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会大楼— 见证上海百年文化变迁

虎丘路原名博物馆路，根据其命名的博物馆原址就在今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建筑内，旧名亚洲文会大楼。而这个文会和其所在地的大楼见证了上海开埠至今百年文化的变革。

亚洲文化大楼--图片来源于网络

艰难的开创

1857年9月24日，文会的前身——“上海文理学会”经过会议研究后于Shanghai Library内成立，到场参与的人员包括裨治文（E.C.Bridgman）、汉壁礼（Hanbury）、尼克逊从男爵（Sir Frederick W.Nicolson）等18名英美人士出席。会中初步决定以调查和研究中华帝国及周围国家为宗旨并确定了学会的名称和组织框架，并推举裨治文为第一任会长。

裨治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之所以需要成立这么一个以研究当时中国及亚洲的学会，还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论的。其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外国洋人迫切的需要了解中国当地的风俗文化历史，其目的是能够更好的在华经营和生活。其实中西方之间古来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交流，甚至在17世纪一度在欧洲学术方面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及流传，比如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有好几处拿中国做了例子。但是在“礼仪之争”后，这种现象就戛然而止，尤其是到了18世纪雍正和乾隆两帝对民间传教士的打击使得东西方民间的交流陷入停滞，到了19世纪，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空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于中国，中国的民间对这些来自西方的洋人也百般排斥。即使在当时对洋人看似最为“友好”的上海，洋人们依旧被老百姓看做是鬼子或者奇怪的人，第一任总督巴富尔就有在老城厢每天被百姓“观摩”的经历。而官员们也是对洋人颇有鄙视之意，即经常交谈之中将他们比作夷或者西夷，并试图阻止他们和中国居民混居，尽可能多的限制洋人的行动。这些行为也最终促成了租界的诞生，不过租界也同样被称为“夷场”，为了抵制中国人对他们的冷漠和鄙夷，或者说为了更好的经营自己的殖民地生活，就需要各种手段去深度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历史。

亚洲文会初代楼的牌匾，今仍旧被保留--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点则是东方学会的兴起。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扩张，18世纪开始在西方诞生了诸多的亚洲学会来对亚洲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发现，例如后来作为亚洲文会的上层机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亚细亚学会就是以此目的而成立的。在中国，最先成立的支会在香港，第二个就是本文所述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即“上海文理学会”的后称。1850年代的上海设立了租界，洋人们也有了自己的地盘并拥有了特权，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被建起，例如跑马总会、赛船会等。但是在文化方面始终是短板，这主要是当时的上海滩的主管人仍旧是发迹于印度那批洋行，这一时期即“大班洋行”时期，所以对于经商和娱乐享受方面更有兴致。但相对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洋人开始长期定居在上海，并把上海打造的更趋向于欧洲城市的时候，文化方面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坎。而文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也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一任的会长裨治文虽然是一名传教士，但是和当时同时代大多数传教士带有偏颇和鄙夷看待中国人不同的是，裨治文是致力于推动东西方文化互相理解和交流的。在早年广州之时，便和教授他中文的马礼逊一起创办《中国丛报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介绍有关的中国知识给外国读者。例如其中刊载过“中国女皇武则天”一文，正好对应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加冕，来表达中国曾经也有过女性的统治者。另外，丛报还多次刊载文章对缠足、鸦片的祸害，反缠足后来成为很多外国女宣教士的目标，并在一个世纪后取得了不俗的成果。鸦片的文章则影响至深，不单单美国方面激起反鸦片的浪潮，林则徐也读过其中文的相关文章，并和裨治文结交。在虎门禁烟的现场，裨治文也是受邀前来见证的外国人员之一，并且在美国报纸上对现场情况开文报道，详细叙述整个事件经过并对执行力度大加赞赏。

1847年，裨治文来到上海长居，并开始从事对《圣经》的中译工作并最终完成。一直到其去世，裨治文的人生晚年基本就在上海渡过，文会就是在其晚年力推而成立。对于文会的成立，大多数学者还是抱有个人意见的，不可否认的是，其也是殖民时期的一个工具，就如同裨治文在文会的开幕式上所陈述的一样：

