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在前进的时候陨落”

刘昕|“在前进的时候陨落”

   

2022年8月20日至12月4日,松美术馆举办出生于1990年代的艺术家群展,由策展人崔灿灿担纲策划。展览是90后一代最为代表的艺术家的首次集中的展出。聚焦新世纪的电子色、网络化、时尚消费、科幻散文和全球身份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呈现这一代人的文化转向,对于过去艺术传统的终结,新的时代在这里全面开启。



“在前进的时候陨落”

对话人: 崔灿灿(策展人)刘昕(艺术家)

时间: 2022年8月21日



   

刘昕 Liu

艺术家、工程师


1991年生于中国新疆,是一位艺术家和工程师,刘昕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专业,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获得硕士学位,在罗德岛设计学院获得纯艺术硕士学位。目前担任麻省媒体实验室太空探索计划的艺术策划人。2019秋季起,她作为SETI驻地艺术家进行对于水体的极地研究。她曾获得保时捷2021年度中国青年艺术家大奖、X美术馆三年展奖,福布斯30under30亚洲区及中国区名单。在她的实践里,体验亦实验——在后形而上的世界里,测量个体,社会和技术之间的距离和张力。她近期的研究集中在∶垂直空间,地外探索和宇宙代谢。


   

崔灿灿 Cui

策展人、写作者



   

刘昕展厅现场



 Cui: 

这次参展的作品可以向观众介绍一下吗?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件作品?


 Liu: 

参加展览的作品其实是两个项目:《脱离》和《白石》。《脱离》创作于2019年,算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件完整的作品。它是关于我的一个智齿被发射到外太空又返回陆地的故事,属于半虚构半写实的一次创作。那是我跌跌撞撞第一次做影像作品,以外太空为背景,进行了一种想象。《白石》是去年在国内西南、西北做的一套作品,是我从青海出发一直到贵州去寻找火箭残骸的故事。


从我的角度而言,这两个作品之间有一些呼应:不管是智齿还是火箭的残骸,都像身体的一种残骸或遗留的物件一样。它们在经历升空又回到地面的过程中,有了物质本质上的变化,所以我想将这两件作品并置呈现,展现我从2019年到2022年,在相同的叙述下,创作发生的一些变化。



     

刘昕《脱离》双通道视频静帧,10'46",2020,图片鸣谢艺术家与Make Room Los Angeles创造社

     

刘昕展厅现场



 Cui: 

为什么会把你的智齿送到太空?刚才你也讲到,它是一个真实和虚构叠加的想法,这里的“真实”和“虚构”是怎样的关系?


 Liu: 

我当时选择智齿也是一种巧合,我并不是为了这个作品才拔掉智齿。在这之前刚好智齿发炎,然后就做手术,拔出来之后,其中一颗非常完整,看上去就像个陶瓷的小作品一样,我没舍得扔就存在家里了。


等到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开始的想法是以机器人作为我的替身,代替我去外太空进行这样一次旅程。之前的《轨道编制者》作品当中,是我自己在虚拟的外太空中进行一个表演,所以《脱离》里的EBIFA(Everything Beautiful is Far Away)机器就像一个镜像,它是一个虚拟的“我”在真实的外宇宙空间。此外,我也是《新世纪福音战士》(EVA)的忠粉,这个机器人就像是我的EVA。而EVA就应该有一个驾驶员,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想到的智齿。这样,整个故事才发生了一些变化,变成了一个智齿的旅程。


我以前经常会做一些关于牙齿的梦,就是牙齿会掉出来或者在嘴里碎裂。我对牙齿有很肉身、很具象的想象,在《脱离》的虚拟现实影像里,我有聊到关于牙齿的噩梦。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把牙齿送出去了,我就不会再做这种噩梦了。


墨西哥小说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的《我牙齿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Teeth)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他会去各个奇怪的拍卖会上拍名人的牙齿,然后做一副假牙,自己戴上。我觉得十分诡异,但是我又挺能理解他那种心情,当然我不是觉得自己是有功德的人,因为牙齿就像舍利子一样,是身体的一部分,但好像又是一个单独的“魂器”[1],当自己对它越来越感兴趣之后,就觉得牙齿这个选择是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刘昕设计的机械体载着她的智齿进入太空



 Cui: 

你的牙齿是你身体的代谢物品,你在中国西北寻找的这些火箭残骸,其实也是宇宙代谢的一个物品。你为什么会对“代谢”感兴趣。代谢、循环,就像你刚才强调的牙齿去了外太空,最后又回到地球,你怎么看待这种“去”和“回”的情节或情景,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叙事方式?


