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绘画中的东方面孔

西方绘画中的东方面孔

这是一幅位于意大利一处修道院内的壁画《方济各会士的殉教》。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幅西方绘画中,竟然出现了几个东方人的面孔。

安布罗乔·洛伦采蒂 《方济各会士的殉教》 1336—1340年 
圣方济各修道院教堂 锡耶纳

画面左侧有一位头戴双檐帽、发辫打结、长着细长眼睛和宽脸的人,具备着蒙古人的外貌特征。画面右侧同样也有一位这样留着八字胡的东方人,只见他从柱子后探出身子,好奇地注视着眼前正发生的一切。而画面正中俨然是一位来自东方的君王。

   

   

   

   
画中的这些“东方人”是谁?为什么在基督教主题绘画中会出现东方面孔?




《来者是谁: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的东方人形象》
作者

郑伊看

“中国之与世界·跨文化艺术史文库”主编
李军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3年2月

   

13-14世纪的亚欧大陆正上演着传教士的东游、蒙古帝国的西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同时出现在一幅画面中的东方和西方,背后的故事令人无限遐想。


《来者是谁》呈现了一类鲜为人知的东方人图像,他们散见于13—14世纪的欧洲绘画中。本书通过5个独立又彼此相关的个案,分析图像的流传轨迹与生成机制,深入欧洲古代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看见东西方跨文化相遇与碰撞的过程中,古人的记忆、情感与想象。





偶然发现的东方人


出于一次偶然的看画经历,在卢浮宫的“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厅,作者注意到一幅14世纪那不勒斯的《耶稣受难》。它并不是名家的作品,甚至连画家的名字也无从考证,关键人物耶稣和两位盗贼面部的涂层已经变得斑斑驳驳,但在构图和细节上却颇有新意。



《耶稣受难》 那不勒斯 14世纪 

卢浮宫博物馆


在画面中心,一位“东方小人”正面对着观众,他与几位罗马士兵围坐在一块向前突出的岩石平台上,身下垫着一块织金的红地毯,膝盖上铺着耶稣的里衣。这个细节表现的是福音书里“罗马士兵争夺耶稣里衣”的情节,而这个“东方小人”画的是一位鞑靼人。



《耶稣受难》细部 那不勒斯 14世纪 
卢浮宫博物馆

为什么要在传统主题“耶稣受难”中表现一个东方面孔?为什么他被描绘在画面中心?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她,并渐渐发现,在与东方往来密切的那不勒斯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幅带有“鞑靼人形象”的《耶稣受难》。



13世纪的鞑靼人被表现为“鹰钩鼻”、佩戴“弗里吉亚帽”,而他们在14世纪意大利画家的笔下又有了另一副样子:佩戴“双檐高帽”,梳着“婆焦辫”,身穿“交领长袍”……

安布罗乔·洛伦采蒂 《方济各会士的殉教》细部 

1336—1340年 圣方济各教堂 锡耶纳

不难推断,画师有可能是通过东方游记的描述、编年史记录、中亚抄本图像等渠道获得有关鞑靼人的相貌与装束的知识。



身着“褡护”龙袍的元文宗和元明宗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缂丝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在对收集到的图像进行基础的分类过程中,作者逐渐意识到要将西欧绘画中的“鞑靼人形象”的问题解释清楚,除了讨论东方图式的源流问题,更需要考虑他们是如何被当时人所需要、接受、理解和观看的。

“鞑靼人的形象”虽然呈现出一定的典型化特点,但它并不是一个单一不变的固化图像,而是持续地被塑造着,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与历史语境里呈现出不同面向,它们从各种角度折射出这段特殊的历史。


在研究院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中心(cehta)学习时与学者交流《大编年史》中的鞑靼形象 
左二:本书作者


不同角色的东方人

本书的核心关注图像本身的叙事语言与功能,以及它们如何接纳与融合新的形象。“鞑靼人的形象”进入西欧社会后,在各类基督教主题中扮演不同角色。

其中围绕两幅编年史插图、两组修道院议会厅壁画、两个传统基督教主题,它们基本涵盖了13—14世纪鞑靼人形象的几个基本类型,呈现了五幅不同的鞑靼人“肖像”

两幅编年史插图

13世纪英国《大编年史》抄本插图中的鞑靼形象,他们被表现为一类极为负面的“鞑靼食人魔”形象,出现在1240年至1241年蒙古人入侵波兰和匈牙利之后。文字和图像中“杜撰”出的鞑靼形象深深扎根在中世纪文化对异己者形象的表现传统中,并投射出当时人对东方战敌的情绪,夹杂着焦虑与盼望的末日情结