在中国，虽然有大量的文学故事、深奥的知识体系和令人崇尚的古风，然而也充斥着虚假的宗教、荒谬的医学理论和错误的政治理念，对于这些谬知必须予以揭露和除之，以便人们掌握真理。并将基督教文明拓展至帝国境内最远的地方。

但同样的他也并没有全面否认中国的文化，也希望西方人能够深入了解。他在发言的最后说道:

我们计划中最重要的是研究他们的哲学。中国人的才智、他们的文学和科学作品，至今外国人没有理解。中国政府的组织机构、处事方式、司法制度、科举考试和外交政策都值得我们去研究。由于我们对中国政府缺乏了解、尽管我们拥有武力，但是无知使我们在与中国政府的交涉中难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所以从客观上而言，裨治文所推行的文会其目的是为了殖民者的既得利益，但最终给东西方有识之士彼此了解各自文化搭建了一个有力的平台，也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及融合。

裨治文晚年照原图被剪裁过--图片来源于网络

1859年，上海文理学会加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于是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之所以称之为北中国是相对于当时还健在的香港支会而命名，此名称也是使用最广的称呼。通过加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使得上海的支会被纳入了当时世界学术网络范围内，也使得其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为日后诸多西方学者前来交流达成了前提。

但是看似美好的前程随着裨治文的逝世则戛然而止，1861年11月2日，裨治文在上海病逝，其一生近半在中国度过，死后葬于山东路的公墓。

山东路公墓，裨治文夫妇皆葬于此--图片来源于网络

裨治文去世时，其核心成员也因为各种原因不继续在上海生活，核心人员的离去及资金周转的困难使得文会在1861年10月15日的会议后一度陷入了停止活动的境地。直到1864年3月1号在金斯密（T.W.Kingsmill）、伟烈亚力及英国领事巴夏礼的努力下，文会重新得以开始活动，并确定了三个目标：

1、调查研究中国及邻近国家各项事宜

2、出版《会报》

3、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

这三个目标在之后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变化。《会报》于当年12月1日再度出版，而图书馆和博物馆则是之后10年为之努力的目标。

在文会重新运作后，其获得了英国政府和工部局、工董局的支持，整个1860年代，文会并没有固定的场所，有几年还免费租下了道台吴健彰的房子，之后又到了共济会堂，到了1870年5月也使用过南京路上的汇隆银行大楼。为了完成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目标，文会急需要一块自己的活动场所。

第一个家

1868年，领事阿礼国上书英国政府，请求为文会求得一块土地，来建设会所、图书馆和博物馆。英国政府随后将虎丘路和北京路交界口的监狱所属用地划出一块给与文会，不过却附加了条件——“这块土地不能改做捐赠以外的用途，并且该会停止时或三年内不能建造起房屋时，土地将归英国政府所有。”对于文会这种非盈利性组织而言，钱就是奢侈品，因此即使到三年之约时，仍旧没有凑够足够的资金来建造会所。最后文会通过向上海的外侨募捐资金的方法得以实现会所的建立，这其中身为建筑师的会员金斯密出力颇多。在此次募捐活动他不但劝说了汉壁礼捐款了500两，还免费承担了建筑设计费用。之后在其他外侨的帮助下总计捐赠了2500两，第一期的工程建筑总额的3000两（建筑主体建造2700两，煤气设备及其他为300两）终于凑齐，会所开始建设。

金斯密晚年照，1910年在上海去世，金斯密所创立的有恒洋行也许是上海或者说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设计事务所，其主要代表作品在上海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张园和第二代外白渡桥，另外他本人还是一个出色的地质学者、汉学家并且是文会活跃的会员之一，同时也在1887至1889年担任文会的会长，他不但发表过众多有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及对汉字的研究，还翻译了《道德经》，后来《字林西报》将其称为“多年以来一直被外侨视作汉学的权威之人”，“东亚土木建筑界的巨星”。

第一期的建筑于1871年完成，1872年1月11日，文会召开开幕仪式，会长及负责捐款的会员先后发言，并且回顾建设过程，之后在演讲厅发表了题目为“以汤姆森的高棉见闻”的演讲作为仪式的终结。