 Liu: 

可能一开始我是对死亡比较感兴趣,因为现代关于未来的、技术的想象中,它是不死的,一切都在发展,在上升,在膨胀。


资本主义最底层的一个逻辑是“增长”。在过去几年当中,我对这种叙事产生了很多怀疑。在不断阅读之后,我发现可能死亡或停滞的状态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这种状态就相当于在上升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降,在前进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陨落。


从人类探索的角度而言,宇宙本身是最具扩张性叙事的。比如火箭上升,这种视觉的意象冲破天际,是一种极度颂扬向上、前进等意识形态的技术物件,但同时它们很快又跌回地表,所以我才非常感兴趣,因为它们“回来”的过程是不被大众或媒体所认知的。这两年我也思考很多,疫情、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令我觉得世界是会有衰落的,衰落可能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从“代谢”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创造,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Cui: 

科技在某种层面延长了时间,这种时间的延长,生命的加速,以及我们对整个世界空间的理解,好像一切都在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和其他参展艺术家相比,你有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专业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背景,是非常典型的科学背景,你对科学进步和太空的认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Liu: 

我觉得科技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是一种经验式的。技术以进步为目标而创造物品,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我觉得技术还有其它的可能性,比如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关注个人体验和生命经历为目标。这两年在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材料等方面,可以看到很多出众的科学家、工程师投身到循环经济的事业当中,我们不再以科技加速为唯一目标,而是考虑做一个更加富有生命力的物质循环经济体,我认为这个方向会给人带来更多希望。


 Cui: 

当代艺术领域的很长一段时间在致力于批判技术对人的异化,消费对人的物质化等,这些有着很明显左派倾向的批判,是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传统。在你的作品里面,我似乎很少看到明确的观点、是非或对某个问题的批判性态度。你是并不愿意涉及这些议题,还是你本身的研究议题逐渐形成了你现在的作品形态?


 Liu: 

我觉得批判很简单,像您提到的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艺术家,他们从社会学、人文、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讲,已经非常敏锐地抓到现代技术科技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我想说,我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贡献一些不同的想法?


比如火箭残骸,如果纯粹聊火箭残骸、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张赞波导演的《天降》已经非常出色了。所以,对我来说,我更加关心的是其延伸的问题:从技术角度出发,火箭掉落的政策是怎样被决定的;现在的中国、美国、欧洲在不断增加火箭发射数量之后,是否会有新的研究政策;这种技术物体是如何影响人的精神状态的,用英文描述是“psychological shift”,即心理意识状态的变化。比如第一次看到地球这张照片的时候,它对人的那种冲击力是否会影响个体选举投票等抉择,是否会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等概念的认知。所以我觉得我作品里的批判性受益于很多前辈的工作,我更希望去做的事情是在这种批判和全面的视角之下考虑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刘昕《骸 I》,92×61×28cm,火箭残骸钢体,2021,图片鸣谢艺术家与阿那亚艺术中心

     

刘昕《骸 II》,97×51×51cm,火箭残骸钢体,2021,图片鸣谢艺术家与阿那亚艺术中心



 Cui: 

我们这个展览发生在中国历史的上下文关系里。在中国,非常多的艺术家将科学和技术作为工具,比如3D打印实现了一些雕塑家的概念转化。技术在艺术界被作为媒介使用,其实跟油画、丙烯,或装置一样,都属于材料的一部分。对你来说,科技是一个工具,还是你表达的内容和中心?你更关心科技本身带来的问题,还是更关心如何用科技的手法去实现你的想法?


 Liu: 

我会形容科技是一个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如果科技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知识体系的话,它跟人文主义本身的冲突与和解会是怎样?


我上学时候的第一个作品《眼泪套件》,是把自己的眼泪分解,然后计算、再复制。我当时感兴趣的就是这样近乎存在主义的、挑衅、侥幸式的作品,它对观众以及我个人是否能够产生情绪上的冲击?技术本身就是创作的一部分,又是一个需要去较劲的对象。


 Cui: 

艺术里有一套固有的艺术语言,即我们常说的“转化”,你觉得你作品里面有没有艺术语言的转化?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Liu: 

其实我不太懂,因为我总觉得我的确没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开始做艺术的时候已经是研究生了,我的艺术史学习是直接从杜尚开始的。那个时候老师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觉得我对艺术史、艺术转化这样学院派的系统式理解是在我成为所谓的专业艺术家之后才一点一点慢慢领会的。


我现在觉得艺术的转化对我来讲是一个作品,一个科研,或是一个创业的公司,这些不是我纠结的议题。最重要的是它有没有一种审美的体验。如果有,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艺术作品。



     

刘昕展厅现场



 Cui: 

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身份问题。标准的所谓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概念都有一套与之匹配的人设、语言、脉络。你出生在新疆,后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如今往返纽约和伦敦两地。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给了你学科背景的同时,也有来自现实对你的塑造,你觉得土地或地域的现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现实对你来说存在边界吗?还是你觉得相对宇宙来说它们只是一种平面化的感受?


