的广东老匠师堆叠完成，玲珑剔透，最为人所称道：“刘老人以民国四年（1915）来游京师，为人能诗善画，尤长堆垛术。赏本园景物佳胜，请于朱董事长，愿堆此山石以为纪念。今观所作，极玲珑剔透之观，堪称殊胜。旧都堆石名家，咸自谓不及云。”公园管理方将织女桥一带的御河之水引入园内，至1939 年时园中共有水面58 亩，形成丰沛的水景。园中植物除旧有的上千株古柏、古槐、榆树和杏树之外，主要增植了松柏槐柳以及一些果木，重点培植了大量花卉，以牡丹和芍药最多。还曾经先后豢养过鹿、熊、金鱼以及孔雀、鹦鹉、皂雕、仙鹤、锦鸡等各种禽类，生气盎然。
图3 唐花坞旧照
总体而言，中央（中山）公园的建设大量采用古典园林的设计意匠，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同时也在局部积极借鉴了一些西方造园手法，表现出相当的新意。中国营造学社的办公场所设于紫禁城端门外的西朝房，属于中山公园的管理范围，学社多位成员同时兼任公园董事，时常在园内举办展览、雅集，参与园景设计与施工，进一步提高了公园的艺术品位。
2 史籍整理
古代文人造园著作虽多，近代往往湮没无闻。明代计成《园冶》初刻于崇祯七年（1634），清代二百多年间很少翻刻、重印，罕有人知，却有多个版本传入日本，颇受推崇。20世纪30年代，朱启钤、阚铎等人依据北平图书馆所购明版《园冶》残卷与东京内阁文库所藏《园冶》明代刻本影印件相互参校，兼考其他版本，重新刊行此书，轰动一时（图4）。这一盛举几可与北宋《营造法式》重刊相提并论，对于园林史研究有重大学术意义。
图4 《园冶》中国营造学社刊本扉页
《园冶》之外，营造学社还再版了清代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图5）和李斗《扬州画舫录》（附《工段营造录》），使得这两部造园名著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营造学社特别注重收集、整理、出版与古代建筑相关的原始史料，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属于古典园林范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下称《汇刊》）第一卷第二册的《社事纪要》中建议“购存宫苑陵墓之模型图样”，特别提出收购样式雷家族图档，所开首批目录中南海、北海、圆明园、长春园、畅春园、倚虹堂等御苑相关图样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后来营造学社花费不菲资金，陆续购得若干样式雷设计皇家园林和王公大臣赐园时所作图纸、文书和烫样（图6），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图6 中国营造学社旧藏样式雷内檐装修烫样及背后标签
《汇刊》第二卷第一册列有圆明园绘画、照片以及《圆明园匾额清单》，此外营造学社还主持出版了《圆明园东长春园图》（原名《谐奇趣西洋楼水法图》）单行本图书，内含乾隆年间宫廷画师所绘的20幅西洋楼铜版画。
部分园林史料相关文章出自海外人士之手。如《汇刊》第一卷第二册载有《建筑中国式宫殿之则例（1727—1750）》一文，译自美国迈阿密大学卡罗·B·马龙（Carroll B. Malone）先生的论文Current Regulation for Building and FurnishingChinese Imperial Palaces,1727—1750。原稿发表于《美国亚东社会月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后《汇刊》第二卷第三册又重刊其英语原文），其文主要介绍劳福尔博士（Dr. Berthod Laufer）1910年在北京所购的一部古籍抄本，内容大半与圆明园有关，少数涉及万寿山、香山、景山、雍和宫、避暑山庄等宫苑。《汇刊》第二卷第一册再次译介了供奉清廷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于乾隆十八年（1743）写给本国友人的信函，从亲历者的角度描绘了圆明园的种种绚丽风景，并对中西方的园林艺术作了初步的比较。文后附有法文原文，由于出现编印差错，《汇刊》第二卷第二册又重新刊发了一次原文以作更正。