整个一期建筑分为两层砖木结构建筑为两层砖木结构，外墙为砖承重，木梁柱、木屋架、木墙板，波纹瓦屋顶，与用途相适应的是“特别注意了檐口的防火”。从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这栋房屋有所简陋，但是对当时的文会来说确实是难得的一处家，会员们也认为它朴素而实用，并且是最适合文会用途的。底层的演讲厅（35英尺乘28英尺）在开幕仪式的时候坐满了人，根据《字林西报》的描述“并不让人感觉拥挤”，二层单间则是图书馆，陈列着伟烈亚力和文会自有的书籍，收购伟烈亚力的图书的费用同样也是出自于上海外侨之手。两层之间设有宽敞的楼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博物馆尚未成立，但是房间中心的大桌上已经开始陈列文会的标本柜，以此展现出对建设博物馆的夙愿。

旧楼入口处--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会的整体建筑在1874年完成，当年的3月24日文会通过了营建博物院的建议，博物馆最终设立在2楼的一间房间内并于1875年对外开放，至此底楼为演讲厅二楼为图书馆博物馆的布局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但说到其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过程则一点也不轻松。

第一代亚洲文会大楼正面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书馆和博物馆

图书馆和博物馆为文会的三个目标之一，由于早期的上海在文化始终式薄弱的，当时的图书馆是由工部局设立但是并不对外开放，只对内开放并且还需要收费，因而公众是很希望有一个公开的图书馆。文会也因此向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在成立之初，文会就开始向各方搜集图书。文会的图书基本主要靠捐献或自费购买，初代的会长裨治文就将自己的《中国丛报》捐献，当时的会员帅福守（E.W.Syle）也捐献了自己的藏书。1866年理事会开会决议建立一个图书馆，并想对外开放，不过由于没有完整的馆藏目录，于是所谓的对外开放也只是在设想之中。

1869年文会向伟烈亚力购买图书，其经费也是通过募捐而得——通过向会员们发放所要购买图书的清单就获得了1158.3两的捐款，而后又得到英德业余爱好者的演出收益捐款324.37两及其他捐款29两，合计1511.67两收购了伟烈亚力私人所藏的718卷西文书籍和1023册中文书籍，此外还购买了一些其他艺术品和藏书架，大大增加了图书馆的图书储量。早年在没有固定会所的时候，文会就将这些书籍存放在各自租借的场所内，到1873年才将图书全部运往虎丘路的2楼内。此时会员高第也编写完成了馆藏目录，图书馆也正式对外公开。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70年代，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文明及文化感兴趣，文会因此也想着筹划开设华人阅览室来增加华人会员的加入。但是由于文会的图书极为专业，且都是英文为主，所以这个想法不久之后也被搁置了。1880年，文会图书馆还与工部局图书馆进行合作，工部局图书馆租界文会二楼作为藏书场所，文会的会员得以免费借阅到工部局的馆藏图书，这也就使得上海外侨的读者群体大大增加。

英国汉学家，伦敦传道会传教士。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 来华。伟烈亚力在中国近30年，致力传道、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伟烈亚力在上海出版《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一书，是关于于自19世纪初以来，来华的338位传教士的小传和他们出版过的的书籍，这是一本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历史的重要文献。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作，将利玛窦与徐光启在二百多年前翻译了一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继续翻译出来，成为《续几何原本》。之后两人又合作翻译了《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二书，第一次将解析数学引入中国。

进入20世纪以后，文会的图书收藏更进一步增加，来此阅读的人员也逐年提高，读者的身份也开始印证了时代的变化，从早期单一的对汉学痴迷的外侨，这些人也让当时文会披上了“卖弄学问的小团体”的身份，到20世纪初不但有外侨，还有中国人前来借阅，这些人的身份也有教授、学者，甚至大中小学生。到了后期，文会的阅览室可以说是向社会的全面开放，会员可以自由翻阅图书，非会员则由图书管理员帮助调书，文会的图书馆发挥出了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文会的阅览室里都是各大学的学者、教授、学生，书库中的书也常年被借阅一空。另外，当时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的藏书也转移至文会使得这些书本在战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相比起图书馆的建立，博物馆的建立则显得更为艰难，早在1869年，文会就任命比赛特（J.P.Bisset）负责标本的收集和管理，但此时文会自身的财政状况也堪忧外加会所都没有，所以离建立博物馆的标准还为时过早。1871年会所成立后，筹建博物馆的规划一直在被讨论中，直到1874年才敲定具体的方案，即“委托理事会组成一个博物院，并于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协定借款1500两”，并于年会上选出了选出博物馆各部的负责人，馆址则位于会所的二楼。恰好当时在华著名的法国博物学家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路过上海，于是文会积极想让他留下作为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最后谭卫道由于自己身体原因返回法国养病，将自己亲手培养的中国籍采集人员——王树衡留下，帮助文会搜集标本。

