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董笑笑许懋彦：国立中央大学新校园迁建事件考述（1933—1937）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园迁建事件考述（1933—1937）》一文聚焦于历史考述，综合各种档案、图纸和日记等信息对国立中央大学这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都最高学府在1933—1937年进行的新校园迁建事件进行完整史料爬梳和史实回溯，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铺陈其校园建设过程的筹划酝酿、择址谋略、各阶段校园设计等迁建事件，突出其新校迁建历史所呈现出的国族定位，明确这一已化作云烟的校园所具备的多重学术意义。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园迁建

事件考述（1933—1937）

Campus Re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1933—1937）

董笑笑许懋彦

DONG Xiaoxiao， XU Maoyan

我们总是更乐于关注那些看得见的历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后文称“中央大学”或“中大”）在1933—1937年进行了新校园建设，这是彼时中国最重要大学进行的最大规模建设；其设计过程复杂，历经紫金山、马群镇校址的尝试，石子岗新校（现南京地铁3号线铁心桥站附近）的竞赛和最后的实施等诸阶段；其校园建设历经波折，但获党政高层举国支持；其校园无论规模、规格都可归于国家性范畴，是国都开发的重要部分；一系列中国第一代知名建筑师参与其中完成高水准的校园设计；期间举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校园设计竞赛，是近代中国建筑行业的大事件。总而言之，其重要性、复杂性、曲折性、知名性、专业性在近代众多校园中无出其右者，可惜其还未完工就因抗日战争化为云烟。

就现有研究而言，尽管中大重要如斯，但涉及其新校设计的却少有得见，当前有所论及的更多限于历史学领域，至于建筑学范畴，仅有新近整理出版、侧重于呈现图档史料的《紫气东南：东南大学校园演变图史》有所涉及，涵盖筹划、选址等完整迁建事件的中大新校建设的回溯尚属空白。因此，围绕史料《国立中央大学征选新校舍总地盘图案审查报告》，本文聚焦于历史考述，参考一系列近代报纸如《申报》《中央日报》等，结合《罗家伦日记》等近代文献，将隐匿且分离的历史事件进行发掘和连接，最终使中大新校建设这段复杂的历史音容呈现。其中，重点铺陈其新校建设的筹划酝酿、选址谋略、系列校园设计等重要历史事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希望呈现其新校迁建过程所显示的国族定位（nationalistposition），即作为一座业已湮灭的大学校园，中大新校亦是表达近代“国家（nation/state）”“民族（nation）”“主权（sovereignty）”概念的一座看不见的象征物。

1 新校之前

1.1 从“东南”到“中央”

从1903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到1928年正式更名国立中央大学，中大经历了从“地方”到“国立”，最终到“中央”的地位转换，与此对应，其校园也从“无序”转变为“有序”。此后，校长朱家骅推动完成停工多年的大礼堂，使之成为国民会议的场址。罗家伦掌校后，采取在清华时的校务整顿办法，节省出经费进行校园建设，扩建图书馆，完成30座建筑的新建、重建工作。然而，一切都是在原规划下的“见缝插针”，四牌楼校园愈发局促，以“国都最高学府”的定位观之，中大校园十分寒酸。

1.2 新校的筹划酝酿：“安定、充实和发展”

1932年8月“易长风波”后，罗家伦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任命，掌校中大，9月，罗家伦向行政院递交《缕陈发展中央大学步骤》，阐述治校方针：定位上，明确了中大的国家级地位，认为中大之于国家应如19世纪柏林大学之于德意志，在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措施上，认为中大发展分3个时期：“安定”时期、“充实”时期、“发展”时期，其中“发展”即“大规模之建设”，也即新校建设。为落实上述方针，罗家伦还在呈文中向行政院提出在经费、权力、信任和校园建设上予以支持的要求。对此，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罕见地高调登报回应：“凡有困难，政府当力为主持”，“切盼依照所陈方针进行”。可见，罗家伦就任甫始即已酝酿新校建设，以至到任不出半月，记者即询问其是否有迁、扩校址计划。实际上，中大仍处“安定”时期，罗家伦即于1933年上呈教育部，陈述当前中大校园“隘处城市中心，地面既感狭小，发展殊属不易”，希望给予中大一个与其国家级地位相称的宏伟校园。

因此，整顿校务不到一年，中大即开始考虑“发展”问题。1933年7月30日，罗家伦正式向教育部提交呈文请求建设中大新校园。呈文中，罗家伦详述另择新址的理由：其一，现四牌楼校址地处市中心，占地仅90余亩，校址过小且难扩充；其二，中大农学院从教学来讲需与理学院紧密联系，但农学院地处三牌楼，联系不便，若要解决则需整迁至郊外；其三，学校地处市中心，对于学生专心学术不利，易使学生“兼涉外事”。

