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琏墓志》
北魏《杨琏墓志》，共二十三行，满行二十四字，正书。据志文可知，志主杨琏曾任安城令、汝南太守，逝于太和廿二年（498）正月，神龟二年（519）三月六日入窆。志高四十八点五厘米，宽四十八点五厘米，有界格。由志文中“窆于旦甫之西山”一句推知，此志或出土于洛阳市偃师南蔡庄乡一带。《杨琏墓志》镌刻精美，字口清晰。笔画婉丽而有姿致，趣味无穷。比之唐楷，其用笔技巧及法度略显不足，但活泼有余。北魏时期的刻工，决不是主观故意地“出之自在，故多变态”。而是以刀代笔，信手打凿，这种活泼多姿的书法与自然质朴的刀刻融为一体。
其实，南迁之前，北魏就已开始吸取南方书法，南迁洛阳之后的四十年间，学习南朝书法的风气随着“汉化”的深入而兴盛，逐渐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法风尚。《杨琏墓志》镌刻于五一九年，已是北魏后期。比之早二十年左右的《元桢墓志》（496）及《显祖嫔侯骨氏墓志》（亦称《侯夫人墓志》（503），它们表现出的刀砍斧凿痕迹仍十分明晰，但在结体上已经倾向于“斜画紧结”而不再是“平画宽结”。
《元桢墓志》
《显祖嫔侯骨氏墓志》
书法在我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也陶冶着人们的思想品格。书法分类有多种：楷书，隶书，草书，行书,魏碑作为楷书的一种，散发着她独特的魅力. 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魏碑应运而生。
到熙平前后的《元显隽墓志》（513）和《元怀墓志》（517），用笔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杨琏墓志》也比较明显。其特点是：横画起笔时出锋斜按，切的动作十分明显，收笔时改平挑为下顿；撇画和捺画笔势开张，收笔平挑；竖钩改平挑为向左上挑出。刘涛先生称这类字为“洛阳体”。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魏碑书法笔划严谨、朴厚灵动，丰腴不失于板刻，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它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堪称汉碑中的上品。古今书家对此碑都给予最高评价，可谓汉碑集成之碑。
《元显隽墓志》
《元怀墓志》
何焯《义门先生集》中云：“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拘局。欧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绳尺，而古韵微矣”。赵之谦《章安杂说》中讲：“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瞠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这也正是《杨琏墓志》的可贵之处。
六朝碑志中多有异体，其原因无外乎社会、文字演变及书刻者几个方面。《杨琏墓志》中也存在一些异体字的写法，如“世藉华腴”（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一句中，“腴”写作，这种写法也出现在《元珽妻穆玉容墓志》（519）中；
《元珽妻穆玉容墓志》
在“爰动皇衷”一句中，“衷”写作，这种写法也出现在《元桢墓志》中；
志文倒数第五字“颓”，写作，这种写法也出现在唐天宝元年所刻《兖公颂碑》中。
此外，在《杨琏墓志》中还出现了连笔写法，如“心”“於”等字的两点笔画连带。
北魏时期的碑志楷书，可谓“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但镌刻有精美与草率之分，风格有新妍与古拙之别。洛阳一带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元氏墓志，大多呈既精美又新妍的体态。《杨琏墓志》镌刻于北魏后期，不像唐碑那样受到法度的约束，故能于真朴之中孕育自然之美。这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史料，且对书法实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这些作品良莠不齐，经过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释文：
君讳琏，恒农胡城人。三皇之后，轩辕之苗胄，五帝之苗典，赤泉侯之苗裔，太尉公振之后也。世藉华腴，胤清胄远，禀玄气于黄中，树资性而温雅，文明炳郁于乾元，英朗照晰于自然。弱龄始笄，书剑并达，经深而蕴，武果而猛，懋年之令，声飞海国。
皇京都代北，暨戎荒，化旦升平，后儒先劲。以君弓马殊伦，超用殿中武士军将。内卫也，建刘章之忠；外讨也，表亚夫之节。爰动皇衷，俄而擢拜安城令，莅政拪迟，幽显同咏中牟之善，愧其芳，胜残之风惭其美。太和之始，迁汝南太守。让荣之礼，冲挹如初。地局带淮，邦邻密。敷摸略以来远人，播智勇以威狡竖。惠劝逾于溉瓜，宁疆穆于梁宋。追踪息吠，无谢於曩贤；绥黔育庶，不后于古人。宰郡九稔，乞解归京。考行伦功，事高朝最。方当鸣茄日南，耀节月北，然灵道失监，仓旻侵善。春秋七十有六，大魏太和廿二年正月乙丑朔十一日丙子薨于洛阳静恭里。主上抚悼，朋寮怆咽，褒勋录迹，赠河东太守。以神龟二年三月六日窆于旦甫之西山。营域盖业，坟垄满地。天长地久，或升谷而低崚；岁益月增，或高壑而卑岭。故刊石镂文，以光功臣之墓。
其辞曰：
遥纵遐藉，肇自神禽。灵虚覆树，枝裔崇林。乘高因镜，祖基承荫。四气洽绪，贤懿唯深。幼播兰蕙，早冕缨簪。资文挺武，朝野齐钦。猛旧逸侣，爰动皇心。制邑飞玉，裁邦扬金。魂住命消，日移影昳。出此明轩，入彼幽穴。夕风暮悲，晨露晓结。懋木昼摧，妍草夜折。高坟上封，兰灯下灭。深埏掩途，松开永闭。尽地终天，呜呼长绝。岩壑易颓，兹铭难缺。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李志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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