谭卫道（1826年9月7日－1900年11月10日）他在中国发现了200多个种类的动物，其中63个种当时不为动物学家所知，并且发现了807种鸟，其中65种以前未被描述过。1866年在皇家猎苑发现了麋鹿并将活的麋鹿带往欧洲，今日中国的麋鹿就是重新从欧洲引入。1869年在四川宝兴县邓池沟发现大熊猫，是第一个意识到大熊猫有可能是中国独有物种的科学家。

文会最初的目标是将博物馆建成中国博物学的信息储藏中心，初期的标本多是鸟类为主，主要来自于上海外侨打猎时提供的野鸭。奠定其馆藏基础的则是来自于1881年英国大黄蜂号军舰上的外科医生，曾在香港做过地质考察的古比（H.B.Guppy）捐赠的一批地质古生物标本。同一年，文会将同层原为图书馆的面积改为标本陈列室。1884年，热衷于在华收集动物标本的斯特杨（F.W.Styan）担任监院，他在任期间搜集大量鸟类标本并为众多中国鸟类命名，使得鸟类标本成为数量最多和最重要的收藏。1886年，好博逊（H.E.Hobson）成为监院后更一步扩充了鸟类标本的数量，使博物院之后成为远东地区著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院打下了基础。到了19世纪末，博物馆的馆藏已经颇具规模，博物馆也从此前的标本储藏室发展为陈列室。

Herbert Elgar Hobson 中文名好博逊英国人，担任瓯海关第一任税务司，其在上海生活长达50年的时间，期间留下了各地珍贵的影像记录，并热衷于搜集鸟类昆虫等标本。其于1860年拍摄的中国拍摄的老照片被Dominic Winter公司拍卖，并最终以4万英镑的价格转手(估价为1万英镑)。

1906年至1920年，时任公共租界的卫生行政长官斯坦利（Arthur Stanley）在此阶段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在任期间对标本数量进一步扩充，尤其是爬行动物类，并且将现有标本重新分类制作标签，上面著有名称、来源及属种。1907年，英国鸟类学家拉陶齐（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受斯坦利前来研究博物馆的标本，对鸟类标本做了重新布置和分类并写下《博物馆藏鸟类标本名录》，自己也捐赠了一批鸟类和昆虫标本。根据1920年数据显示，博物馆共有鸟类标本3000种，估值在1万元；哺乳动物收藏价值在1500元；爬行动物类有1500种，估值2000元，总计达2万元左右。博物馆经过对标本的重新整理，除了对展览和存储所需保留外，其他的则予以出售，这也使得在1914年博物馆第一次实现了盈利。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唐启旺开始到博物馆工作。他是唐春营之子，原为福州的猎户，后来拉都胥请他们帮助收集动物标本，同时教他们制作标本。后来，唐家成为中国著名的动物标本制作世家。其标本制作技术以讲求动物的动态和灵气而著称，与北方的刘树芳及其弟子并称“南唐北刘“。从1921年开始，唐启旺的儿子唐瑞芳（又名唐仁官）也为博物馆收集动物标本。文会博物馆馆藏的动物标本以唐家父子收集制作居多，例如，唐瑞芳的另一个儿子，唐仁官就在1921年为博物馆制作了一套中国鱼类标本，被博物院当作珍品陈列。唐瑞芳不仅擅长制作鸟类，且精于禽鸟分类。新中国成立后，文会的博物馆被上海自然博物馆接收，仍有唐家的后人在新馆继续工作。一直到现在，标本唐家第四、五代仍有30多人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自然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及广州、南京等大学、科研单位和博物馆从事专业的动物标本制作工作。