“鞑靼入侵” 马太·帕里斯 《大编年史》插图 13世纪 
页144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鞑靼的盛宴” 马太·帕里斯 《大编年史》抄本插图 13世纪 

页166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两组议会厅壁画

自14世纪开始,“鞑靼人形象”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在1320年至1360年,拉丁教会向东方的传教活动正兴盛,意大利艺术对鞑靼人形象的表现不再是扭曲的,而是相对精确与写实,他们的画面角色也不再是恶魔,而被表现为旁观者或见证人,出现在一些圣人殉道的故事场景中。

在当时作为传教先锋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道院议会厅壁画中,都出现了鞑靼人的身影。这些被作者称为“潜在的皈依者”的形象,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两个修会的自我形象建构与表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展示了它们的传教策略与它们在东方福音传教的“胜利”。

安布罗乔·洛伦采蒂 《方济各会士的殉教》壁画现场 
1336—1340年 圣方济各修道院教堂 锡耶纳 作者摄

安德里诺·迪·博纳奥托 新圣母玛利亚大教堂议会厅西墙壁画 1366—1368年 佛罗伦萨

《通向骷髅地之路》议会厅北墙壁画 细部

《耶稣受难》议会厅北墙壁画细部

两个绘画主题

基督教艺术中与东方相关的典型主题有“三博士来拜”展开。在14世纪,该主题的画面背景中大量表现跟随三王朝拜小耶稣的车队,其中有许多东方侍从与异域动物。这个开放的新空间与意大利传教士和商人在东方开拓的新世界相互呼应。尤其在几幅《三博士来拜》中,画家将来自东方的王表现为鞑靼人。长久以来基督教社群内部对东方基督教王国具有的憧憬与想象,在此时再度复燃,人们将鞑靼人与基督徒口中的“牧师约翰”联系在一起,纳入了神圣的血脉谱系,意味着他们的形象已经从基督教“敌人”转变为“子民”

《三博士来拜》  卢切尼阿诺圣方济各教堂祭坛北壁 14世纪 作者摄

《三博士来拜》  卢切尼阿诺圣方济各教堂祭坛北壁 14世纪 作者摄

拉瓦尼奥拉画师《三博士来拜》 约1345年 阿尔比圣塞西莉亚教堂博物馆

最后,回到最初的那幅那不勒斯地区的《耶稣受难》。它是五种鞑靼人形象类型中在图像表现与意义上最模棱两可的一种,鞑靼人在叙事画面中扮演的角色在“渎神”与“承恩”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一矛盾的处理折射出14世纪东西各方势力之间形成的历史格局,以及鞑靼人在其中的微妙处境

那不勒斯乔托画派画家《耶稣受难》 1330—1335年 卢浮宫博物馆

《耶稣受难》中“分耶稣里衣”的东方人细节 1330—1335年 卢浮宫博物馆 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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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于世界·跨文化艺术史文库主编 李军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复兴艺术史学者,跨文化艺术史家。


兼任国务院学位办第八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哈佛大学艺术史系高访学者,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


出版专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译著《宗教艺术论》《拉斐尔的异象灵见》等。主编《跨文化美术史年鉴》《明日·艺术史文库》《达·芬奇全集》等丛书;论文和著作获第七、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二十九届“金牛杯”美术图书奖金奖。


《来者是谁》作者 郑伊看

郑伊看,福建福州人。201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博士学位,201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CEHTA),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从事西方美术史研究,近年主要致力于13—18世纪跨文化交流研究。

《来者是谁》是中国之于世界·跨文化艺术史文库的第一本。在文库总序中,主编李军教授谈道:

文库将在“世界之于中国”和“东方之于西方”的双向视域中,把世界艺术对于中国的输入和东方艺术对于西方的贡献,看成是建立跨文化艺术史叙事的一个不可分离过程的两个方面。

这个过程不仅建立在如青藏高原造就印度洋季风双向环路那样的自然基础之上,更建立在“跨文化性”即人类文化生命的独特属性上面,其存在的前提即交换。
正如植物生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能同时释放氧气,动物生命通过呼吸吐故纳新,亚欧非大陆乃至五大洲上面的人类的文化,则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形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和文明。

“交换”实际上和“吐纳”与“呼吸”一样,是人类生命不可或缺的本质。


本文库所期待的,正是这一类能够揭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换本质的、有生命力的原创性研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艺术史”(ID:World_history_of_art)。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