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与国子监 | 属于北京的仕途记忆

孔庙与国子监 | 属于北京的仕途记忆


文:王雨婷 | 图:最笨旅行家石头
主编:嗨皮不二 | 排版:往事随风


北京有件特别邪门的事儿:每到考试季,雍和宫门口排队请愿的人们拧成长绳,在浓重的檀香里虔诚地许下心愿,顺便请一串手串带走。

而就在一街之隔的地方,那个真正与考试完全“对口”的孔庙国子监却人影稀疏,像是打完了放学铃的老教室。


雍和宫。

母亲却是例外。

高考前夕,她特命我去孔庙的泮池边走走。

那一阵子,家里的伙食特别好,吃的鱼个个都比泮池里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彩色鲤鱼个儿大。母亲执意让我吃鱼头,说是能补脑。于是我吃了无数个鱼头,以至于在状元桥上望着泮池的水面,都忍不住泛上来些油腻的胃痛来。但除此之外,我现在已很难记起更多细节了。

想来,高考真是个很神奇的什物。它似乎有分割时间的作用,将你的人生过往分隔成疲累无聊到模糊不清的“高考前”,和陡然丰富于是变得具象的“高考后”。

我们很像一个个带点悲剧英雄主义色彩的将军,所有的艰苦训练,都不过是为了以后某年某月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决胜。


国子监中林立的碑亭。

中国人骨子里,刻印着天然的仕途狂热,而非神像和圣地里那些缥缈的虚妄。

雍和宫在与孔庙“争宠”中的胜出,让我们重新静下心来,思考教育的归途,想象这些洼砖旧瓦的来处。


雍和宫文物——须弥山,很多人在此烧香请愿。

不过且慢。在谈那些学究腐言之前,我又在脑子里翻找出了一件属于“高考前”那段时间的,一些终究不会忘的记忆——自然是关于美食的。

从雍和宫到孔庙,路东到路西,步行不过三分钟。运气好的话,能碰见附近的胡同居民,自己推小车儿买的驴打滚儿,厚厚的棉被底下盖着热气腾腾的包裹着红豆馅儿的糯米,一旁摆着驴打滚的灵魂——现磨的黄豆面儿。

样子也许远没有护国寺、牛街店里卖的精致,但吃的就是这种粗中有细的新鲜劲儿。

孔庙大成殿。

与我怀着同样偏爱的人,恐怕还有很多。

这“左府右学”的国子监和孔庙,虽不似雍和宫那般备受关注与信仰,却慷慨地给所有人赠送了一段独特的记忆:70后把这里当作图书馆与自习室,享受着彼时还未迁出的少儿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精神滋养;

80后、90后把这里看做立学之地,每年总要让孩子到这里祭孔,接受一番知识的熏陶;

而到了00后,这里变成了课外实践活动的胜地,学生们穿着高中校服,趴在展示厅写“学案”的经历还历历在目……

那么,几百年前的那些“90后”、“00后”们呢?他们的学习生活和仕途生涯是如何行进的?


皇帝亲授必修课


国子监一角。

比故宫还虚长100岁的国子监,是元、明、清三朝的最高学府,也是皇帝的讲学之地。

在古代,最高学府的地位有多高?单是透过门口的下马碑,我们便能窥知一二了。

下马碑是啥玩意儿?常听曲艺的朋友一定对传统相声《夸住宅》不陌生,贯口开篇“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潲,门口有四棵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就提到了这类装设。

国子监的门前临墙根儿,就摆放着这样一块下马碑。

极具视觉冲击的满、汉、蒙、藏等七种文字,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即便皇帝本人也不能例外,需下地步行,以示对圣贤、先贤的尊崇之意。


下马碑。

复行数十步,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声誉海内的琉璃大牌楼,也是每个带团导游“浪费”最多时间的地方。

牌楼为三间四柱七楼规制,规模极其宏大,再加上满覆琉璃,璀璨金碧,仿若佛祖手中的书页不慎掉落人间。

站立其下的游客,即便对它的文化不识一二,也足以被这满眼的宏大所震撼。它还是北京唯一一座不属于寺庙的琉璃牌坊,牌匾上还有乾隆所提御笔。


琉璃牌楼。

穿过牌坊向前,便是被梁思成称为北京六大宫殿之一的“辟雍”了。

京城内外,能与辟雍相提并论的除了故宫的三大殿,也就只有天坛祈年殿和颐和园的仁寿殿了。

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专供皇帝“讲课”的宫殿,刘墉主持修建的辟雍,建筑设计自带肃穆、尊贵之气。重檐攒尖大殿正中悬挂着乾隆皇帝亲题的二字匾额,东西南北各设有一座汉白玉桥,其下引地下水环抱主体建筑,风水颇好。

但也有人忍不住揭袖晾疤,说当年四面之水皆为死水,一到盛夏,颜色和味道恐怕都不会太尽如人意。

辟雍。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琉璃牌楼正中的门洞,还是大殿北面的“状元桥”,都是唯有中了状元之人才能通行取道的。这是独属于知识的“特权”,但恐怕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特权提出什么质疑。


今天的辟雍大殿内没有另设其他光源,仅以自然光照明,但即使是在这样相对昏暗的光线下,我们仍能清晰地体会到何为金砖墁地,何为天花鳞甲,感受到什么是雅涵於乐,什么又叫涵泳圣涯。

不必说,相比于清华、北大这些今日中国“最高学府”的阶梯教室里,那些求知若渴的青年学生挤满课堂、一座难求的盛景,当年辟雍内外的景象,远要庄严肃穆得多。

辟雍内景,繁复的天花。

据史料记载,1785年乾隆皇帝亲自来此讲学之时,殿堂内外跪满了在国子监求学的学生和满朝文武官员,由大学士和国子监祭酒(校长)作为助教,协助皇帝教授这门最重要的“必修课”。

由于听讲者众多队伍排至集贤门外,且没有现代化的扩音设备和教学器材,在辟雍门口甚至还专门设置了一位“人肉喇叭”,以便将皇帝所说的每个字,真真切切地传进每个人张大的耳朵里。

我怯怯地想,这样的课程,放到现在属于什么类型呢?

