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校园：教育从空间“卷”起

建筑精

杂谈

architecture

tittle-tattle

1 走向新校园

Towards new campus

又是一年开学季。

吱呀作响的栅栏门，“欢迎新同学”的红条幅，操场，走廊，整齐的课桌椅，清脆的上下课铃......应该是两代人的集体记忆吧。校园作为传统的教育基础设施，学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去掉童年和青春滤镜，我们发现近年来的中小学校园的确在发生着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这在快速增长的超大城市更显得尤为突出。

▲ 上下学的校园门口图源：网络

深圳作为典型人口外来型城市、知识密集型产业集中地，每年人口净流入近50万，平均年龄较为年轻，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占比极高，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的供给自然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2017年，位于深圳市中心的福田区规自局发起“新校园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的核心是“8+1建筑联展”，该计划首批实施项目将福田区亟待开展设计的8所中小学和1所幼儿园项目协同起来，尝试在建筑设计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为深圳这一移民城市的义务教育问题给出建筑界的专业思考与探索实践。计划开展以来，红岭实验小学、石厦小学、新洲小学、新沙小学、机关二幼等均已建成，其余一批衍生项目也随之展开，明星设计师、事务所的案例频繁见报，呈现出从整体到局部、内外并举、丰富多彩的繁荣气象。

这其中既包括对已有教学空间的适应性改造、扩建、翻新，也有新型教育理念和当下教育市场主导下的新建项目，从教室的室内布局到校园与城市的关系，在各个尺度层面上都已经超越了面积扩容和技术设备更新的基本要求——这类现象，便是本文观察和剖析的“新型校园的涌现”。

▲ 2020年深圳市少年宫“8+1建筑联展”展览现场图源：网络

与校园更新几乎同时，深圳也是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推动教育改革的排头兵。2010年即成为国家首批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元融合教育、中考外语制度改革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

是教育理念的变革推动了空间的更新？还是空间为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二者的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抑或背后还有其他的推动力？

2 需求升级：

从义务教育到精英教育

From compulsary education to elite education

首先让我们略微回看“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1904年，清政府颁定《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国自此开始有了义务教育的概念；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在这一时期，义务教育的定义还是以“免费”和“普及”为核心。

▲ 2008年，我国基本推行了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普惠制图源：网络

《义务教育法》在颁布之后，在2006年、2015年和2018年的多次修订中，增加的条款包括第十二条的“免试入学、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第二十二条“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区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第三十四条“德智体美有机统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三十五条“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等。可以看出其理念中又增加了“公平”和“素质教育”的内涵。

▲ 修订版《义务教育法》宣传画图源:网络

传统的教育无论从形式还是目的来讲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一个类似工厂的学校里，每天依照准时响起的铃声流水线批量生产受过基础教育的学生，目的也只是为了培养具有基本读写计算能力、工作效率更高的劳动力。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全面展开的，互联网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先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随即又蔓延到了曾经的“义务教育”阶段，进而推动了我国自上而下素质教育的推行。当今背景下的“义务教育“更是持续向着“精英教育”发展。中小学仅凭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已不足以吸引优秀生源，各类课外竞赛、活动、创新实践机会、国际化等等成为学校品牌建设的新的侧重点。这些对学生综合能力提出要求的活动，早已不是在传统教室中发生的单向教学活动，也对教育空间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不及反应，教育产品仍停留在传统教育体系中的学校，则会失去面对具有更高选择权的群体，在过去十几年内经历了一轮因招生困难而不得不裁撤与合并的末位淘汰。

▲ 义务教育改革相关研究及政策图源：网络

以“新校园行动计划”为契机观察近年来国内一系列校园建设改造案例，可以发现他们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

2.1 去中心化

从微观层面来看，新型教学空间为适应从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变化而存在，其布局势必打破传统教室中讲台——座位的单一中心空间模式，如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提出，近年逐渐在我国推行的STEM教室，为了支持项目式学习的方式（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教室通常会被划分为互动教学区、工具区、实验区、展示区等等，配备以可灵活移动、组合的模块化家具，这类教室已逐渐成为新型校园中的标准配置。

