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熊碑》拓本、双钩本及其递藏
《刘熊碑》原碑在清代之前已经不知所踪,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此碑虽然受到金石家的关注,流传的拓片却非常少,目前所见只有三本,分别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整拓本、故宫博物院藏整拓本(剪裱后恢复)、沈树镛旧藏剪裱本(本次出版)。
除了上述三件传世拓本,散见于文献记载中的还有:范氏天一阁、寒山赵氏、郑簠、汪容甫、巴慰祖等人收藏的拓本,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原拓之外,有记载或者流传的还有至少七件双钩本这七件双钩本中,翁方纲和赵之谦的双钩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这两件双钩本(赵本为墨迹本、翁本为刻印本),连同上文提到的剪裱本原拓,都是沈树镛的收藏,并且在同治二年经赵之谦考释、题跋、装裱,后又成为端方的收藏,经杨守敬、李瑞清、吴昌硕、叶德辉等人题跋。端方遇刺后,三本《刘熊碑》被陈淮生收藏,陈氏将顾燮光新发现的残碑拓片补入,并请其题跋,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见最能体现清代以来《刘熊碑》学术史和金石艺术观念的系列收藏,即此次由本社出版的《赵之谦考释并双钩〈刘熊碑〉全本》。
赵之谦考释《刘熊碑》
虽然沈树镛买到的这件剪裱本只有断裂后的下半部分,且赵之谦对于这件拓片究竟是元拓还是明拓也说法不一,但围绕这件拓片展开的一系列考证、钩摹、题跋、装裱活动,足以说明他们的重视态度。按照金石鉴藏的流程,沈树镛得到《刘熊碑》后首先要考释文字,这项学术工作自然落在了刚刚完成文字考释著作——《二金蝶堂双钩汉刻十种》,正专注于汉学的赵之谦身上。赵之谦在剪裱本首页题识中对于他考释的参照、题录的形式都做了说明。
题跋中的“神仙打架”
以书中赵之谦与前辈金石学大家翁方纲的题跋为例,赵之谦在剪裱本和自己双钩本上的题跋,虽然也提出了与翁方纲不同的认识,但却并没有流露出轻视之意,反而是在翁方纲双钩摹刻本上直接发难,称“翁氏之学肤浅”。赵之谦肯定知道他的题跋会被同时代及后来人看到,因批评翁方纲而招致后人批评也是意料之中。果然,四十五年后,另外一位金石家杨守敬就针对赵之谦的这段题跋表达了不满。
像样的故事书中还有很多,请感兴趣的读者到丛涛先生的文中一探究竟。看赵之谦是如何通过《刘熊碑》构建起的学术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独特价值的。
“形似”与“神骨”——双钩的审美意识
“形似”是前提,“神骨”是更高的追求,而“神骨”的核心则是对“书意”的把握。这个价值导向,显然已经不仅仅是针对图像复制的准确性,而是进一步提出了以碑学书法为核心的审美要求。事实表明,赵之谦的这番议论并不是他个人的孤趣,而是对于当时碑拓鉴藏群体所关注的问题做出的回应,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双钩这种古已有之的金石复制手段中体现学术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当赵之谦在双钩《刘熊碑》时明确提出“神趣”的标准,已经表明他对于这种超越的自觉,并且赋予了双钩《刘熊碑》这件作品以展现晚清金石学审美观念如何作用于鉴藏活动中的物质细节。
但开风气——赵之谦题跋的碑学意义
在赵之谦极其周围的碑拓鉴藏群体中,已经开始形成了对于题跋书法风格的要求,这与他们对于双钩的审美要求一样,都体现了碑学审美对具体鉴藏活动的深入影响。所谓的审美风尚,不仅是通过直接的书法与绘画风格实现的,这些渗透到鉴藏活动中的视觉细节,对于促成和推广一种风尚也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赵之谦在双钩和小字行、楷书方面对于碑学审美的自觉,具有一种但开风气的意义,他不仅是新艺术风格的创造者,同样也是新的审美风尚的参与者,甚至是新的审美规则的制定者。毫无疑问,《赵之谦考释并双钩〈刘熊碑〉全本》,对于观察和深入讨论清代碑学实践与审美风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赵之谦考释并双钩《刘熊碑》全本
售价:7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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