唐家全家福，穿黑衣坐着的为唐春营--图片来源于网络

斯坦利之后，博物院的监院则由著名博物学家苏柯仁担任。在他就任的时期，博物院进入鼎盛时期，他对整个博物院机构进行改组，扩大了博物院的规模。在继续扩充标本储备的同时，也加强对历史文物的收藏工作。所以进入30年代后，博物院的工作由收集动植物标本转向了收藏文玩古物。1936年，中国钱币学会在博物院内成立，并长期开展活动。对于动植物标本，苏柯仁决定长期雇佣剥制师，之前提到的唐瑞芳就被永久雇佣为博物院制作和维护标本。另外，随着新会所的成立，博物院也有着更开阔的空间，因而对之前的标本再一次分类及摆放，使得空间利用更为科学化，大型哺乳动物标本也有了摆放的空间。

青年苏柯仁--图片来源于网络

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 出生于植物学世家，从小长大在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后返回英国继续深造。1908年参与富商克拉克中国西北考察之行。1915年成为文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诺曼底担任中国劳工团联络员，一战后返回上海长居并于1923年担任博物院名誉院长，并担任至1946年，对于文会而言，其最大贡献是说服了工部局让文会拆除旧馆并资助新馆的建设。在其当任时期，文会也达到了顶峰。1946年先是返回英国后又去往美国国家博物馆担任工作，于1954年在美逝世

对于大型哺乳动物标本的摆放也更为讲究，苏柯仁首先推出了复原陈列法，即就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经常可以看到的标本立于其原始环境内的一种互动式陈列，在中国境内，文会的博物院是最先使用此类方法的，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大小熊猫的标本陈列，周围有着四川独有的山川地理特征和竹林特征，也在当时轰动一时。在标本放置方面也通过设置玻璃柜，分立于展厅两侧，使得展品间互相衬托，效果也让参展者好评不断。

博物馆当时备受瞩目的大小熊猫标本展柜--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这些展品外，博物馆对外也合作颇多，在对专业性学者方面，如之前提到的鸟类专家拉陶齐编辑的《馆藏鸟类标本名录》，其中列出了院内所藏鸟类的具体细目，给当时国际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一手的中国鸟类资料。另外，随着博物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名气也逐渐响亮，如1932年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就专门写信来询问文会博物馆内爬行动物标本的具体情况。

苏柯仁亲手绘制的大小熊猫生态箱景观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在国内，由于文会博物院对华人开放的时间级早，在19世纪末就对华人开放，使得在国内专业领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楼建造完毕后，文会将开放更进一步，主要目标人群为当时的上海居民包括当时在校的小中大学生，都前来组织参观活动。

苏柯仁绘制的獐生态箱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小学生的参观，文会方面是极为重视的，1933年，会长福开森就提出：

博物院要成为上海和附近地区学校的一个活动中心，使每个小学生都有机会前来参观。小孩不仅需要进行物理方面的操练，也需要动物学方面的知识，而博物院是提供这方面学习的最佳场所。

而院长苏柯仁更是亲自出马，在1935-36年间向各个学校学生开展一系列的讲座活动，向他们宣讲动物标本和文物古董方面的知识。这些讲座反响是极好的，不单单是学生踊跃参与，成年人也来旁听。

1933年11月展品陈设于大玻璃柜中，配以天然景物--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个家