2 从紫金山到石子岗

2.1 校址波折

在首次向国民政府提请迁校的呈文中，除陈述迁校理由，罗家伦还直接提议选址于总理陵园范围涵盖中央运动场的区域（现南京体育学院附近）（图1），认为总理陵园附近风景秀丽，利于陶冶学生品性，“首都计划”规划的图书馆、博物院等都在此区，利于综合利用形成学术区，同时中央运动场也可划拨中大使用，因此希望教育部向行政院提请划拨中央运动场东北3千亩用地作为中大新校址。实际上，恰在呈文申请迁校的一个半月前，1933年6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他与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相约游（紫金）山：“雪艇想计划一个大学区，即以此地为中心，把中央大学迁来。”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经汪兆铭领衔，孙科等23位委员连署，通过中大迁校并月拨建筑费的提案。

图1 中大校址变化图示

然而，提案的通过更侧重对迁校本身的认可，对所提校址并无肯定，结合1934—1935年《申报》和《中央日报》可知，校址先从“中央体育馆附近”（1934年1月）模糊为“东郊”（1934年2月），再进一步模糊为“城外适合地点”（1934年4月），直至1934年5月变成“中华门外牛首山”（图1）。实际上，由于蒋介石及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反对，中央大学初勘的位于总理陵园范围内的校址被迫放弃，中央大学进而灵活应对，随即将校址改变为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管辖范围之外的一处用地，即紫金山范围外，紧邻原选址的京杭公路南、马群镇涵盖小五棵松和大五棵松的范围内。新的选址尽管距离中央运动场稍远，基本失去将中央运动场合并进校园的可能，但此选址距离紫金山也不远，同时地势平坦便于建设，且不存在上轮选址用地上横贯的一条将校园分割的绕陵路（“岔仙路”或“马仙路”），因此中央大学计划在此建设更大的校园，面积5千余亩。然而，在此选址被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核准前，早在1932年，为改善苏皖的交通联系，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推动建设“江南铁路”（1935年完工），其中的京芜线恰好斜穿马群镇新校址，若中大强行于此确定校址，校园势必一分为二。另外，此校址农田、村庄较多，征地代价极大，于是中大另勘定中华门外京建路（现安德门大街—铁心桥大道）石子岗唐家凹附近面积2千余亩的“山地农田”为新校址。中大确认校址后，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亲自勘察认可。1935年11月，经教育部呈内政部核办，中华门外牛首山石子岗新校址得到批准。中大在尝试选址紫金山这个国家性纪念空间失败后，最终择址于南郊牛首山石子岗。

2.2 迁校争议

然而，新校计划甫一确定，就有匿名评论质疑迁校，认为现中大校园“空气轩爽，区域广袤，左枕钟阜，右邻台城，景物之佳，无以逾此”，反对一派主要为以张其钧为首的南高派教授，他们对迁校计划发起了猛烈的舆论进攻，从校园与城市的关系、校舍使用现状、南京与中大历史渊源等角度阐述留守的必要和迁校的不必要。纵然大学也可设于都市，校舍也难言不敷使用，中大在三江师范时期既已和南京历史建立紧密联系，但这一异议忽视了中大校园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推动中大另谋校址的核心原因是中大需要与其国都最高学府定位相匹配的宏伟校园。此外，本次争议也是中大内部最后一次“地方”与“国立”的冲突，随着舆论平息，代表“地方”的南高派教授出走之江大学，争议就此结束，新校迁建的校内阻碍完全解决，中大的“地方”属性于是彻底褪色，“国立”与“中央”的地位得到全面贯彻。