<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

▲ STEM教室图源：网络

2.2 混合化

福强小学作为“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_8+1建筑联展”延伸版块中的一所，尝试探索促发创新教育的校园类型，设计围绕“混合空间”的理念，提出“学习层台”的空间原型，使得不同的课程与活动在空间层面上并置在一起，提供跨层的新联系，例如：标准教室、特色教室与运动场相邻，支持跨学科的互动；音乐表演、艺术创作和舞蹈等活动，在校园其他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欣赏。多样的空间使得师生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和兴趣，灵活地开展教学体验活动。架空的透明教室面向北侧的城市主要道路，也向城市传达出学校的创造性特征。

<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

▲ 深圳福强小学，设计：众建筑摄影:朱雨蒙

2.3 扩散化

除了内部教学空间的更新，近年来新型校园的设计建设中常常赋予外部空间以同等的重要性，即将学习空间的定义扩散到了室外，因地制宜，创造独特的开放空间。如深圳光明区凤凰学校在应对场地内外高差较大及原先的高挡墙的安全隐患时，采取的介入方式是将高挡墙拆除，植入一个连续起伏的波浪形钢楼梯，和改造后的景观台阶巧妙搭接，形成丰富的上下路径，让上下学成为充满趣味的探险之旅。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语学校以一个由灰空间钢桁架结构组成的“户外森林”作为学校最活跃的焦点，形成一条愉悦的上学休闲路径，营造在森林般自然轻松的交流氛围，同时形成学校独特的建筑形象，成为一个个性鲜明，充满趣味的校园环境。

▲ 深圳光明区凤凰学校入口大台阶

设计：深圳同济人建筑设计摄影:陈冠宏

▲ 深圳龙华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林中学堂”

设计：坊城设计摄影：曾天培

3 市场反转：

从消费者竞争到生产者竞争

From consumer competition to producer competition

如果从义务教育到精英教育的转变是作为生产者的学校做出的产品调整，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这些生产者去努力提升自己的教育产品呢？这或与教育市场的供需关系变化相关。从建国之初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到2001年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近100%，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使得义务教育，至少在城市地区，已经不再是稀缺的产品。再加上民办学校的兴起、家长甚至是学生自己对未来多重发展路径的觉醒，选择权逐步回到了消费者手中，完成了一轮从消费者竞争到生产者竞争、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的市场格局的反转。学校通过设计更新打造利于活动、游戏、学习和创造的学习环境，提供的是更优的教育产品，正是为了在新一轮生产者竞争中胜出。除去前文所说的与教育本身直接相关的功能及其空间，本文还认为，提供教育以外的服务，也是学校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青睐的重要筹码，这也反映在校园空间的其他变化趋势中。

▲ 建国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统计图图源：中国教育在线（编者注：毛入学率指在校学生总数与相应学龄组人口数之比，净入学率指适龄在校学生数与相应学龄组人口数之比。）

3.1 生活化

校园空间的生活化所反映的是学校对家长家庭监护责任的分担能力。

学校可以说是在社会生产中具有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当家长去工作时，学校在社会生产层面上所分担的就是家长在家庭中对未成年人监护的责任，更不必说寄宿学校几乎接管了家长全部的监护责任。

新型校园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关怀因而渗透到了其他配套设施的设计中。如日比野在其承担的一系列幼儿园厕所设计中，打破了以往厕所阴暗潮湿的不佳印象，将厕所修建在向阳的南面，保持开放又整洁的环境，让孩子们上厕所时也能看见外面的风景，并融入一些趣味元素，将管道直接裸露在外，展示洗手过程中整个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的功能。

<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

▲ 幼儿园厕所设计设计：日比野图源：网络

3.2 公共化

另一方面，学校竞争的也是对社区和城市公共空间衰落的补偿能力。

在学习和家庭生活之外，未成年人在哪里寻求安全和高质量的公共活动空间？曾经，这些活动可以发生在街头巷尾，在单位大院，在菜市场和杂货店——那些有着雅各布斯所称的“街道之眼”的看护的地方。可如今，校园几乎已成为唯一的答案。

