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 | 雕刻在石头上的北魏王朝

云冈石窟 | 雕刻在石头上的北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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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最笨旅行家石头
主编:嗨皮不二 | 排版:往事随风




远远看去,幽深的石洞包裹着一片漆黑。

浓厚的黑,沉重的黑,仿佛一切都无关艺术。


可一旦踏进,顺着人类文明的亮光看去,窟壁上着满了五光十色的彩,色泽飘逸灵动,像极了一颗光滑锃亮的酥心糖。


云冈就是这样一颗糖,包裹着北魏最好的时代。


那些蓬勃的,绚丽的,一切有关风月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痕迹。



北魏在其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统治里,于微笑中刻进了某种信仰。


云冈的佛像,无论早期的类犍陀罗风格、中期的凉州风格、还是后期的南朝风格,佛像大多面带微笑,又给了微笑以无数种诠释。


在那个动荡的、黑暗的、困苦的时代,佛陀的微笑就是劳苦大众的希冀。



11窟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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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在内的中国营造学社团队赴大同考察。


据资料记载,他们原本是为测绘辽金的寺庙,觉得云冈石窟是艺术史上的杰作,便想来“开开眼界”。


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云冈石窟中除了佛像艺术,居然雕刻了很多北魏时期的木结构建筑样式,甚至“建筑中的建筑”,还有极其罕见的“人字拱”,以及世界各地的异域建筑形象。


一斗三升、人字拱、飞天。


还有佛塔。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相当长时间内是没有形象,或不可被直视的,因此用佛塔来代替佛身。

印度的佛塔,比如桑奇大塔,呈现倒置的穹隆形,即覆钵,形似佛陀的坟墓,为佛陀的重要象征。


传入中国后,工匠们面对着它们,如同阅读一本异域文字写成的书。

他们不得不进行“翻译”,将印度佛塔缩小为一个小小的塔刹,其下拼接上中国传统楼阁,即成为后来中国式佛塔的雏形。


云冈39窟,即为印度塔庙窟的中国版。


由此,一场不经意间的走马观花,演变成了为期多天的考察。

在游客面前,云冈或许只是石窟。

但是在研究者眼中,这里是精妙绝伦的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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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4窟。

下:15窟。


因此这次,我们先来聊聊艺术本身。


石窟的正名,其实应该叫石窟寺。

在《魏书》和《水经注》中,这里被称为武周山石窟寺或灵岩寺。

在辽金时期,这里甚至分化为十座寺庙,各有其名。


云冈石窟的开凿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

早期文成帝时昙曜开凿的五窟;

中期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经营雕造大佛像;

还有晚期迁都后的民间雕刻。


根据石窟的窟形,云冈大致分化出了塔庙窟、大佛窟、佛殿窟三种窟形。


关于云冈石窟的艺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因此,我从层层叠叠的岩层中凿出了几个重要的切面。

 

 

Part 1

震撼绝伦的人间至美,云冈石窟第6窟

  

第6窟。



洋洋洒洒数千年,华夏大地上曾经的制高点,那个曾萦绕在无数考古学家梦境中的魔魇,叫做永宁寺塔。


那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木结构建筑。

在那个时代,它就是世界的顶峰。


但永宁寺塔只存在了18年便烧毁。

大火烧了三个月,直到一年后还在冒出青烟。



云冈第6窟的上层,刻有4座9层塔,形制与永宁寺塔十分类似。

在洛阳博物馆那件佛面残缺的微笑背后,我们终于对那座传奇的木塔有了更清晰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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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寻到合适的语言去形容云冈第6窟的美。