必修课?非也!由于朝政繁忙,这可能只是偶尔有之。选修课?也不对,这课绝不可半点走神。领导讲话?又似乎没有那样的催眠效果。思来想去,终不得答案。


琉璃牌楼局部。

不过,没有御课才是常态,这时候的国子监便作为“中央公办大学”,向通过层层关卡后来此深造的学生提供日常教学。

尽管国子监“生源优质、学费全免”,还定期开支,但在最高学府的大学生活,却并不似童话般美好。无论出身,国子监对于学生一视同仁,其学业压力巨大,而且校规严格、考试众多,考试挂科和劝退开除更是常有之事。

除去日常的功课,学生们还有三件必做之事,分别是写字、背书和写文章。书法写的不够规整要挨打,三天背不下一篇古文要挨打,八股文交不够数量同样免不了要挨上几板。


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尾。

现代大学的食堂尽管物价低廉,但其口味和菜色一直是大家吐槽的焦点,这种行为放在明清时期的国子监里,一样要受到惩罚,轻则批评教育,重则体罚挨打。

还有更厉害的。令学生胆寒的“教务处”,就设在不远处的绳愆厅,迟到早退、考试作弊、不尊师重道者都会成为座上客,元朝更有因不服管教而最终被斩首示众者。

我虽从小不甚乖巧,学习总不能名列前茅,却也不想因此掉了脑袋。想到古代学渣们可能的惨痛结局,再想想自己学生时代的敷衍,不免惊出一身冷汗。


国重斯文,天下至公


孔庙大成殿内景。

国子监之所以会设定如此严苛的人才培养机制,其根源在于影响了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

关于为国选才的育人之争,从古至今热度不减。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学生早已对科举制的核心——分科笔试,这一考核形式习以为常,甚至为了改善“应试教育”的现状,摘掉“小镇做题家”的帽子,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开始重视素质教育。

六百多岁的故宫博物院,成为了不少北京学生学习历史的第二课堂,钟表馆、御花园甚至宫殿群的排水系统,都是他们小组汇报PPT里的研究对象。

孔庙每年定期举行的祭孔仪式,是他们练习经典诵读,学习传统礼仪,体味儒家思想的重要渠道。

如果在工作日的上课时间走进雍和宫、国子监,有时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结伴而来的学生,为自己的写作和摄影练习积累素材。

不仅如此,如果你有音乐天赋,国家大剧院也会定期为首都的在校生,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如果你是运动健身达人,奥运金牌获得者没准就会出现在你体育课表的教师栏中。


孔庙大成殿。

然而,在古代中国教育资源远没有今天这般完备,人才选拔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一届又一届的当权者。

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历代君王也曾求贤若渴,周文王愿者上钩、刘备三顾茅庐;九品中正、军功制、察举制都曾为皇帝所用,但或多或少有失公平。

直至隋炀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明,无数寒门学子才第一次突破了出身的限制,打破了阶层的僵化,有机会通过读书入仕,完成自己及其家族社会阶级的艰难跃升,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转折。


孔庙大成殿内景。

如果您曾到过南京城,一定对设在秦淮河畔,江南贡院原址之上的科举博物馆印象深刻。

一方水池位列当中,水平如镜寓意以史为鉴,四书五经等竹简镶嵌墙内,九十九间号设则分列两侧。来自各地的考生都需要在这个不足1.5平米的号设中,耗时九天八夜来争取“金榜题名”“鱼跃龙门”的命运转机。

今天,走进国子监东侧的连排教室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科举考试的场景复原。

号设内部仅设有两块木板,上面一块为桌,下面一块为凳,需要就寝休息时,将上面方木板抽出与下方的凳子拼接在一起就是一张临时床铺了,比现如今最普通的行军床还要狭窄不少。


孔庙大成殿立柱和天花。

围绕这一场异常艰苦的笔试,展馆内还对当时的监考和检查制度有所呈现。

在没有相机的古代,文童准考证上明确地写有考生的五官特征,如“面色白、面形方、无须”等,以防止替考现象的发生。进入考场前,考官还会对考生所随身携带的食篮、砚台、毛笔等物品进行检查,甚至耳、鼻等器官也在检查的范围之内。

就是在这样极尽艰苦和极端的环境之下,苦读多年且经受过严格管教的国子监考生,将进士率维持在了惊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稳居全国前列。


碑林——时间的长廊。

时间来到1905年,在清末变局的风起云涌之间,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沦为沉寂。

作为为科举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辉煌,它们和试卷上褪色的红印、展柜里斑驳的卷轴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烽烟之中。

院内老书生蒋恒历时十二年完成的十三经石刻犹在,而校内的莘莘学子却早已悄然散去,他们或回到老家县城,或流向大小学堂;上课的钟声不会再响彻钟亭,散学的鼓声也已无人击响。


碑亭中驼碑的赑屃。

从隋炀帝元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科举的影响渗透在这片土地的角角落落之中。

站在国子监内明晃晃的大小金榜前,看到熟悉的李鸿章、张居正、于谦等人的姓名,我们还能共情在榜学子,当年的那份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喜悦,也会在备战研究生考试,准备公务员考试的一个个漫漫长夜里,感受到“国重斯文,天下至公”精神的历史延续。


丹陛石。

本文作者:王雨婷
北京人,资深撰稿人。
内容刊登于人民日报人民文旅、《财经》杂志、博客天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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