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乾隆，有什么相似之处？
干货2023-12-28

苏轼和乾隆，有什么相似之处？

清道光宜兴窑子冶款紫砂提梁壶，北京故宫藏。壶扁圆形、短弯流、三叉交柄高提梁、卧足。圆盖，山影形钮。壶正面腹部镌刻楷书“山水之中作主人”七字，落款“子冶”。 


如果问，苏轼和乾隆
有什么相似之处？
他二人大概是古代「代言」最多的人



乾隆下了几趟江南，不小心就成了各种民间小吃的“代言人”。谁没在小吃店的墙上看到一两次“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呢？


苏轼则是各类文人雅好的“代言人”，琴棋书画诗酒茶，总能和“东坡”这个名字搭上边。


这里就有一则现成的故事：


说的是苏轼晚年不得志，弃官闲居。因为他爱喝茶，又爱动手瞎琢磨。于是打算自己做一把趁手的茶壶。


但他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满意的壶型。直到一天夜里，小厮提着灯笼来送点心。苏轼盯着灯笼的提手，突发奇想，何不照着灯笼的样子做一把茶壶？


为了解决茶壶侧边手把漆黑烫手的问题，他又从头顶的屋梁上找到灵感，制作成了后世广为流传的「东坡提梁壶」。





不用想，上面这则故事大概率是后人附会的。



宋代的饮茶方式与明清有很大不同。宋代士大夫热衷点茶与斗茶，到了明代才发展出更加闲散的、重视文人意趣的雅集茶会。


饮茶方式不同，所用的器具自然也有区别。


「东坡提梁壶」的传说从何时开始流传不得而知，但提梁壶作为明清紫砂壶的经典形制之一，现存最早的出土实物，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吴经提梁壶。






明代吴经提梁壶
图自/南京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明代画家王问《煮茶图》中出现的提梁壶，与吴经提梁壶惊人相似。




明 王问《煮茶图》局部
图自/台北故宫



明代的紫砂壶器型还比较大，等到晚期至清代，就演变成了只手把玩的小巧形制。


《茶笺》中说，茶壶以小为贵。《茗壶录》也说，壶宜小，不宜大。



也是从这一时段开始，紫砂壶由纯粹的实用器物，逐渐变成了文人赏玩的雅物，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门类，文人壶。


文人壶，顾名思义，由文人参与而制。区别于以往只重功用的工匠手艺，文人把诗歌、书法、绘画、篆刻、印章等技法从传统的纸面上，搬到紫砂壶面上。




清 陈鸿寿铭杨彭年制紫砂壶
图自/上海博物馆


文人与器，始终难分。


中国传统文化常以器喻人：大器晚成、君子不器，玉不琢不成器等等。


当器物与文人的精神内核开始联结，器就不再只有物用，而成为文人审美、思想与志趣的载体。


这便是明清以后文人壶方兴未艾的重要原因。


小小的紫砂壶，浓缩了文人士大夫高古、雅致的审美技艺，既可便携把玩，又可收藏流传，所谓“字依壶传，壶以字贵”。


由此，文人壶的美学价值，就在这方寸之间的紫砂泥上。用清代诗人汪文柏的话说，“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







明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卷 局部
图自/北京故宫



阳羡是无锡宜兴的古称。此地盛产紫砂泥土，烧制出来的紫砂壶坚实透气。


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可见早在明代，紫砂壶就被发现用它来泡茶，能较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



据说“紫砂鼻祖”是明代人供春。


明人许次纾《茶疏》：“往时供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



供春到底是谁不得而知，《阳羡名陶录》说他是“吴颐山家僮”。但这个“时彬”确有其人，就是明代晚期著名的紫砂“四大家”之一时朋的儿子时大彬。




明万历 宜兴时大彬制紫砂壶

图自/北京故宫





时大彬壶底刻铭汉方壶拓本 原壶已失传

图自/网络





时大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但他多与当时著名文人诸如陈继儒等交往，颇受文人审美风格的影响，成为后来追溯的正宗。


说起来，文人壶真正兴盛的时代是在清朝。


清代文人陈鸿寿联合制壶名家杨彭年兄妹，创立了一个“文人壶设计工作室”，取名叫阿曼陀室。


陈鸿寿担任设计与审美的把控，杨彭年兄妹提供制壶技术的支持。这一文人与匠人的强强联合，成就了紫砂壶史上的里程碑，诞生了著名的文人壶“曼生十八式”，至今仍是不可忽略的经典。






