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馆藏 Vol· 28 | 近现代摄影中的“寺”与“庙”

佛塔：东方式的“奇迹”

寺庙或信仰类建筑成为近代中国摄影中一个独特的门类，佛、道以及民间信仰乃至儒家建筑，都曾被认为属于宗教建筑。来华西方人包括摄影师对于这些建筑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同步的。

在寺庙建筑的摄影中，佛塔影像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我们在本文讨论中，需要把它独立出来，作为一个专门分类去阐述。塔这种印度“舶来品”最初是盛放佛陀或高僧遗骨舍利的容器，带有佛教的纪念意义。传入中国后，却随着中国人对佛教以及传统观念的融合式理解，演变出各种非宗教意义的塔，如作为风水的镇河塔、作为文教功能的惜字塔，等等。而依然保留宗教意义的佛塔，也与中国传统建筑高度融合，带有十分鲜明的传统建筑特色。德国建筑学家伯施曼就这样评价中国的宝塔：

苏州瑞光塔

摄影师：来恩赐

拍摄时间：约1881-1892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就艺术价值和创造力而言，中国宝塔远远超过了印度、东南亚或日本的所有同类建筑。南亚的塔由于奢华和虚幻而丢失了艺术造型的节制与限制，中国人则秉持了明朗宏大的基本观念，使得中国的宝塔始终遵循着主要的线条和严格的结构划分，此外还拥有典雅之姿和精神内涵。而且通过宝塔的韵律感，连动感十足的轮廓和丰富多样的细节处理也显得克制而又高贵。”

有些佛塔就在这种建筑理念上走向极致，辉煌、盛大的佛塔成为一种东方式奇迹的代表，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也就是近代外国人口中的“南京瓷塔”。这座明成祖朱棣为报答明太祖朱元璋与马氏的“罔极之恩”所建的佛塔，因为塔身高大（80米）、通体琉璃、夜间常挂明灯，而被称赞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自建成至衰毁一直是中国南方最高的建筑，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位列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中国建筑入选两例，另外一个就是长城）。

法国宫廷画师阿兰·马莱画的“南京瓷塔”

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大报恩寺琉璃塔以文字和画作的形式驰名欧洲。165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约翰·尼霍夫成为第一个描摹它的西方人，尽管欧洲人对它的俗称“南京瓷塔”是不准确的（实际是琉璃塔），但这不妨碍它在欧洲“大出风头”，许多来华的欧洲人都想一堵它的“芳容”。1842年，前来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的英国“纳米昔斯”号军舰在抵达南京后，舰上英军纷纷上岸游览大报恩寺琉璃塔。1854年，美国驻华使节团到达南京，其随员法斯等也来慕名参观。

但可惜的是，我们如今很难见到这座东方奇迹的照片。因为它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期间被毁，而那时摄影还没在中国内地传开，上述英国海军士兵和美国外交官，可能是最后一批见到该塔的外国人。

晚清西方人绘制的关于“南京瓷塔”的风俗画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毁灭的东方奇迹，也成为外国人心头的一个遗憾。在晚清介绍中国风情的风俗画中，他们还会把这这座消失的奇观画上去（也可能是直接挪用了之前的画作）。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收藏的一批光绪年间风俗画，就有一张“南京瓷塔”的影像，只是作者可能想表现中国人的民俗，他画了几个踢毽子的长辫子中国人，塔作为背景出现。如果不是特别注意并考证，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塔，甚至是虚构的一个塔，作为中国民俗的“陪衬”。

作为一种“奇观”式的塔，在当时外国人的认知中，可能传统东方建筑的形象更大于宗教建筑的形象，类似的如广州花塔、上海龙华塔等等，他们往往以地标建筑或名胜的身份，引起外国人的注意。相比之下，藏传佛教的喇嘛塔由于形制特殊，与“汉化”佛塔易于区别，倒更有可能被外国摄影师认识到它是宗教建筑，至少一些摄影师会在文字中标记出它是与“lama”有关的塔。

北京西黄寺白塔

摄影师：山本赞七郎

拍摄时间：1890S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清末民初，一些后来者或专业建筑师会对中国佛塔有更系统而复杂的认知，这其中最著名的，仍然属德国建筑师、摄影师伯施曼（相关解读可见往期文章：云馆藏 Vol·9 | 一位德国人，他拍下了消失前的湖湘建筑）。伯施曼认为，中国人将佛塔这种本来低矮的佛寺院落中的塔楼设计成独树一帜、具有完美的建筑学特性的构造，“隐含表现出对个体解脱的渴望，这种精神与传统的宇宙一体思想并存。”虽然今天看来伯施曼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显然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角度，力图对佛塔所承载的信仰体系、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信仰进行解读。伯施曼本人也专门研究过中国佛塔，并著有《中国宝塔》一书，开创了中国佛塔研究的先河。他的佛塔摄影也遵循了他对中国佛塔的理解：造型完美、古典纯正，带有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