清末民初名匠姚承祖出身苏州香山帮营造世家，长期从事建筑设计与施工，20世纪20年代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开课讲授建筑学，业余整理祖传的秘籍和图册，总结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于1929年著成《营造法原》一书。此书备述江南建筑做法，很多实例和技艺源自园林中的厅堂轩馆，并辟有“园林建筑总论”一章，列叙亭、阁、楼台、水榭、旱船、廊、花墙洞、花街铺地、假山、地穴门景、水池、桥各项具体做法。姚承祖将书稿先交给刘敦桢先生审阅，刘敦桢转交朱启钤先生。朱启钤对此书极为看重，亲自校阅。《汇刊》第三卷第三期和第四期《本社纪事》分别提及拟“刊行苏州姚氏《营造法源》”“姚氏《营造法原》之整理”，并注明“现由朱桂辛先生逐门整比，改定图绘，一俟商取姚氏同意，即刊行问世。”由于书中术语与北方官式建筑迥异，疑难甚多，迟迟未能出版。1935年刘敦桢又将书稿转交张镛森（至刚）先生，详加校订，1937年6月由营造学社排版付印，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止。朱启钤不但参与初校《营造法原》，还为姚承祖所绘的《补云小筑图》题词，其文见载于《汇刊》第四卷第二期。
3 学术研究
营造学社分设法式部、文献部两组。文献部初由阚铎出任主任，不久由朱启钤本人兼领，后来刘敦桢一直担任主任，成就斐然。20世纪30年代短短数年之间，学社成员对古典园林开展多项研究，以文献考证为主，成果大多发表于《汇刊》。主要工作虽非朱启钤先生亲自完成，但朱先生都曾全力扶持、推进，足见其高瞻远瞩、敏锐洞察、知人善任的学术领袖风范。
《汇刊》第二卷第一册首次编制《圆明园大事年表》，记述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中华民国20年（1931）间有关圆明园的重要历史事件。文后又从《大公报》文学副刊转载史学家向达先生《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分述“圆明园建筑与西洋教士”“英法联军之役圆明园之被掠与焚毁”“述近出关于圆明园之各种资料”“论保护圆明园及其他诸残迹”。
满族学者金勋先生为营造学社成员，长期致力于圆明园文献史料整理和相关图纸的绘制。梁启超之侄、梁思成堂弟梁思敬先生则投入圆明园复原鸟瞰图的工作。二人的研究同样也得到学社的支持，1932 年出版的《汇刊》第三卷第一期《本社纪事》载：“本社自去岁三月廿一日开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展览会后，仍以一部分精力作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匾额清单已于本刊二卷一期发表。同时绘图员金勋即开始作圆明园复旧图。金君图方盈丈，绘制经年而成。金图完后，又由梁思敬君根据金君数年前实测圆明园平面图及此图作成圆明园透视鸟瞰图一幅。现二图皆相继告成，名园盛代印象可以窥见一斑矣。”金勋与梁思敬分别绘出大幅《圆明园复旧图》和《圆明园鸟瞰图》，反映了圆明园盛期面貌，亦为后出诸多复原图之先驱，后营造学社根据金勋先生之图重摹刊印了《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总图》。
刘敦桢先生的论文《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是古典园林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名篇，于1933年在《汇刊》第四卷第二期以及第三、四期合刊本上连续登载。文章开头，作者特意说明此项研究受朱启钤先生委派，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营造学社和其他学术机构购置的样式雷图档：“朱（桂辛）先生因有《样式雷考》之编著，嘱桢整比清季工程，与雷氏有关者，以资参证。”考虑到相关资料中圆明园占比最重，决定“为研究便利计，首自圆明园始。”全文分为“史料整理之经过”“重修前之圆明园”“重修之背景”“工程”“材料”“工费”“勘估与监修”“停工原因”“停工后轶文”9章，另附有“补记”，条分缕析，阐幽发微，不但厘清了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工程的历史背景、兴工经过、具体的营造范围、材料、经费、勘察估算以及停工的诸多原因，还对圆明园的园林特色、建筑空间以及清代皇家工程的取料、管理规制作了简短的总结，大有洞见。