如前文所述，随着展品和图书不断的增加，旧会所两层楼的建筑面积越来越显得不堪使用。其实早在1912年，建筑方面就已经显示出其过小并拥挤不堪的现实，文会的很多东西也不得不找其他地方另存。之后，由于资金问题，文会一直维持着这种局面对建筑进行小修小补充，到了1922年，博物院由于藏品众多已不能进行正常展出活动，甚至在门厅位置也放上了壁柜，另外甚至发现了白蚁，当时担任博物院荣誉监制的苏柯仁等人强烈建议重建，但仍旧拖了数年之久。1928年，《字林西报》刊载了关于文会建筑的状况，只能用及其恶劣来形容，白蚁对建筑整体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书籍也有很多遭到毁坏；演讲厅的柱子必须更换；墙板也损坏了导致联系梁下沉了数英寸；并且白蚁仍旧在屋顶活动等等。如果当时还要继续维修，就意味着需要将整个屋顶拆除翻修，而在它的旁边，中国实业银行正在建造，也对整个老建筑产生了影响，修理这栋建筑在经济层面上是不切实际的。2年后，工部局对建筑进行评估后勒令文会关闭其2楼的博物馆，这里可以看出这栋建筑已经达到了危楼的级别，重建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和第一次建造会所一样，钱依旧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文会旧楼侧面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0年5月，工部局董事局会议中讨论了有关于文会对新建大楼希望向工部局基金申请15000两补助的申请。由于该基金只能资助工作费用，因而财政部长否决了此项协议。某些董事会成员主张由于文会对上海的特殊性，希望能够网开一面给予补助，但是财政部长依旧觉得如果开了此类先河，会有不良影响所以依旧否决了文会的提议。这件事情其实是文会筹集建造新楼资金困难的一个缩影，双方在钱的方面讨价还价。最终文会在1931年筹集资金11万两，其中工部局捐赠5万两，伍连德捐赠2万两，其他各方4万两（维克多.沙逊的1000两，法国科学协会的1000两等）。这些钱是根据1931年的估算来完成新楼6层楼的建设，但是由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发生，白银发生了贬值，使得实际支出又多出了4万两，文会不得不向汇丰银行抵押建筑以获得贷款。但是在大楼建设完工后，又发现根本没有钱来安装演讲厅的椅子和博物馆的书架，不得不委托委员会成员再个人贷款筹集资金。然而博物馆的展示柜的资金仍旧无法得到解决，文会甚至决定一度放弃博物馆，将两层空间予以出租获得资金，而就在此时，工部局也同意将每年补助由1000两提升至6000两，博物馆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手绘效果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整个新楼筹资的困难可以看出，这就是为何文会直到老楼用到危楼才被迫进行重建的原因。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建筑如果单靠个人会员制运营是极度困难的。如果不是工部局在背后的大力支持，新楼是不可能建设成功的。

亚洲文会大楼正面效果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整个新楼的建筑清单于1931年7月获得批准，开工建设。于次年10月完工，建筑设计仍旧是当时最红火的公和洋行负责。整个平面布局中，交通空间位于建筑两端，正中的大厅南北分设主楼梯及电梯，疏散楼梯和储藏间则在建筑的东南、东北角；男女厕所位于四和五层，这样就保证所有辅助空间均集中在两头，尽可能保证建筑的中部有大空间区域。

1931年10月20日文会大楼奠基仪式现场，中间拿银色刮刀的为当时英总领事John. F. Brenan, 在他左边的是伍连德，苏柯仁位于前排右一，后排站着公和洋行的设计师及建造者代表

伍连德照 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是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整个建筑的底层主要是后勤部分，包括储藏间、工作间、锅炉房，唯一的公共空间是沿着现在虎丘路的入口打听，可以直接通过电梯或楼梯进入上层空间，另外还附带存衣间，楼梯旁边也增设一卫生间。

一楼设计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层，除了楼梯电梯空间外，全部空间用于演讲厅，并在建筑南端开设两个疏散口，通过室外楼梯到达建筑底层的室外通道，演讲台位于整个厅的东部。

二楼设计图，可以看到演讲厅的面积几乎占据整层露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层为图书馆，主要面积用于图书储存，其中使用了铁质新式书架，替代原来的木书架；门厅联系着南部区域的阅览室、中部则是图书管理员的办公室及服务台。

三楼图书馆也基本占据大部分位置--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五两层为博物馆，正中三分之一的宽度为两层共享空间，四层为大空间，五层为展廊。展品在空间中也以共享空间为中心，进行环形布置。

六层，五层共享空间的上方的六层部分为玻璃屋顶；办公区域则围绕屋顶，后一度出租给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社、沪江大学使用。

1933年4月刊载的关于上海亚洲文会新屋图--图片来源于《建筑月刊》

新建筑的开幕仪式和博物馆的开幕仪式是分为两个不同的时间点进行的，新建筑开幕仪式于1933年2月23日下午5点，在2楼的演讲厅（伍连德厅）进行，整个开幕仪式共有200人参加，图书馆和演讲厅向来宾们开放，文会会长卜舫济（F.L.Hawks Pott）进行了致辞，之后工部局主席斐尔（A.D.Bell）进行开幕致辞，并宣布建筑正式开幕。然后蔡元培上台进行致辞，最后由伍连德发表了演讲，整个开幕仪式和60年前的旧楼模式差不多。