它是一切美与艺术的集合,是天与云,水与月。




第6窟中心塔柱上的白象,和酷似永宁寺塔的九层塔。

走进第6窟,是四面八方张牙舞爪的窟壁与回廊。

壁上的雕刻通过上下分层的方式,分隔出天界、佛国和人间。

佛陀、菩萨、飞天等3200多尊造像刻满洞壁,宛若佛国仙境,色彩瑰丽,气势恢弘。

同时充分运用重复、对称等视觉艺术语言,营造出梦幻般的镜像空间效果。

可以想见的是,当众信徒进行绕塔或绕佛观瞻、叩拜等仪式之时,便会受到石窟内空间布局的影响,进而凝神冥想,超脱于现实。


而由于石窟内各个造像的位置均被周密安排,当信徒面对着镜像一般的环境时,其自身依然处于一个有秩序的空间,虽梦幻但不杂乱,更不迷惑。




上:第6窟回廊一景。

中:20窟的胖飞天。

下:第6窟中的瘦飞天。

与云冈早期石窟相比,中期洞窟对于装饰艺术手法的运用则更加娴熟且富有创意。

石窟内大量的装饰元素类型繁多而复杂,对称的手法使用更加频繁。


一层佛龛门额上,雕刻4层飞天像,其形象已从早期的圆润肥胖(如20窟大佛旁的“胖飞天”)转向瘦骨清秀,从僵硬转而趋向流畅细腻,甚至有些“群魔乱舞”。


因此,有人戏称她们代表了云冈最励志的一部“减肥史”。

它与第5窟实际上是一组双窟,之间最薄的地方仅有2厘米。

可时过经年,鸿雁已成云泥,两窟之间的窟壁却依旧完好如初,如同一本薄薄的书。

书的两面上,涂满了纷繁琐碎的印迹,却默契地相互敬重,互不打扰,等待不知多少年后有人翻起一页,细细品读。




上、中:第6窟局部。

下:第6窟局部 ,可见多层幔帐与头光。

一千五百年对佛像来说并不久远,可对人类来说已是时过境迁,许多朱红的、墨绿的、靛青的文化都已难一眼望穿,只能等待考古学家们耗尽毕生,一一解读。


金代重修云冈石窟的碑文里,有一句可能是《三体》灵感来源的句子。

大意是,各种材质的佛造像,无论木作,泥塑,金属,都没有石头来的长久,来的永恒。

 


Part 2

传统雕刻风格“曹衣出水”,出的竟是恒河水?

 

20窟大佛。

 


被工匠翻译的不仅有佛塔,还有佛像本身。


关于云冈是否是印度犍陀罗造像的复刻,学界在争论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它显然受到了犍陀罗和笈多风格的熏陶。


犍陀罗这个地方在古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境内。

此地因受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佛像带有希腊雕刻的风格,高鼻深目,希腊式卷发,很像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


在佛教信仰滥觞中华大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代大师曹仲达乘佛教艺术东渐之风而创造出“曹衣出水”,线型受犍陀罗、笈多佛像“湿水衣褶”的影响,线性则与顾陆的“高古游丝描”并行。


因此有人说,中国传统雕刻风格的“曹衣出水”,出的其实是印度恒河。

20窟大佛袈裟上的燕尾纹。

(注:“曹衣出水”:衣物褶皱的一种表现形式,像湿透的衣服穿在身上,衣纹紧贴身体。)

20窟大佛,便较多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高鼻深目,鼻梁与额头连在一起。

左臂的纹路凸起,似燕尾,叫燕尾纹。


由于洞窟外壁在雕凿完工后不久便坍塌,使得佛像呈露天状态,因此第20窟大佛被称为“露天大佛”,甚至被游客将这座昙曜五窟中最为矮小的佛像误以为是最大的一尊。




20窟大佛。

无论是犍陀罗还是笈多风格佛像,都是“有眼无珠”,展现佛祖的一种沉思神态。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造像之精髓很大程度上靠眼神塑造,艺术家们无法允许画龙不点睛的遗憾存在。

于是,云冈的佛像被点上了眼珠。


有人说,点上眼珠的大佛明显有种悲天悯人的意蕴。是绝妙的一笔。

但中国人并不那么崇拜水。

中国人崇拜的,是广阔天地。

云气、云雷纹,二龙戏珠,这些最常见的雕刻元素便是佐证。

于是中国人的艺术审美很快从曹衣出水的局促中跳脱出来,转向“吴带当风”的飘逸灵动。

甚至现已不存的云形拱,或许就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注:“吴带当风”,与“曹衣出水”相对的、对衣物褶皱的表现形式,具有迎风起舞的动势。)


20窟隔壁的19窟中,有一尊典型的受到笈多风格影响的“湿衣佛”。

可是中国工匠不太满意这种完全遵照外来文化风格的佛像,决心对它进行“改造”。


19窟大佛。


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就像一把开了刃的雕刻刀,它的背面与正面一样辉光闪耀。

工匠的双手中涌出一种磅礴而尖锐的创作冲动,而孝文帝的汉制改革所带来的汉服热,温柔而坚毅地满足了这股力量。

于是北魏前中期的佛像开始穿上士大夫们的褒衣博带。

16窟的大佛,偶然而微妙地记录下了这种衣冠风格的变化。

由于它开凿于早期,但衣服雕刻相对较晚,于是也穿上了褒衣博带,与其他几尊大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样的变化还发生在佛像的眉眼之间。