绘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皇城宫殿衙署图》是一幅详细展现北京皇城内宫殿、苑囿、官署、祠庙格局的舆图，刘敦桢先生称：“旧岁（1934 年）九月，余与单士元先生检读国立北平图书馆明清舆图，无意中发现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幅，摩挲惊喜，叹为稀有秘笈，以为推求明清交替之状，进而追溯永乐规模者，当舍此莫属。”遂撰成《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一文，其第二节“苑囿”列叙南内、景山、西苑三处皇家园林的概况。
阚铎先生所撰《园冶识语》对于《园冶》与古典园林有精辟见解。王璧文先生《元大都城坊考》包含对大都御苑的考述。
据刘致平先生回忆，林徽因先生有意研究中国园林建筑，1937年让他协助测绘、调查北海静心斋（图7），并向匠师张蔚廷请教叠山相关问题。查测绘草图原稿标注（图8）得知，此项工作实际上完成于1936年，《汇刊》第六卷第三期《本社纪事》亦载：“（二十五年）五月，社员林徽因率助理刘致平、研究生麦俨曾等，测绘北海静心斋建筑。”1937年和1947年林徽因与莫宗江、刘致平等还测绘了北京恭王府及花园。
图7 中国营造学社1936年北海静心斋测绘平面图与断面图
图8 中国营造学社1936年北海静心斋石桥测绘草图
营造学社社址设于北平，故以北京园林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艺术价值更高的江南园林早已瞩目，重刊《园冶》《一家言·居室器玩部》《扬州画舫录》及整理的《营造法原》均属先导性质。童寯先生回忆：“1934 年左右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来上海。（中国建筑师）学会邀他在功德林素菜馆午饭。他谈营造学社一些情况，说想研究南方古典园林。”又称：“到1935 年前后，他们（中国营造学社）在建筑方面搞的差不多了，开始想打进另一个领域——中国园林。这时我在上海私人建筑事务所工作，暇日常到邻近各地古典园林游览考察。刘敦桢知道了，就开始和我通消息，并且亲自南来苏州住几天，回去后写一篇关于苏州花园的报告。但他的工作地点不在南方，而江南是园林繁华所在，因此我的条件比他好。那时，据我所知，对园林感兴趣而做点实际工作的，只有我们两人。”童寯先生当时正在上海联合开设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业余调研江南各地古典园林，与朱启钤、刘敦桢互通声气，首次以现代方法测绘园林平面图，拍摄照片，引证文献，再加分析，初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达到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
《汇刊》第六卷第二期《本社纪事》记载：“社员刘敦桢乘本年（1936 年）暑期休假之便，旅行苏州，对北宋罗汉院双塔、虎丘塔，南宋玄妙观三清殿，及北寺、瑞光二塔，作初步调查。嗣于九月初旬，携社员梁思成、卢树森、夏昌世至苏，作详细之考察，并调查明代所建虎丘二山门、府文庙大成殿、开元寺无梁殿，与留园、怡园、汪园、拙政园、狮子林、木渎严家花园等处林园建筑。”这是学社首次组织关于江南园林的考察活动（图9），颇有收获，后刘敦桢先生在《汇刊》第六卷第三期发表《苏州古建筑调查记》，还发行了单行本，为日后著作《苏州古典园林》埋下伏笔。
图9 梁思成先生1936年在苏州怡园考察留影
童寯先生回忆：“我写成《江南园林志》稿本后，连图片一齐送交北京，托刘敦桢经手用中国营造学社名义出版。”书稿令朱启钤、梁思成大为激赏，梁思成于1937年5月17日致信童寯：“拜读之余，不胜佩服。……这本大著，桂老读罢，除赞叹外，顿生野心，竟想拉你加入学社来做考古工作呢！”营造学社计划正式刊行该书，《汇刊》第六卷第四期《本社纪事》载：“我国园林建筑之盛，江南素推精华荟萃之区，惟历来纪述私家园林者，自李文叔而下，除赵之璧《平山堂图志》、李斗《扬州画舫录》外，类多竞尚词藻，而略于图画。社员童寯先生尝于休沐之暇，调查南京、苏州、扬州、杭州、无锡、嘉定、上海、南浔等处名园结构，著为《江南园林志》一书，对于我国林园建筑之平面配置与局部结构、装修文样等等，均有详细之论述，并辅以图样像片多种。现由本社刊行，以广传流。”