那些近年来同样在城市中被津津乐道的、承担公共活动与交往的“第三空间”：咖啡厅、俱乐部、步行街等等，或许为成年人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却因其高度商业化、依托于消费而存在，并不能成为尚不具备消费能力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公共活动空间，家长也不可能安心将孩子托付于此，而只有学校才能承担这部分功能。

▲ 吸纳了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商业综合体图源：网络

新型校园越来越被设想成能同时容纳校园与社区生活的事件容器，以实践一种全方位和全时段的多元互动式交流的新型教育空间模型。新校园的建设因而为适度改善周边社区公共空间匮乏，社区文化设施不足的城市问题提供了契机。如近年来很多新型校园投入实验的开放计划，即将校园的不同空间按其特点分时段（放学后、周末和寒暑假）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减少此类共享功能的闲置，最大化高效利用复合空间服务于整个社区，改善周边社区的公共配套功能，使得校园成为一个全时段都充满活力的场所。

传统的校园功能基本局限在教学、办公和有限的文体活动，落到空间上常常被简化到教室——办公室——操场的铁三角，在大量新型校园的案例中，不乏一些全新的、原本属于城市功能空间被吸纳进校园——博物馆、公园、游乐场、剧场、兴趣班、日托中心等等。此外，校园也更多地承担许多原先发生于城市广场这类的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如深圳龙华区行知中学将25M宽复杂立体的公共阶梯广场作为学校的街区型核心公共空间系统，艺术节游行，元宵灯会，科技节机器人巡游，社区游园会、节日庙会、创意集市等均发生于此。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也陆续出现将都市农场引入中小学校园，建立特色劳动实践基地的尝试，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

<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

▲ 校园向社区和城市开放所承担的公共活动图源：网络

“公共艺术的需求及其迅速的扩散难道不是针对西方城市空间中公共空间的消失或缺席的一种间接警示？”卡特琳·格鲁（Catherine Grout）在《艺术介入空间》中曾这样发问。我们也不禁要思考：新型校园的涌现是否并非锦上添花的附赠，而是对城市中原本属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公共空间的失落的一种代偿行为？

4 由点及面：

从教育竞争到区域竞争

From education competition to region competition

校园和教育建筑的更新不仅仅是对校园本身的环境优化，其对区域甚至城市的价值溢出构成了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文化资产竞争。

相对比其他有关社会公平的基础设施来说，如医院、公园、体育馆、博物馆等，学校是与众不同的存在，《义务教育法》增加“就近入学”的规定后，就将“择校”转化成了“择房”，教育作为公共资源逐渐转化为了消费品：一方面明文规定学生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一方面却也规定了你只能上指定的学校。有时候哪怕你家距离重点示范学校只隔了一条街，也只能去你所在区域的普通学校。想要上更好的学校，享受更好的教育，购买学区房成为了近乎唯一的解决方法。优质教育资源直接推动周边土地价值的提升，这一点已经被反复验证过，如Mattauch 等（2013）提出的宏观乔治公式，认为社会最优的公共教育投资与土地租金之间直接正相关。北京西城热门学区房平米均价13W+，甚至超过20W+，时常有价无市，可见一个优秀的学校所能给地产带来的溢价之惊人。

▲某 “学区房”宣传广告图源：网络

除了对土地价值的显著提升，中小学校的教育水平无疑是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最显著指标，优质教育资源对人才、投资的流入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当地政府扶持学校的更新建设，也就是对其区域的投资，这在城市、区域的经济收入上是一笔少劳多得且于名有利的正当操作，将文化资产转化为契合市场需求的社会资产。

像前文所提到的深圳市的案例，自2017年福田区发起“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其他各区也争相启动类似项目，为争取到更多专项资金和吸引人才流入大力推动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从量到质都实现了整体的提升。地方政府对新型校园的建设的支持也不仅体现在用地审批和资金支持上，内发的体制创新也在为其创造条件。如“8+1联展”建立起来的“公开竞赛+建筑实践展”的机制便是对主流招标平台机制的一次反叛，意在超越资质门槛，打破“评定分离”，扶持新锐力量，确保专业人士充分掌握设计主导权。