2.3 征地冲突

1936年初，就在中大开始推进建设时，新校用地所在的南郊石子岗尹家村附近的回教村民却拒绝售卖土地。因沿袭回教墓葬习惯，安葬时不设棺椁，因此石子岗初定的校址存在为数不少难以迁移的坟茔。1936年2月，村民向中华回教公会南京市分会求助，希望回教公会恳求政府命令中大另谋校址。对此，中大考虑回教教义严格而进行通融，承诺完全保存所圈校址的回墓，回教公会欣然接受，不再强求中大另谋校址。但1936年11月，中大又突然开始进行场地土方工程，进而引发村民强烈抗议，中华回教公会南京分会保墓委员会也公开登报发表《中华回教公会南京市分会保墓委员会敬告西北各省及全国回教教胞书》，请求各地教胞支持，谴责中大掘毁坟墓，各地回教公会也登报声援，保墓委员会甚至直接致电蒋介石请命。事实上，中大最初已将大部分回墓让出，同时也购地百亩作公墓供难以回避的坟茔迁墓，再起的纷争是保墓会内部少数无赖的敲诈行为。对此，中大强硬应对，先于1936年12月以“中央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名义连续半月登报启示，强调迁校合法令，迁坟回汉平等，望保墓会以公共利益为重。其次，校长罗家伦于次年2月致电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求政府出面下令保墓会“定案不能变更”。随即政府介入，1937年5月，南京市政府机关开始处置回墓纠纷。6月，南京特别市党部、首都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和南京市政府联合发布“紧要通告”，厉令有关村民无条件限期迁坟，中大于是顺水推舟发布补偿办法。在首都党、军、警、政的强力支持下，中大胜出，征地纠纷结束。

紫金山校址的尝试是中央大学一次介入整个民族和国家最重要纪念性空间的大胆谋划；迁校争议是近代大学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征地冲突是一次展示，这次事件测试了一个“中央”级别的大学新校建设所能调动的资源极限。

3 中大新校设计

在择址、征地的同时，中大校园设计并行展开（图2）。自1933年7月至1937年9月西迁重庆前的4年间，中大校园设计历经4个阶段，分别是紫金山校园设计、马群镇校园设计、石子岗校园设计竞赛和最后的校园实施设计，第四阶段包括农工两学院和自动工程系建筑设计。

图2 中大校园设计重要事件梳理

3.1 第1阶段：紫金山校园设计，1933年，刘福泰、虞炳烈、罗家伦

1933年，在获行政院、教育部正式核准前，罗家伦既已组织中大建筑工程系主任刘福泰、教授虞炳烈在初拟的校址，即总理陵园、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东南、钟汤路北着手进行新校园草案设计。11月，图名“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图案”（图3），落款“校长罗家伦、建筑教授刘福泰、虞炳烈”的校园总体规划完成。校园设计上，方案呈现出显著的巴洛克式特征，以曲线和涡卷的构图最为瞩目，配合涡卷走向，校园建筑依位置或以曲线轮廓，或扭转角度予以回应，形成丰富多变的效果。建筑师一方面在保留紫金山南北重要联系通道（环陵道）的情况下妥善利用道路线形组织了校园；另一方面，这条顺应道路形成的涡卷结构削弱了中大本应表现出的宏伟空间结构，使其让位于周边更为重要的环境关系，即自西向东排列的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革命烈士公墓。既然校园已经落位于整个民族和国家最重要的纪念性空间内，那么环境的关系应居首位（图4）。

图3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图案（紫金山），1933年

图4 中大紫金山初拟校址校园设计与周边关系

3.2 第2阶段：马群镇校园设计，1935年，虞炳烈

在紫金山校址计划夭折后，中大又重新选址于与上轮选址相邻的位于京杭公路南侧的马群镇，同样在得到核准前，罗家伦即组织时任建筑工程系主任的虞炳烈完成了“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计划草图”（1935年1月26日）。尽管与上轮用地仅隔一条京杭公路，但新的用地却跳脱出紫金山地形和既有道路的限制得以极大扩展，超出了原紫金山用地约3千亩（图5）。具体地形上，除了西北部地势略有起伏以及用地内的运粮河外几乎没有任何阻碍。于是虞炳烈以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图6）的空间结构为蓝本设计了新的校园，校园总体以北密南疏、西密东疏的方式布局，设置南北纵向的轴线组织校园结构，并于校前区设置类似凡尔赛宫的放射式的道路将校园与校园南侧未来的城市相连接，横向则通过一条东西大道（vista）将校园和东侧的巴洛克园林区及西侧不远处规划中的中央政治区联系起来。

图5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计划草图（马群镇），1935年

图6 凡尔赛宫总平面

3.3 第3阶段：新校设计竞赛，1936年，基泰工程司、董大酉、范文照等

1935年9月，中大勘定校址于南郊牛首山石子岗，12月，中大开始征收土地，同时为更好地统管新校建设的事宜，经教育部核准，中大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后称“建委会”）委员。随校址更易，校园设计须另起炉灶。慎重起见，1936年3—5月，建委会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校园设计竞赛来遴选总体规划方案。1936年3月16日，建委会向17位建筑师（机构）发出邀请，10位建筑师（机构）应允参加。最后，8位参赛者（华盖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公利建筑公司、范文照、董大酉、李锦沛、罗邦杰、张光圻）向建委会提交竞赛成果。经两次审查，5月23日，建委会决定将“总地盘平面之布置”作为竞赛的主要考察对象，“作风仅属次要”，经不记名投票选出竞赛前3名：

