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这些西洋面孔曾是皇帝的欢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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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扮成儒生的利玛窦与其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明朝万历年间，来自教皇国马切拉塔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几经辗转来到澳门，一路北上进京面圣，成为近代中欧交流的先驱。

自大航海时代伊始，来自罗马教皇国的耶稣会教士便乘商船出海，以期在遥远的东方将基督教义发扬光大。面对中国这样的古国，利玛窦一行的耶稣会教士以文化为切入口，将西方的精湛工艺、先进机械带入中国宫廷，希望通过上层阶级的接纳，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传播。这一范式，后来也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得以沿袭。

澳门曾是耶稣会传教士来到远东的前哨

及至清代，西方传教士仍纷至沓来。他们投清朝皇帝之所好，早期的顺治和康熙皇帝急于巩固政权，像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这样精通历法、天文的博学之士备受器重，西方的精密仪器 —尤其是实用的钟表— 也逐渐成为紫禁城内不可或缺之物。

“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

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 康熙·《自鸣钟诗》

”

乾隆则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西洋奇钟异表，并多次下旨广东海关官员以重金购买，并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使钟表的收藏和制作达到了高潮。而这一时期活跃在清宫里的西洋钟表匠人虽鲜有人关注，却是这中西交流网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清宫里的西洋匠

左：郎世宁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之“正月观灯”

右：郎世宁（1688—1766）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11月获皇帝召见。康熙对于郎世宁的绘画才能十分看重，任其为清宫画师，此后历经三朝。此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一波三折，已不为统治阶级所容，如前代传教士那样与皇帝交流教义的场景不复存在，传教事业不得不转入地下。

电视剧《延禧攻略》的场景图中摆设着楼阁式更钟，体现着乾隆对钟表的喜爱

与此同时，传教士带入的西洋知识也让清廷忌惮，来自紫禁城的需求渐渐被洋画、钟表这类逸乐之物所取代。乾隆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钟表购进者。乾隆授意购买、制造、改造钟表的谕旨比比皆是，西洋使臣则纷纷向宫廷献上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钟表。

钟表虽易购得，维修、养护却是难事，富如清廷也不得不依仗洋人的技艺。康熙年间，造办处内已转设此职位，遍寻身怀匠艺之人。但此时赴华传教士中，精通钟表者始终寥寥。在华传教士抓住了这一机遇，以匠人为媒介，维系着统治者对于天主教事业的宽容。

艺悦圣心

电视剧《延禧攻略》中，乾隆在富察娘娘寿辰时送的布谷鸟打更祝寿钟，也可作妆奁

乾隆一朝，造办处中最受器重的西洋钟表匠包括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1697-1747)、杨自新(Fr Gilles Thebault，1703-1766)、席澄源（Sigismondo Meinardi，1713-1767）等人。后者与乾隆帝关系极为密切，乾隆十六年葡萄牙使团进京时还曾担任翻译，在宫中被尊称为“西老爷”。

席澄源寄回欧洲的家信

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学者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曾研究席澄源寄往欧洲的多封书信，从其中所述可知，偏好复杂奇巧功能的乾隆常常提出新的要求，让教士们疲惫不堪，而制作这类享乐玩物本身也与其教义相悖。尽管如此，为了保持天主教会与紫禁城方面微妙的默契与平衡，化身为钟表匠人的传教士们不敢懈怠，以取悦帝王的方式换取众教士的生存空间。

左：搧扇机器人表；右：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均为故宫博物院藏

席澄源与杨自新等人尤擅制作活动人偶，这一点深得乾隆皇帝欢喜。这类通过发条驱动的自动机械装置在中世纪的欧洲早已出现，早年学习风琴制作的经历也造就了席澄源的一双巧手。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席澄源与杨自新等在京传教士共同打造了一款「万年欢」的机械装置，引得一片赞赏。直至其去世，仍在研发乾隆要求的双自行人，由接任的汪达洪(Jean Matthieu de Ventavon，1735-1787)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