可惜此次出版计划同样因为抗日战争而搁浅，书稿遭受水淹，朱启钤先生曾亲自抢救整理，1962年刘敦桢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回忆前后经过：“对日抗战前，童寯先生以工作余暇，遍访江南园林，目睹旧迹凋零，与乎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有澌灭之虞，发愤而为此书。一九三七年夏，由余介绍交中国营造学社刊行。乃排印方始而卢沟桥战事突发，学社仓卒南迁，此书原稿与社中其它资料，寄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仓库内。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诸物悉没洪流中。社长朱启钤先生以老病之躯，躬自收拾丛残，并于一九四〇年携原稿归还著者。”
朱启钤先生本人很少专门研究古典园林，对于园林的见解散见于他所撰写的序言和《汇刊》上的《社事纪要》《本社纪事》。
如《重刊〈园冶〉序》称：“吾国建筑，喜用均齐之格局，以表庄重；自屋宇之配置，以至刻镂绘画，莫不皆然。此在庙堂，固属宜称。若夫助心意之发舒，极观览之变化，人情所喜，往往轶出于整齐划一之外。秦汉以来，人主多流连于离宫别苑，而视宫禁若樊笼。推求其故，宫禁为法度所局，必须均齐，不若离宫别苑，纯任自然，可以尽错综之美，穷技巧之变。即士大夫居室，亦靡不皆然。故王侯第宅，罕有留遗甚久者，独于园林之胜，歌咏图绘，传之不朽，一沤一垤，亦往往供人凭吊。由斯而谭，吾国中古以后，建筑之美术，藉造园以发挥者，不可胜数。而格局之正变，即以配置均齐与否为衡。”
《汇刊》第一卷第二册《社事纪要》有“《园冶》整理”项：“宫殿式之壮丽，与园林式之简质，同具建筑之美，其独运匠心，因地因材，固无异质致，而魏阙江湖，各有所近，天然之结构，有时反胜于人工。”
《汇刊》第二卷第二册《本社纪事》云：“圆明园建筑之伟丽，在历史上，自有不可磨灭之价值，而自营造立场上观之，尤有研究之必要。本社近年工作，专注意于北京宫殿，而圆明园工程，又与内廷小异，一则为一朝法物，一则专备宸游，犹风诗之有正变，画派之有南北也。”
由以上论述大致可见，朱启钤将园林视为中国古代营造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类型，以纯任自然、错综变化、简朴质素为胜，与以宫殿为代表的其他建筑强调整齐划一、法度严谨、壮丽庄重的特点迥异，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朱启钤与阚铎合作完成《元大都宫苑图考》，依据古代文献，考证元大都宫殿与御苑格局，绘制复原图，详细描述万寿山（万岁山）、太液池景物，对于园林史是重要的补充。阚铎在文前有记：“紫江朱先生设中国营造学社于北平，从事于清故宫之研究，复以北平建都，虽不始于元代，而宫阙之制，实至元而大备。……因取陶氏《辍耕录》所述，元代宫阙制度之文，就其方位尺度，手自摹绘，加以推定，讲贯讨论，不问昕夕，既具崖略，乃以授铎，俾于所得资料，加以比次，并嘱宋君麟徵制图，阅两月而告蒇。”《汇刊》第六卷第三期《本社纪事》另载：“本社编著之《元大都宫苑图考》，久已绝版，刻由研究生王璧文重新校比，并搜集新近发现之资料，补订原文，业已付印。”
朱启钤曾钩沉史籍，编纂《哲匠录》，经梁启雄等人校补，在《汇刊》上连载，后独立出版。其第二卷为“叠山”，专述汉代以来与造园有关的34 位历史人物，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热衷苑囿建设的帝王，如魏文帝曹丕、后赵皇帝石虎、隋炀帝杨广；二是主持皇家园林和贵族园林工程事务的官员，如北魏营洛阳华林园的茹皓、唐代为长宁公主筑山浚池的杨务廉、北宋营东京艮岳的梁师成与采办花石纲的朱勔；三是拥有名园主人身份的贵族、官员、商人、诗人、画家，如西汉梁孝王刘武与富商袁广汉、北魏高官张伦、唐代宰相李德裕、南宋大理少卿俞澂、元代画家倪瓒、明代书画家米万钟、清代艺术家李渔；四是职业造园匠师，如明代的高倪、计成、陆叠山，清代的张涟、张然、叶洮、仇好石、董道士、戈裕良。