第1名，基泰工程司。基泰方案的校园主体位于用地中部地势最缓区，以此为中心设置“中”字形的控制线结构来组织几乎整个校园。功能分区上，校园公共建筑沿“十”字形纵轴布局，学生生活区位于“十”字形以西及以北，运动区位列其西，“十”字形以东布置工学院组团和农学院组团。建筑样式上，基泰方案采用中国固有形式，上覆大屋顶，屋身以斗栱等作装饰。建委会认为基泰提案功能合理、适应地形，且作风雄伟而不过于华丽，同时也易于修改，选为第1名（图7～图10）。

图7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建筑布局图（基泰工程司）

图8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总平面图（基泰工程司）

图9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总地盘图（鸟瞰图）（基泰工程司）

图10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建筑作风图（效果图）（基泰工程司）

第2名，董大酉建筑师。董大酉案所占用地更偏南，同样在用地最缓处设置呈“中”字形的布局结构，形成类似上海新市中心的组群形式。除布局在此的教学、办公及公共建筑，其他建筑各随地势分属两个组团，在中心区以北布置各实验室及工厂，南侧靠近大门一带布置学生生活和运动区。建筑样式上，董大酉方案采用“现代主义”，以简洁的立方体呈现。建委会认为此案虽过于近似上海新市中心，但在空间开闭处理、各学院布置上较为合理而选为第2名（图11～图14）。

图11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总平面图（董大酉）

图12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场地泄水（排水）布置图（董大酉）

图13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总地盘图（鸟瞰图）（董大酉）

图14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建筑作风图（立面图）（董大酉）

第3名，范文照建筑师。范文照方案占地更偏北，校园所有建筑以组团形式布局，组团由具有联络关系的3到6个建筑构成，内部保持相对严整的对位关系，各组团随地势以适宜地形的原则落位，因而校园不仅没有统率轴线，也没有明确分区，各建筑也以多样的朝向和角度极尽所能适应地形。建筑样式上，范文照案采用简化的西方复古样式。建委会认为此案最适地形，且“作风朴实可喜”，但布局过于散漫，教室通风、采光不足故选为第3名（图15～图17）。

图15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总平面图（范文照）

图16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总地盘图（鸟瞰图）（范文照）

图17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建筑作风图（效果图）（范文照）

根据竞赛要求，校园的“功能”“经济”“实用”是遴选的首要标准。这也固然是基泰、董大酉和范文照3案脱颖而出的原因，但3者的位序却体现出另一不被言说的标准，即空间结构的纪念性与宏伟程度，也即对国家和民族象征性的表达程度：基泰案分量最重，以“中”字形结构组织几乎整个校园，组群间不强求严格轴线关系，但通过特定对位、环绕的建筑群和核心区产生稳定的空间秩序，配合“中国固有形式”形成了宏伟的纪念性和庄严感（图7）；董大酉案略逊于基泰，虽采用构图更显著的核心空间构架，但除此以外的建筑全部各随地势布局，因此空间秩序和宏伟程度上有所不足（图11）；范文照案正如审查意见所言，“惟觉过于散漫，失却整个之联络性”，整体布局缺少观瞻的庄严感（图15）。除空间结构，校园建筑的样式也值得玩味，中国固有形式、现代主义和西方复古主义依次排序，表征着中国民族性的中国固有形式被选为第一名或不尽是巧合。

正如建委会所担忧，中大竞赛范围大、内容多、关系繁、设计难、地形杂，短时间内难以获得可直接落地的完善方案，故本次竞赛章程早已明确竞赛集中于“总地盘各房舍之布置与作风为限”，且“不负建筑工程上之任何责任”。中大新校园需聘建筑师完成后续工作。

3.4 第4阶段：校园深化实施设计，1936—1937年，徐敬直、李惠伯

1936年8月，经遴选，中大最终聘请前一年赢得中央博物院竞赛的兴业建筑公司建筑师徐敬直和李惠伯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专任工程师”。最迟至1937年1月，徐敬直、李惠伯已先后完成总体规划、第一期第一部工程农工两学院设计、第二部工程自动工程系系馆设计及《建造国立中央大学工程规则说明书》。中大在1937年5月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分别以“本大学新校址地盘图”“新校址之农学院四周立视图”“新校址之工学院底脚平面图”将最终的规划及农工两学院部分图纸公布（图18～图20）。