道观“出镜”频率比佛寺少

众多的佛寺与道观建筑，在近代早期摄影师的眼中，也往往与其它传统建筑、名胜一体看待。早期来华摄影师在摄影技术上是开创者，但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更像一个游客，甚至可以说，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对异域摄影的需求，就是一个观赏式、猎奇式的游客心态。

广州五仙观（立体照片）

摄影师：皮埃尔• 罗西耶

拍摄时间：1859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相对于佛寺，道观在近代摄影中出现的频率较少，这大概与晚清佛寺建筑名胜远多于道观建筑有关——不是地标、名胜，往往很难为那些猎奇的摄影师注意。广州五仙观是道观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这座规模不大的道观，因为与广州“羊城”传说直接关联（传说远古有五仙人骑着五色羊，衔着谷穗降临广州，让广州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人称广州为“羊城”），成为广州建城2000年的历史标志。19世纪后半期，一些摄影师频频注意到它，如果不是广州建城的地位和它在地方的影响力，恐怕很难让它被口耳相传到外国人耳中。

福州金山寺

拍摄者：同兴照相馆

拍摄时间：1860S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另外一些寺庙建筑不是因为建筑本身，而是因为它所处的自然环境被人注意，福州金山寺和安徽宿松启秀寺可以看作这一类。福州金山寺建于闽江口的一个小岛上，这座岛小到只能勉强建一个局促的寺庙院落，却因此小巧玲珑，情趣盎然，四周闽江水流汹涌，白浪滔滔，凸显出寺庙的“波澜不惊”。寺庙的名字也是来自镇江金山寺，因为二者都是建在江中小岛上，形状相似。（镇江金山岛后来与江岸连成一片。）金山寺这种建筑，因为所处环境而成为“奇景”，先在当地人中闻名，再被“游客”摄影师打听到，进入了摄影史。这种因为自然环境而成名的寺庙建筑，依然是“名胜”建筑的一部分，只不过成名原因不是建筑本身。

安徽宿松小孤山，山上有启秀寺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晚清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安徽宿松启秀寺有一个更广为流传的名字——小孤山。小孤山是位于宿松县城东南六十公里长江中的独立山峰，形态特异，孤峰耸立，视觉效果比金山寺更为险峻而超凡脱俗，在长江航道上往来的摄影师很难不注意到它。相比之下，岛上的启秀寺名声似乎逊色一些，摄影师们可能是先注意到这座江中岛，然后才发现岛上还有寺庙等建筑，他们拍的那些照片也更像自然风光摄影而不是建筑摄影。

广州华林寺五百罗汉堂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晚清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在当时摄影师眼中，宗教特征比较明显的寺庙当然也存在。当外国摄影师看到那些佛像、观音像、罗汉像时，显然还是知道他们所代表的“神像”意义的（许多摄影师就用这个词进行笼统称呼）。广州华林寺的五百罗汉堂，就因为显著的佛教特征、规模宏大的五百罗汉塑像而被多个摄影师慕名拍摄，甚至一些照片角度都完全一致。

甚至还有摄影师拍下佛教遗迹。广州的“西来初地”传闻中是达摩祖师到广州登岸的地方，晚清时期这里仅存一面“纪念墙”，也被摄影师拍下。这就含有典型的佛教意义了。

广州“西来初地”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晚清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总体上，晚清时期的来华摄影师，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理解还很薄弱，即使能理解到“信仰”这一层的含义，也是相当通俗的理解，如瑞士摄影师皮埃尔·罗西耶的照片注解中，就把观音像称为“生育女神”，这多半是源于中国民间“送子观音”的传说，但这个翻译显然不能代表观音在佛教中的本来面目。当然，摄影师或出版商在照片中这么注解，也是为了他们的消费者——西方中产阶层对照片有更直观的理解（与希腊神话的“生育女神”相类比），摄影师本人可能有更全面的认识，但这依然能反映出当时西方民众对摄影中出现的东方事物的认知程度。

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

各种祠庙构成的信仰体系，反映了中国人对历史与传说人物的崇拜。那些被封建王朝册封成“帝王”一级的人物，其祭祀场所成为“庙”，如孔庙、关帝庙、岳王庙；而没有成为“帝王”的人物，其祭祀只能以祠的形式存在，如杜工部祠、屈子祠。但民间信仰则不受此限制，土地庙、山神庙、妈祖庙，这些被封建王朝视为野祀淫祠的民间信仰，都以庙称呼，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被禁绝，在被默许乃至认可的情况下，与“册封”的祠庙一起，进入来华外国摄影师的视野。

