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奥斯卡奖还是普利兹克奖，颁奖之后猜测陪审团的选择总是徒劳的。 对于今年普奖得主奇普菲尔德，有人认为实至名归，有人觉得失望透顶，同样也有人只是单纯质疑奇普菲尔德的作品质量是否值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所提供的赞誉，或是应该承受它带来的负面评论。 如果是在十年前，这一选择无可厚非。奇普菲尔德是一位坚定而敏感的现代主义者，他对柏林新博物馆的改造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将博物馆的历史建筑和二战后的废墟与不显眼的新画廊融合在一起，使用了微妙的形式，对纹理和自然光进行了完美的利用。这个项目是对物质性和历史的有力评论，是展示如何在空间领域处理历史冲突的优秀案例。 奇普菲尔德因这些温和的干预措施而受到建筑界的尊重，还有像首尔Amorepacific总部这样的项目，盒子一样简单的形状与复杂的细节混合在一起，其中大部分借用了当地的视觉语言。 从各种意义上讲，他都是一个有才华的建筑师。 Amorepacific总部 而另一方面，不支持奇普菲尔德的人会评价他的作品总体上平淡无奇、缺乏想象力且过于浮夸，很少和传统建筑挂钩，而传统建筑往往是由比例优美的结构构成的良好空间。 毫无疑问，改造项目是奇普菲尔德对建筑及其服务的社区的最大贡献。前面提到的柏林新博物馆改造向公众展示了一种使用历史建筑的重要方法，他将简单、抽象的新元素和材料与建筑师陶醉的原始建筑纹理进行对比，展示了如何让历史可见。 柏林新博物馆 许多其他建筑师以前也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例如大卫·艾兰得1975年设计的卡普街500号房屋，但这种技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应用到如此规模，也没有这么突出。有人质疑布局的浪费和奇普菲尔德古怪的风格，尤其是他还想要抽象出新古典主义的拱门和柱子，但他还是从这些项目中获得了成功，他的翻新项目是让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 一个争论的点在于，奇普菲尔德是一位好的建筑师，只是还不够好。要是评审团特别关注装修，那么有很多人做得更好，他们提供全新、高效的关于如何重新构想结构的模型。 在不支持他的人看来，奇普菲尔德的作品涉及范围有限，无论是在设计法院、办公楼、公寓还是博物馆，他的默认模式都是制作盒子，用他招牌的白色公式展示构建空间，再加入无尽的高柱廊。内部空间通常是正交的，高度大于宽度，而且单调，几乎没有变化，除了颜色和材料的变化之外没有地域文化或传统的表达，没有区分主次更没有节奏感。 建筑只是坐在那里：大、抽象、冷漠、乏味。 奇普菲尔德偶尔会添加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元素，例如墨西哥城Jumex Collection的锯齿形天窗，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似乎满足于制作立方体和矩形，调整模数和柱子的大小比例，并满足根据功能所需的平方米数量提供大空间。 Jumex Collection 因为建筑非常简单，所以拍照很出片，而且它们也以空白和缺乏细节将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这给人的印象是，奇普菲尔德创造了一种优雅而沉默的新型纪念碑。 总是有人参观这些建筑之后对奇普菲尔德感到失望，他早期在语境主义方面的实验，比如颇受好评的亨利赛艇博物馆，以及一些粗犷宏伟的设计，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的工作室，他创造的建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来平衡为建造它们而浇筑的大量混凝土、在它们上面花费的资源、完全重复性的室内，或者在世界各个城市中占据的空间。 评委会选择奇普菲尔德作为普利兹克奖得主，似乎是在表明他们并没有忘记建筑的传统核心，即欧美白人制作纪念碑。他们平衡了对建筑师的选择，毕竟最近几年充分体现了政治正确，最后还是要回归最初的选择标准。 过去十年的奖项突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和各种设计方法，这是国际化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我们将这十年的得主与2010年之前的获奖者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到这种转变是很有戏剧性的，在那个时代，奖项的评选几乎没有意料之外的反应。 卒姆托，努维尔，扎哈，罗杰斯，库哈斯，不胜枚举。他们每一个都已经被冠以他们那个时代的建筑大师的称号，当然奇普菲尔德也属于这个名单，他是一位长期受赞誉的知名欧洲建筑师，我们可以说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地位。 建筑的概念方面，即关注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首先建造建筑的问题，应该是普利兹克奖最关注的领域，对于一门必须首先面对社会正义和环境厄运问题的学科来说，这里是最有希望的途径。 选择奇普菲尔德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争议之处在于，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建筑是以一种通用模式生产大型、纪念性建筑，而很少关心它们所服务的社区。它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构成了没有达到传统美学和功能服务的最高标准，或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最低标准的好建筑。 人们总是以某种怀疑的态度看待像普利兹克这样的奖项，因为它们助长这样的舆论风气：建筑是少数天才的特权，而不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在这个企业中，数百万无名的、报酬不足的从业人员为创意引擎提供动力，并从事完成工作的粗暴劳动。 但普利兹克奖仍然很重要，因为它有可能改变建筑话语，而且它的发布仍然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建筑学突破其小众受众而进入大众新闻的日子之一。这两年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建筑师的选择，使主要局限于行业内的人们进入更广泛的公众意识，它奖励了那些用工作改变现状的人，以及那些从全球边缘帮助塑造生活的人的努力。 奇普菲尔德的入选标志着长达十年的转变结束了，并不是说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他肯定是。但这代表了一种保守转向，我们不禁会想他的入选是否体现了一种政治风向，即对21世纪初进步社会运动的重大反击。 建筑和城市主义本身已经成为右翼文化战争的意识载体，特朗普此前还在为回归欧洲美学传统主义而拍手称快，而世界各地的阴谋论者则涌上街头，抨击15分钟城市的理念，虽然这只是一个强调更多便利设施和更强大公共交通的城市规划原则。 特朗普时代的普利兹克奖评选，从2016年进步的、对环境敏感的西班牙建筑师拉斐尔·阿兰达、卡梅·皮格姆和拉蒙·维拉塔到2022年的克雷，坚持要求建筑提升日常生活并挑战精英主义的理想，也许是因为当时艺术界普遍认为他们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原则受到了集体攻击。 2022年普奖得主 克雷 那个时代的危险现在也同样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对女权主义和LGBT群体的精准打击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右翼政变不仅在美国出现，也在奇普菲尔德所在的欧洲显露。气候危机每年都在升级，有无数建筑师的作品比奇普菲尔德更迫切地处理环境问题，而奇普菲尔德却成为了一个敏感的干预者角色。 当然，代表性只是社会进步的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但在我们的全球反叛主义转向中，我们不能否认克雷是一个用非西方方法工作的非洲黑人，再往前算，21年得主是倡导恢复公共住房的社会主义者，20年得主是两位女性，她们的工作核心理念是人文主义。 几十年来，普奖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加冕礼，只是建筑师职业生涯的锦上添花，近些年重新定向为突破边界和不再传统的做法。我们虽然因此调侃普奖得主“马什么梅啊？”，说普奖变成了认识一个建筑师的起点，但无论评价如何变化，大众对于普奖得主的关注重点从不是Ta是否有名，不是完全冷门我们就会买账承认小众就是最好的，也不是选择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我们就认可知名度等同于设计价值，我们衡量的标准从没有变过，即他们的作品是否是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 普奖不应该是被舆论操控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引导大众视野的媒介，它本可以有机会再次勇敢起来，只是今年它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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