早期的大佛庄严肃穆,不苟言笑,但中国工匠们逐渐不满足于这种庄重的呆板,开始给佛像加入更多命运之外的东西。

云冈第5窟的角落里,有尊超脱了苦难与喜乐的微笑佛像。


在我看来,它几乎蕴含了微笑上扬的弧度中所能包含的一切意涵。

 

第5窟微笑佛。

 

Part 3 

毛细血管般的文化政治,寡淡的必需品

 

第5窟的窟门局部装饰。

若是与龙门席地而坐,云冈一定会觉得他过于复杂而沉重,甚至带有一点点滑稽。


翻开龙门的骨骼,会发现里面处处都是文化政治的血液。

某种意义上讲,北魏最好的岁月都交付给了云冈,原始的艺术冲动给了他,让这里成为一轴相对洁净庄重的山水画。

而北魏在龙门,基本上只留下了一个未能开凿完毕,又在盛唐被李泰“鸠占鹊巢”的宾阳三洞。


也正因如此,云冈石窟是几大石窟中唯一没有文字记载的。


不同于唐朝的政治博弈,这里早期的工匠均未留下石碑题记。

直到孝文帝迁都后,民间开窟才开始留下题记,以便自己的功德与发愿能够被石块永恒的躯体所铭记。

但文化政治的嫩芽依旧暗影绰绰,隐没在深林荆棘中看不见的地方,匍匐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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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窟局部。


故事回到最初,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既信奉黄老道教,又诵经礼佛。

建都平城后,广兴佛法,并请沙门(出家僧人)法果担任道人统,管理僧徒。

史书记载,道武帝诏法果“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攝僧徒”。


是时,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与传统封建礼教间,仅仅经历了混沌世界相遇后的第一次交手。

沙门是否要拜皇帝、受到国家的管理,就成了佛教发展过程中一个模糊而绕不开的问题。


对此,法果认为“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


这番“皇帝即为当世如来”的言论,成功将释迦牟尼的信徒们归拢到天子脚下,也将佛教捧上了统治者案座的一角。

从此佛音兴盛,香火袅袅。


第5窟大佛。


然而好景不长,太武帝拓跋焘袖口一挥,灭佛的滚滚怒涛席卷全国。

所到之处,僧侣散尽,佛塔坍颓,佛典经书皆化作焦土。

公元452年,拓跋焘为宦官宗爱所杀,其孙文成帝拓跋濬继位,佛教由此得到喘息,在焦土上抽出新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人之一,昙曜,出现在史学家饶有兴趣的笔尖上。

太武帝灭佛之时,昙曜密持法服器物,誓不还俗。

文成帝继位的第二年,昙曜来到平城,在获得文成帝的认可和支持后,“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


这五座窟是云冈最早的一笔墨迹,被称作“昙曜五窟”,即云冈第16-20号窟。

专家推测,五窟的五尊大佛分别代表北魏的五位开国皇帝,从道武帝一直到文成帝。


昙曜,活成了史书上金灿灿的只言片语,谜一样地蓦现,谜一样地没隐。

作为一代高僧、北魏佛教最高的身影,却连何方人士、生卒何年都史焉不详,只留下亮丽的昙曜五窟,作为自己百年后、千年后的唯一见证。

 

 

Part 4

北魏到盛唐,痛苦到张扬,背后是佛像微笑的隐没

  

云冈的造像,始于西域的威武庄严,终于北齐士大夫的瘦骨清像。

过了盛唐的柔美,后世便开始容颜稀疏,陷入长久的落寞。

那份透彻到有些目中无人的微笑,逐渐从嶙峋的窟壁和坚硬的石块上消失了。

夜深人静时,窟壁向外的一侧抹上些温润的月光,映出淡淡的蓝色。

那是苦痛的颜色,是坚韧的颜色,是狂脱的挣扎与平静的和解的颜色。

南北朝的更迭,都生长于残酷的杀戮与清算,名人仕士们被一批批送上刑场,成为一个时代背后猩红色的脚注。

嵇康、潘岳、刘琨、郭璞、谢灵运、范晔,门阀士人不计其数。

从上至下,无论富贵贫穷、忧患安乐,都免不了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


于是佛陀嘴角的一抹笑愈加张狂与艳丽,毫不掩饰地构筑了痛苦中的超脱与缝隙中跃动的喜乐。




上:震撼的佛国图。

下:佛国图,边是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和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