 Liu: 

年纪越大,我的边界感越明显。纽约和伦敦对我来说是一个跟工作相关的世界,它是成年人都市生活工作的一种“外壳式”体验,跟很多人在北京、上海工作的人一样。我在新疆长大,它是我生命里最内核、最血肉的部分。虽然艺术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但我慢慢发现作品还是与最本质的血肉记忆最相近,与成长经历和故事相关。


在纽约待了这么久,但是我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出那种纽约风格的作品,不管是安迪·沃霍尔,金光闪闪的玛丽莲·梦露,还是嘈杂的汽车声这类都市的作品。很多时候我觉得搬去加州更好一点,那边有沙漠,有戈壁滩,很亲切,但是它又没有新疆的人气儿,所以总会觉得拧巴,有点不对。


 Cui: 

这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马海伦也是新疆出生,之前在纽约生活。我们聊到一个概念叫“绝对老外”。比如在中国的语境下看,你的作品不太像中国当代艺术会有的面貌;在纽约的语境下,你的作品也不是一个老纽约的那种波普,而是始终处于两种地缘之间。你在美国接受到美式文化的影响,但是你的肤色、状态又有着中国人的特点,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身份的现实和空间上的变化跟你的创作之间的关系/影响?


 Liu: 

我现在对自己的认知是一种离散的状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有很大的区别。上一代还是有一种欲望,希望移民之后成为美国人或者成为什么人,我们这一代更加认可离散本身的状态。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中国来的艺术家,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我们相互认知,对方都是在类似的空间当中,所以聚集成了新的群体。这对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首先观众的理解会更困难一点,因为生活经历都差不多的话,作品就很一脉相承,而我们这样背景下产生的作品会显得有一点亲切,又有一点隔阂。我在2019年的时候挺恐慌这件事情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渴望归属感,希望自己被归到某个群体里面,获得安全感。现在我觉得与我有类似成长背景的人群就是我的群体,我觉得这个群体在逐渐获取信心,反而没有底层的那种恐慌。在创作层面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具体的决定要做,比如这次《白石》的作品,当地的录音是贵州土话,我在北京的剪辑她都听不懂,更别说美国人了,所以作品全靠字幕,这个片子就变成了外语片。相比于英文旁白的《脱离》,《白石》在电影节其实受挫比较多。观众得看字幕,文字量又大,理解起来困难一些。这种时候作为艺术家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工作需要去做,不是说去改变作品,而是通过写作、对谈等方式给观众其他的入口,诸如此类。



   

刘昕《白石》数字视频静帧,21'55",2021,图片鸣谢艺术家与Make Room Los Angeles创造社

   

刘昕展厅现场



 Cui: 

近几年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一个艺术主流,无论是少数族裔身份还是女性身份,都是核心议题,似乎你的作品里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对少数族裔或者女性身份困境的表达,至少没有特别明确的主线。你是有意在淡化这些身份议题,还是在通过别的方式探讨这类诉求?


 Liu: 

我肯定会被这样一些东西影响。大量的讨论、阅读、对话,也让我对这些议题本身有了更深的思考,这种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作品,但我觉得也并非所有艺术家都一定要去思考这些问题。我最近做了一些架上雕塑的作品,其中就有更多的关于新疆,关于女性的内容,它主要跟我的生命经历有关系,但你也可以把它拉到一个展览里面去说它跟女性有关。同样聊一个话题,艺术家本身的性格和文化背景也会对这些产生影响。


 Cui: 

身份问题在艺术中,是一个题材和方向,同样,身份问题也包含由自身的现实困境出发的重要因素。美国的黑人艺术、少数族裔或女性艺术,某些方面是由于压迫导致的一种本能,或者说它的逻辑是现实主义的。在你的作品里面,好像现实主义的特点很少存在。当然现实主义不仅指艺术,文学和电影中也有非常多的现实主义反映论或揭示论,你觉得你的作品是放弃了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在传达另外一种诉求?


 Liu: 

我觉得作品还是要忠于事实。我感到很幸运,我的成长经历里没有这样的困扰,我的作品更加关注的是我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问题,它是与技术、我自己的身份和直接体验到的冲击相关的。


 Cui: 

你刚才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很多认知产生了改变。年轻艺术家经常被诟病的是说他们还年轻,等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就能回答一些古老的命题,比如说家乡,以更平视的视角看待世界。你觉得你的作品和你现在的状态,“年龄”这个概念会对你有很大影响吗?因为很多艺术家可能早年激进,然后中年开始平稳,到了晚年开始谈艺术的本质或者一些比较古老的命题,你觉得在你这里会发生吗?


 Liu: 

我希望激进的方面不会消失,尤其是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保持严肃和批判,包括对技术的认知。我希望自己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就沉浸在岁月静好的叙事里,我觉得我从20多岁到30岁最大的变化是从一种虚无主义到愿意去为他人、自己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在20多岁的时候,有着虚无主义的心态,在00后或比我更小一点的孩子身上,这种心态更明显。他们不想去挑战,而是抱有类似朋克的态度,更多的可能是躺平的态度。年纪大了以后我不太会那么想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希望能够做一点对社会更有实际意义的贡献。


[1] 魂器(Horcrux):出自畅销小说《哈利·波特与火焰杯》(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第32章:“血,肉和骨头”。“魂器”是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出现的名词,指藏有一个人的部分灵魂的物体。



















   

刘昕展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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