▲ 2021年深圳设计周主展场“设计·韧性”板块的《“走向新校园”进行时——“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三季联展》深业上城展览现场

图源：网络

5 结语

The end

新型校园的涌现背后是怎样的力量在驱动？

如果简单地认为是靠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热情来推动，或者是素质教育的理念直接指导了空间实践，都未免过于天真。它固然有理想和理念的支持，却也是现实中的教育市场竞争驱动下的一种自保的措施。 “义务教育”发展至今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精英教育。不仅无法抵制市场的自由竞争，反而使得竞争加剧和扩散到更大范围。就教育空间而言，学校之间竞争的痛点，于教育本身是对精英人才的培养环境；于教育之外，一方面在对家长监护责任的分担，一方面在对社区和城市公共空间衰落的补偿，这两点也都反映在了新型校园的空间中。

本文的观点即基于教育产品化和资本化的现实趋势，认为教育作为一种由学校生产，市、区政府统筹分配，基于固定或流动资本完成交换，并由家长主导进行选择和消费的产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而新型校园的涌现正是教育市场格局的变化及其代表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博弈的空间表现。

如果把校园想象成硬件，而教育作为软件在这样的硬件中运转，只有硬件并不能保证最终性能的优良。比起改革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和更新师资，校园空间的更新是学校所能采取的手段中最直接可见，也最有响应性和象征性的，往往先行于实际上还未曾转变过来的传统教育体制。以设计方来说，“学校可以不用，但是我们的设计不能没有，一旦他们想用就可以用。”所以，在当下的校园更新中，教育建筑作为硬件一定要兼顾、预见和引导软件的发挥。像前文提到的“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中，使用者和设计者之间的密切的合作促成了建筑空间的硬件与育人环境的软件的全面融合，红岭实验小学和福田中学等均成为校园空间创新和课程教育改革的范例，从硬件到软件的“深圳案例”也成为全国其他城市学习效仿的对象。

▲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新华社区宜学板块“走向新校园：融入社区的学校” 开幕论坛图源：网络

教育空间像其他一切的、围绕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被建构的空间一样，我们不能否认其作为一种产品和服务势必受到市场的裹挟。但其也有特殊性，就在于，其服务对象——学生，未来社会的主人，不是传统教育中的流水线产品，也不只是在消费着这个空间，而是正在参与生产，或者至少在未来正式步入社会时必将成为新的生产者。意识到这一点，新型校园才不只是一场全然市场主导的竞争，而迷失掉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尊重和关照学生身心发展的本质诉求。

参考文献：

[1]何镜堂,郭卫宏,吴中平.现代教育理念与校园空间形态[J].建筑师,2004(01):38-45.

[2]李志民,李曙婷,周崐.适应素质教育的中小学建筑空间及环境模式研究[J].南方建筑,2009(02):32-35.

[3]刘欣. 由教育政策走向教育公平[D].华中师范大学,2008.

[4]王晓东,李舒扬.综述：破题与承题——“高密度城市条件下的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论坛[J].建筑学报,2021(03):42-45.DOI:10.19819/j.cnki.ISSN0529-1399.202103006.

[5]徐一大.发展与优化——略论中小学校园改扩建规划[J].新建筑,2000(01):27-28.

[6]张浩,李仲飞,邓柏峻.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与房价——我国教育资本化现象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4(05):193-206.

[7]周红玫.从策动到行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机制创新的回溯与反思[J].建筑学报,2021(03):1-9.DOI:10.19819/j.cnki.ISSN0529-1399.202103001.

[8]周红玫.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从红岭实验小学到“8+1”建筑联展[J].时代建筑,2020(02):54-61.DOI:10.13717/j.cnki.ta.2020.02.013.

[9]周业安,王一子.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对城市居住用地价格的影响——基于北京市土地市场的数据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9(05):7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