陈鸿寿《种榆仙馆墨妙》图册 局部

图自/网络



 
陈鸿寿，号曼生。他是浙江钱塘人，清嘉庆年间在江苏溧阳做知县。溧阳距离宜兴很近，他就专门前往宜兴和杨彭年合作。

陈鸿寿诗书画印的造诣都极高，长于行、草、篆、隶诸体，尤擅篆刻，是“西泠八家”之一。





陈鸿寿 “萧然对此君”石章

图自/上海博物馆





有了这份审美与艺术修养，陈鸿年在文人壶的制作上，将书法、诗词、绘画、篆刻等艺术都融入其中。


文人画的最高境界一直也是简约与留白，诸如倪瓒的山水、八大山人的花鸟等。受此影响，曼生壶的形制都极其简练、古雅，如月形、砖形，线条流畅。


曼生十八式的造型大都是凝练的，因为简练的器型，可以为诗文、书法、印章、绘画等艺术留出足够空间。


北京故宫藏有一款杨彭年款飞鸿延年壶，正是曼生十八式的壶型之一。







宜兴窑杨彭年款紫砂飞鸿延年壶
图自/北京故宫



自陈鸿寿之后，清代晚期的瞿子冶，一直到现在的制壶大家顾景舟，无一不是诗书画艺皆通的全才。

由此可见，文人壶的鉴赏与把玩，已不仅仅局限于器型与外物，而是将器面上的诗书画印，甚至泥色与形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才是品鉴的精妙之处。








中国传统对器物的文化认知，其实与器物的诞生过程有关。


古代以器喻人，是类比。器的诞生，必然经过捶打、锻造、塑形、高温烧制，每一步都有失败的可能。


尤其是最后的窑烧，古代技术受限，多用柴烧。火候、时间、手艺，任意变量都会诞生未知的效果，不到开窑，不知道成品的效果。



所以每一件精美器物的诞生，都是土、火、柴、窑之间的作用关系，带有一种运气的成分。


但也恰恰让每一次的烧制变成一种惊喜。







宜兴前墅古龙窑
图自/网络




古代的龙窑，馒头窑，葫芦等形状式样的窑都属柴窑范畴，因以杂木柴和松木柴为燃料，故名为柴窑。


值得一提的是，柴窑和柴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按传统来说，两者最终呈现得截然不同。简单来讲，柴窑讲究传承规范化、标准化。而柴烧则更个性化，更追求独一无二、古朴自然。


柴烧的独一无二之处，表现在自然独特的落灰。





“竹韵”西施壶 书画-刘一闻 制壶-宗国洪
图自/东家



柴烧时，完全燃烧的灰烬极轻，随著热气流飘散。当温度高达1200℃以上时，木灰开始溶融，木灰中的铁则使陶坯中的铁形成釉，呈现不同的色彩变化。


落灰与火痕是柴烧最独特的地方。这也是柴烧文人壶的把玩乐趣之一。

基于种种机缘，柴烧在当下越来越罕见，也越来越考验技术，更有“非大师，不柴烧”的说法。

这次东家首发带来四件柴烧海派文人壶供鉴玩。


海派文人壶的缘起与兴盛，大概要追溯到上世纪初，制壶大师顾景舟与当时的海派文人吴湖帆、江寒汀、唐云等人密切频繁地交流接触，将当时处于低潮、暗淡中的紫砂文人壶重新推上巅峰。


这次首发的四只柴烧海派文人壶，由四位当代海派艺术家江宏、张明、林曦明、刘一闻亲自参与设计制作。






左上：林曦明，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名誉会长，海上水墨画院终身名誉院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右上：刘一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兼篆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
左下：江宏，上海书画院前执行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
右下：张明，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这次更邀请到两位嘉宾——张彦和华彪，出席首发直播现场，鉴赏讲解柴烧紫砂壶近年为何被追捧？4大名家和4把名壶如何互相成就？如何判别兼具收藏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柴烧紫砂好器？





左：张彦，当代陶瓷艺术家、上海星锐工艺美术大师、东家守艺人首席茶器设计师、中级工艺美术师。

右：华彪，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上海校友会副会长、知名策展人、书画家。



撰文：子之

审稿：古一翻、大力

图片：除特殊备注之外，其他图片均来自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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