新大楼落成后，中外来宾参观博物馆之情景--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3年11月15日，博物馆在布置完毕后正式对外开放。开幕式于早上11点在四、五楼进行，工部局主席进行主持仪式，整个流程也相对轻松。首先会长莫安仁（Evan Morgan）进行致辞，然后前会长福开森进行了致辞，再由博物馆馆长苏柯仁进行了致辞，最后工部局主席宣布博物馆正式开启。在整个开幕仪式中，有茶水点心时间拱嘉宾们互相交流。正式的开幕仪式后，在屋顶还举行了非正式鸡尾酒会。至此，文会的第二个家也正式全面开启。

工部局主席Alexander Dunlop Bell 宣布博物馆正式开幕--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上海同行

文会可以说是伴随上海发展最久的团体之一，其身上可以看到上海自身发展的步伐。所谓罗马非一日建成，上海也非一日变成一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在文会建成的时候，上海也才只有开埠十多年，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也只是被殖民者当作一个中国的中间站来对待，娱乐设施虽已建成，但是由于外侨流动性极大，对于文化的追求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因而文会也是应一部分有识之士而促成的一个团体，而历史的局限性也预示了它要得到支持，只能作为殖民统治者的工具所需，这也是当时上海的定位。而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其实可以看出当时上海所处的环境算是对洋人“最为友好的”，道台通过以夷制夷，通过划地让洋人自己去一边玩去的心态，对于洋人的建设也远没有其他地方干涉来的大，也因此得以吸引更多洋人开始在此长久居住发展。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洲能够更为方便的通向亚洲，对于亚洲殖民地的统治作用也有所加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汇丰银行的成立，细看汇丰银行的背景就可以看出与当时上海其他洋行不同的是，它的背景是正儿八经的欧洲资本，而当时的上海基本都是一些印度发家的洋行。所以在汇丰银行与19世纪70年代横扫这批老洋行开始控制上海的金融脉络时，上海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单一的殖民城市开始向国际性都市发生转变，这一点在文会身上也是有所体现的。

从1870年代侨民对文会所谓的“卖弄学问之人的聚集场所”到1890年代的肯定及积极资助来看，侨民的文化素质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提升。大清末年，上海也在20年的快速发展中成为了具有国际性特性的城市，文会作为一个有着极高知识文化的平台也是非常快的转变态度，当时整个欧洲属于文化思想大碰撞时期，什么样的思想都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因而此时文会的《会报》所刊载的内容也比前30年要丰富的多，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达到了顶峰。1936年《史学消息》开辟专栏对世界汉学杂志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会报》做了详细而高度的评价，称赞其“在多方面都有佳作和珍贵资料。百余年间，对中国有价值之探讨数见不鲜”，除了《会报》，在博物馆和图书馆方面，吸引了大量中产以上的上海人加入，此外工部局在其建造新楼方面予以前所未有的大支持，也凸显出当时上海上层人物已经将文会纳入公共文化建筑的范畴以做考虑，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上海也从文化意识上与当时国际的大都市无异了，此时的上海也恰巧成为了远东最大的国际性都市。一座国际性的都市不是只看国际人口有多少，而是看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通，文会这个地方就能很好的体现这一点。比如无论是《会报》还是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华人学者的重视和利用，在这期间胡适也成为了第一个进入理事会的中国人。

《大陆报》1929年对文会理事会成员的报道，其中对胡适的报道--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海解放后，由于意识形态及西方的封锁，上海也从商业性的国际城市开始转变为工商业城市，文会也退出上海，文会大楼也被政府接管，由于当时有了新的博物馆展出，因而文会大楼也沉寂了几十年，如同上海在国际上沉寂了一段时间一样。改革开放后，随着股市的回归，文会还跟着时代的潮流变身为一段时间的证券营业部。但是文化终究是滞后于经济的，当经济好转后，文化的发展也必然会跟着出现。

在亚洲文会大楼门口晾被子--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0年，外滩源计划将该楼恢复展览和博物馆的功能，并租与上海外滩美术馆使用至今。文会大楼好像就像一面上海的镜子，始终反射出上海的思想潮流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在国际上的体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起文化的发展，随之也勾起了很多年轻人对上海历史和美术文化的兴趣，而文会大楼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成为了虎丘路上最热闹的打卡点，亚洲文会也在2007年回归上海。相信在未来，亚洲文会大楼将依旧见证上海发展变化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