这是魏晋南北朝特有的精神状态。

云冈中期泼色淌彩的石窟中,存留着大量描述极度肉体痛苦的佛本生和佛传题材石刻,比如割肉贸鸽、舍身饲虎、五百强盗成佛等等。

他们身旁,是依然庄严端坐的佛像。


在激昂、狂热、反理性的图像面前,佛像宁静的那抹微笑反而被渲染得更加神圣与智慧。

黑格尔论欧洲中世纪宗教艺术时说,“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做真正目的,在苦痛中愈加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越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就越发感觉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

这或许就是这份超脱寄寓于石刻艺术上的至高境界。

在这样阴晴不定又暗流涌动的社会环境中,还催生出魏晋文学的两大代表人物:陶渊明和阮籍。

他们创造了独立于石刻艺术的另一种境界,一个是门阀士族的“文学觉醒”,一个是大众的“精神觉醒”。


身处窟穴深处,黑暗如巨大的子宫,包裹着一个文明、一个时代最原始的悸动与生机。

 

Part 5

云冈千面:趣记与杂记

  

第12窟音乐窟。


20窟大佛通常被误以为是云冈最高的佛,甚至直接被称作云冈大佛。

但实际上,在昙曜五佛中,它是最矮的一尊,只不过由于墙壁的坍塌,它露了出来,造成了这种“千古误解”。

19窟大佛才是最高大的。

洞窟外窗上时常会有分布规律的小洞,那是洞窟外立面原本的木结构。



18号窟,石雕大佛的至美。


曹衣出水式的袈裟上,密密麻麻跏满了更小的千佛像。

而且它的小拇指是连在身体上的,避免了很多佛像在历尽千年后缺指断手的归宿。但从正面并看不出来,这是独属于工匠的智慧。




18窟,身披千佛袈裟的大佛。


18号窟里,还有工匠的另一精构巧思:在平整的墙壁上,为了雕刻出前后排的关系,胁侍菩萨后排的弟子只雕刻了半身,从而破天荒地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层次感。




18窟被工匠巧妙雕出前后排的弟子与菩萨。



17窟明窗东墙上,佛龛正中间有尊交脚弥勒。


交脚弥勒


12窟,是海内孤例:音乐窟。

第一层布置了12位手执不同乐器的妓乐,成为此类窟制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





上:12窟音乐窟手持各种乐器的乐人们全景。

中:12窟音乐窟手持各种乐器的乐人们细部。

下:12窟音乐窟的指挥。


石窟中,不乏有西式建筑的风格,比如施于交脚弥勒旁的爱奥尼石柱,也是受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风格的影响。


另外,中国塔身+科林斯柱的混搭很神奇,而12窟内还有中国与波斯风格混搭的组合。


林徽因提出,这种不同风格的混搭,反而激发了中国匠人的创造力。


第8窟爱奥尼石柱。


第8窟内,西侧有五头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东侧刻有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这两个形象在国内石雕中比较罕见。




上:第8窟,窟门西侧五头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

下:第8窟,窟顶“群魔乱舞”的飞天。


1902年,日本想要脱亚入欧,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泰大胆假设日本建筑的源头是希腊,因此计划了一个大旅行,从日本、中国、印度到希腊,但是刚到大同,就在云冈发现了日本建筑的源头。

日本法隆寺是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然而云冈39窟五层塔柱,就是日本奈良法隆寺的原型。

另外,云冈也存在法隆寺的云行拱,而现存中国建筑已不存在这种结构。



云冈第3窟,是个未完成的巨大双窟,却因此向人们展示了石窟开凿的整个过程。

双窟之间不相通,由于窟石太过巨大,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就“烂尾”了。

从形制看,塔心柱的大佛是唐代补刻的,然而即便是盛唐,仍未能雕刻完毕。



未完成的第3窟。




本文作者:最笨旅行家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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