《哲匠录》第一卷“营造”人物中的北魏蒋少游曾增修华林园殿沼，隋代宇文恺构划仁寿宫、显仁宫殿堂山水，元代也黑迭儿董治大都池塘、苑囿、游观之所，也可算兼具造园家身份。另外，清代雷氏家族累代司职皇家营造机构样式房，人才辈出，先后主持西苑三海、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等许多御苑工程，煊赫二百余年。朱启钤在《哲匠录》中列有雷氏始祖雷发达，又撰《样式雷考》一文，作为补充附于其后，是关于这一营造世家最早的权威研究成果。
与鲍希曼、喜龙仁、乐嘉藻等海内外学者综述性的论著相比，营造学社的古典园林研究聚焦于专题探析，基于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辅以实地勘察、摄影和测绘，研究对象由园及人，态度更为严谨，方法更为科学，无论广度、精度还是深度，都明显胜出一筹。
古代帝王、官僚、文人热衷于造园，通常止于艺术欣赏层面，对于具体的匠作技术往往缺乏了解。受条件所限，20世纪前期的其他学者大多也没有顾及这个层面，惟有营造学社将之视为重要关节，予以积极探索。朱启钤先生是传统文人出身，却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在营造学社开会的演讲词中明确提出学社的研究工作以“沟通儒匠，浚发智巧”为宗旨，强调要向工匠学习，记录、探讨营造技艺。在古典园林领域，他积极搜求样式雷图档，校订《营造法原》，《哲匠录》收入张涟父子等名匠生平事迹，正是这一思想的直接体现。
刘敦桢先生的圆明园研究涉及大量材料与构造、施工信息，童寯先生《江南园林志》列举太湖石加工与运输方法，均为前人所忽略的工程技术细节。刘致平先生在协助林徽因先生研究北海静心斋假山时，特意向山石张后裔张蔚廷先生求教，张先生告知静心斋假山以土与太湖石相间筑成，山石以油灰勾缝，突出处用铁活，石面泼小米粥可长出青苔，池中之水冬天需抽尽以防冻化山石，还说叠山并无“谱子”，但堆砌之前需要先定好磴道、山洞的方位和走向。这种勤学好问的求索态度同样受到朱启钤先生“沟通儒匠”精神的影响。
4 遗产保护
圆明园毁灭之后，其遗址尚存大量遗物，中华民国时期军阀、奸商、愚民倒卖不绝，破坏剧烈。朱启钤先生是最早关心圆明园文物保护的先行者之一，其主持的中央公园董事会在1915 年就向逊帝溥仪的小朝廷提出将圆明园遗存的部分太湖石和建筑构件移至中央公园内，由公园董事江朝宗致信溥仪内务府，称：“现在中央社稷坛开拓公园，缺少假山，查圆明园内存有早年经火山石甚多，大半委诸草莽，拟运至公园，叠作假山，即可化无用为有用。又查有园内断圮石柱数根，刻有《兰亭序》，堪供公园点缀，再经日久，若不保存，字迹毕至剥落殆尽，亦拟运至公园。”另一信提及“荷蒙派员会同拣选太湖石五十一块，具征公意，殷拳感荷之至。”《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也记载1927年曾“从圆明园继续运云片石一千车”。中央公园所藏重要的圆明园遗物包括著名的兰亭八柱（图10）、石碑、露水神台以及青莲朵、青云片（图11）、搴芝石、绘月石四块奇石。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此举无疑对文物有抢救保护之功，也为之后学社所主持的圆明园研究和展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图10 中山公园兰亭八柱今景
图11 中山公园藏青云片
为了引起社会关注，营造学社经过广泛征集后，于1931年3月21—22日在中山公园水榭中举办了“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展出内容包括太湖石、石刻、石构件、砖瓦等圆明园文物，1800 多件圆明园样式雷图、18具烫样模型以及工程则例、工程做法、匾额清单、绘图题咏、文献考证、外文记载等各种资料。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圆明园文物的首次展览，引起轰动，参观者超过万人。向达先生特撰《圆明园遗物文献之展览》一文记述此次活动，并对圆明园的历史作进一步的介绍。《大公报》《北洋画报》《申报图画周刊》等报刊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甚至出版专辑，掀起了一股“圆明园热”，无疑对圆明园的保护工作是一次很大的推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汇刊》一般只刊载营造史籍和学术论文，却也曾在第二卷第一册破例刊出著名古文家林纾（琴南）和学者邓镕（守暇）分别为圆明园遗址所写的诗作，还有一篇署名“天水”的杂感短文《展览圆明园之联想——阿房宫艮岳圆明园》。后者将圆明园与历史上著名的皇家苑囿秦代咸阳阿房宫、北宋汴梁艮岳进行比较，颇引人深思。