图18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实施设计总平面图

图19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实施设计农学院立面图

图20 国立中央大学新校舍实施设计工学院平、立面图

具体到校园设计，考虑徐、李二人在此阶段的工作职责，与其说“深化”，倒不如说他们新做了一轮校园设计，包括校园空间结构在内的大部分内容都被修改。建筑层面，除极少数建筑保持对称外观外，大部分建筑总平面展现出非对称、自由、适应地形和功能的面貌。以农工两学院为例，建筑不再恪守常见的“一”“T”“山”形经典平面，而是更侧重于作为教室所需的尺度、采光、通风及相互联系，以“枝状生长”为空间组织的主要特征。立面上，建筑皆以连续的开窗强调水平构图，上覆简单坡屋顶，装饰极少。从单体到组群，在略扭转角度以适应地形后，枝状生长的结构在保证建筑功能、联系和适应地形的基础上意外构造了另一层观感，即实施方案尽管因建筑的“自由”使校园略显分散，但却近乎将所有建筑设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重复的纵横布局强化了整体感。因此，实施方案虽然弱化了校园的对位、对称和轴线，却强化了整体性、统一性，结合校园轴线及其延伸出的林荫大道所建立的空间构架，最终的校园设计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国都最高学府所需的纪念性和庄严感（图21）。

图21 实施方案的空间结构：扭转角度后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1937年1月，中大连续登报招标建造农工两学院及相关实验室、工厂，随即正式开工。6月，征地纠纷结束，中大终于得以无碍推进新校建设。随即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淞沪会战后战事愈近，在校长罗家伦的提前准备下，中大完整西迁，已开工的石子岗新校被迫放弃。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伴随着首都的惨剧，中大新校建设彻底无望，国都最高学府的宏伟校园成为一场空梦。但正因为手握大部还未完全支出的营建经费，中大得以在重庆建造规模不小的临时校舍。中大入川当年就在重庆大学沙坪坝本部沿嘉陵江的松林坡建造临时校舍20余幢。1938年中大又在嘉陵江上游柏溪设立新生院，建造40余幢校舍，形成了重庆松林坡、柏溪，成都医学院和贵阳中大实验学校4地战时同时办学的格局，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大师生营造了难得的环境。

4 总结

中大新校迁建事件从设计到建造，始终处在冲突、争议和反复中，这固然与时代相关，但更源于其国家性和民族性的定位：是此定位推动中大建设宏伟校园，为中大提出更多难题、引发更多冲突，让中大历经多阶段校园设计。但也正是此定位使其受到党政军警界的举国支持，进而得以解决各种障碍，使其设定高规格的校园标准，诞生高水准的校园设计。因此无论中大与党政等各界异乎寻常的密切关联，还是它被寄予的厚望，以至本文着重考述的新校建设中的筹划酝酿、择址谋略、迁建事件和各阶段校园设计，无不显现了中大无可置疑的国族定位。

围绕于此，参与校园设计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都给予了各自的回应，或职业而经典，或先锋而探索，本文仅聚焦于历史考述不着过多笔墨，但如何在具体的校园设计上表现国族象征、如何平衡地形的矛盾，这些问题值得从建筑设计角度给予更多关注。

此外，另一些侧面也值得注意，比如因其政治上的重要性，新校建设整个过程，党政高层始终密切参与；作为更直接的大学管理者，校长罗家伦对中大新校的意义不言而喻，虽未见明确史料，但其在清华的经历可作参考，罗家伦掌校清华期间曾对校园设计有直接授意；中大校园设计竞赛限于篇幅有待续论，但其完备的章程、专业的任务书、规范的审查无疑也为校园设计的高水准“添翼”，其中必有罗家伦“诚朴雄伟”的影响，也必然有虞炳烈的专业支持。除历史侧面，这次回顾也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定位、策划、选址、征地等事项一般并不为侧重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近代建筑研究看重，但上述事项却是广义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设计的前提所在。另外一方面，建筑师并非空间的唯一塑造者，理解权力结构、优化行业制度和决策程序对营造优质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中大新校建设这段与国家和民族牵涉颇深的历史尽管已不可触及，但不应被遗忘，以上的一切不禁让人想象，停留在文献、图纸之上的中大新校建设若能实现该有怎样的影响？

（文章写作过程蒙南京大学建筑学博士杨侃指教，特此感谢！）

微信编辑：张维欣

责任编辑：杨澍

审核：赵荣

作者简介

董笑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校园规划设计及历史理论研究。

许懋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聘教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及理论研究，包括校园规划设计及历史理论研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建筑史学刊”（ID：archhistory-journal）。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