杭州岳庙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约1930-1932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但这种分类对于那些摄影师们来说，就稍显“严格”了。如果说佛教、道教在他们心中还有个区分的话，其它这些祠庙系统在他们看来统统都是纪念人物的，倒是孔庙因为知名度太高而且和中国封建统治思想密切关联，一些外国摄影师能说出“孔夫子”这个词，并知道他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于持有“儒家是宗教”观点的人来说，许多祠庙可以与宗族祠堂等一起，构成“儒教”体系下的宗教建筑（相关解读可见往期文章：“儒家是宗教，孔庙是神庙？——近代外国摄影师的“眼光）；而对于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人物庙”或“民间信仰”这种不恰当的称呼，可能更符合那些西方摄影师眼中的中国祠庙。尽管在一些摄影师的文字记录中，能向中国人问出某个祠庙祭祀的人物名字，再转述一段关于这个人物的历史或传说，却说不出这个人物在中国祠庙系统中的“级别”和地位。

澳门妈祖庙

摄影师：阿芳

拍摄时间：约1870S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妈祖庙（妈阁庙、天后宫）是中国沿海地区祭祀航海保护神的庙宇，近代随着华人的流布四方，妈祖庙的踪迹也可在东南亚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见到。由于沿海地区是最早接触近代摄影的地方，妈祖庙不可避免的成为摄影的对象。这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澳门妈祖阁，毕竟，“澳门”的外文名称（英文: Macao,葡文: macau）就是“妈阁”。

澳门妈阁庙为澳门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始建于明弘治元年 (1488年)，当葡萄牙人第一次在澳门登岸时，就因为指着它问地名而被当地人误解。同一些近代著名景点一样，妈阁庙不但被外国摄影师拍摄，一些中国本土摄影师如阿芳也来“翻拍”，其它与此类似的有广州南海神庙（波罗庙）等。中国本土摄影师应该是能准确理解妈祖庙、波罗庙在沿海人民心中的信仰地位的，只是他们的照片并不是面向中国观众，也是卖给外国人作为纪念品带走的。

云阳张飞庙

摄影师：唐纳德·曼尼

拍摄时间：1920S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中国的祠庙系统是一个庞大的门类，许多祠庙祭祀的人物很有地方特色，代表这个人物在当地的影响力。民国时期，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祠庙，依然因为在地方文化中的独特魅力而被摄影师关注，以拍下三峡风光著名的英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就拍下了四川云阳县（今属重庆）的张飞庙。张飞在民间传说中的知名度不言而喻，在四川，人们则把他立庙祭祀。相比于关帝庙的崇高地位与普遍祭祀，张飞庙更具有地方信仰的特色。云阳张飞庙建筑本身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依山临江，山水园林与庙祠建筑浑然一体，也建造的很独特。

结语

随着胶卷机的发明与在中产阶层的普及，许多真的“游客”也加入到“摄影师”的行列。因此，我们常能在民国时期的私人相册中见到各种名胜古迹的身影，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各类寺庙。中国的寺庙本身就大量作为名胜存在，这也是它们能被摄影记录的原因。这些游客对寺庙的认知也高不出多少，而摄影手法又更显业余。

嘉兴三塔

摄影师：佩恩·伯基特

拍摄时间：约1924-1929

图片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

其中有“骨灰级”的游客兼摄影师，则会特别钟情于某一类建筑，动辄拍下成百上千张照片。英国人佩恩·伯基特（一些文献中称呼为“奥斯卡”）就是这种摄影师，他似乎对中国的寺庙极其热衷，他大致沿着水路，拍摄了大运河沿岸江浙一带大量寺庙建筑与人物。许多照片视角一样，对同一建筑反复拍摄，乃至于像建筑学家做研究那样，拍下建筑的细节如斗拱、翘角等；对和尚、道士也不吝啬胶卷，一个人物拍摄多张照片，仿佛做人类学研究。他的拍摄手法也很业余，几乎没有建筑摄影的美感，但佩恩·伯基特的出现，说明银盐时代的便利，可以让游客“摄影师”们不必像湿版摄影时代的专业摄影师那样受拘束（技术成本的限制和面向市场的制约），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能让大量非著名的普通建筑被摄影记录，这可能是摄影术的发展对建筑影像记录的更大意义。

撰文 | 刘见华

编辑 | yk

“云馆藏”系列文章是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自2020年起推出的关于历史影像的科普研究文章。以谢子龙摄影博物馆的万余件历史影像藏品为基础，以每月3期的频率更新，与大众分享与探讨历史影像的背后故事。

2022年度云馆藏以四大主题将收藏的影像作为视觉文献材料，辅以学术角度进行分析，尝试不止于影像的图像研究。

“建筑的前世今生”近代摄影史中的建筑被作为代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重要符号，见证了社会文化的剧变。本系列从一座知名建筑的影像出发，追溯其从兴建到重修、从历史到当下的不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