1932年营造学社与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发起成立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并参与拟定保护章程，对此事《汇刊》第三卷第三期有明确记载：“本社应市政府函邀，与各文化机关参加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公同议决保管章程十四条，交由工务局进行。”囿于动荡的政治局势，所谓“保管委员会”并无多少实质性的保护举措，但毕竟是第一个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组织，仍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1934年，营造学社接受故宫博物院委托，主持景山五亭修缮设计，《汇刊》第五卷第二期《本社纪事》载：“二十三年二月，故宫博物院以景山万春、缉芳、周赏、观秋、富览五亭年久失修，托本社代拟修理计画。由邵力工、麦俨曾二君勘查实物，绘制图表，并由梁思成、刘敦桢二君拟就修葺计画大纲，函复该院，供实施之参考。”梁思成、刘敦桢于《汇刊》第五卷第一期联合发表《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一文，披露了设计图纸和维修方案。工程于1935年告竣，《汇刊》第六卷第二期《本社纪事》载：“故宫博物院修葺景山万春、缉芳、周赏、观秋、富览五亭工程，由本社设计，并推社员汪申伯、刘南策二君担任监修，业于本年十二月竣工。”这项历史园林建筑修缮工程是难得的个案，具有示范价值。
5 结语
朱启钤先生主导的中央公园建设开启近现代仿古园林之先河，是对古代造园艺术的继承和发扬。除此之外，他与古典园林研究相关的工作主要集中于1930—1937年，均以营造学社的名义开展，在古籍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园林专题研究和园林遗产保护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各项事务由专人负责，朱启钤先生往往隐身于幕后，前瞻领航，运筹擘画，全力支持，厥功甚伟，其个人另在元大都宫苑、造园历史人物考录方面有重要建树。
近几十年来，中国古典园林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百倍于20世纪30年代，但以朱启钤先生为首的营造学社前辈开山披荆的业绩依然令人景仰，其高度的敬业精神、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足以启迪后学，值得珍视。
（感谢徐家宁先生、张琴先生和王南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宝贵资料。）
贾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建筑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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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珺. 朱启钤与中国古典园林[J]//建筑史学刊，2022，3（3）：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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