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Bierut（迈克·布雷特）是美国当今最具声望的平面设计师之一，1990年受邀成为 Pentagram（五星联盟 或 五角设计）合伙人以来，已经在 Pentagram 工作三十二年。2015年为表彰他的卓越成就，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授予他第二十七届年度大师奖（Annual Masters Series Award），为庆祝此次获奖，学院特别在纽约 Chelsea 画廊举办了 Michael Bierut 从业以来最大型的个人作品展。同时，他的个人著作《如何用平面设计来解释东西、推销产品、美化事物、引人发笑、催人热泪，并（偶尔）拯救世界》也在展览开幕时举行了首发仪式（Thames & Hudson 和 Harper Collins 出版）。
Michael Bierut 于1993年起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担任平面设计研究生导师，作为资深设计评论家，他还是 Design Observer 网站的创始人。Bierut 专业成就非凡，作品获得奖项超过百余件次。1989年成为 AGI 会员，2003年入选 Art Directors Club 名人堂，2006年获得 AIGA 勋章，2008年获美国国家设计奖。
（本文以文字阅读为主，Michael Bierut 作品毋需过多重复传阅，约7千字，阅读时间15分钟内）
请谈谈你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我1957年出生在工人阶层聚居的克利夫兰郊区。小时候我在美术方面就有些才能。喜欢画画，最重要的原因是画画能让我结交到朋友，更好地跟人打交道。我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参观那些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作品，但我始终搞不懂这些艺术家为什么能够这样闭门造车。例如，Josef Albers 画方形，Franz Kline 画大大的斜线，为什么他们可以重复地创作这些，而且完全是单打独斗？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子的呢？
后来，我的兴趣转移到专辑封面、书籍封面和电影海报上去了。这些是我能够理解的。我能感觉得出这些设计里带有某种艺术性，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我参与到电影制作中，和乐队玩儿，或者和作家聊天。这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我对此满腔热忱。我三四年级时就为小杂志做设计，七年级时就为朋友的乐队设计标识。我做手工字体设计，有人需要一个带有动物图案的标识，我就可以设计；有校园剧需要海报，我也可以做。直到现在我还是个书呆子，在那个年纪尤其呆。成绩很好，是老师喜欢的那种乖学生，我还喜欢写写东西。成绩好并不能让我在学校里混得开，（笑）但擅长画画却能赢得别人的敬佩。美术对于我就像是一个魔法盾牌，有了它，那些校园恶霸就不至于欺负我。
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我在干的事就是平面设计。我当时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的地方，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平面设计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知道艺术家在博物馆里从事创作活动，但完全想像不出设计标识和海报的都是些什么人。
偶然在高中图书馆里翻到一本书，是一个叫 S. Neil Fujita 的人写的。他现在没什么名气了，但他曾经设计了《教父》这本书的封面。当时有一套丛书，专门介绍如何进入各种行业，书名类似于“如何成为电视修理工”、“如何成为牙医”。其中一本书就是 Fujita 写的，名叫《怎样成为平面设计师》。翻开这本书，感觉这简直就是是我未来职业生涯的指导手册：真是捡着宝了！我那时大概15岁，心想“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我连一个平面设计师都不认识，周围没有一个人从事哪怕和平面设计沾边的工作；但忽然之间，我的面前出现了这条路。某种程度上，那是我对毕生职业生涯所做的最后一个重大决定。（笑）
我现在快要60岁了，所以那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其实我并不鼓励年轻人早早就定下人生方向。某个角度看来，我是个相当幸运的人。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每当我和那些兜兜转转最终才投身设计的人聊天时，我都会颇为羡慕。我娶的也是我第一个亲吻的女孩，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一起，所以一锤定音这种行为模式显然是深深嵌在我性格里的。其他人一生中会有很多段浪漫，人生经历也跌宕起伏。我只有一段很棒的浪漫体验，就是和我挚爱的妻子 Dorothy，另一段同样棒的浪漫体验，就是和平面设计这个职业。
你发现 Fujita 的书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发现了“平面设计”这个术语后就像获得了一把魔法钥匙，然后事情就开始迅速发展。接着我就去了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图书馆，那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地区图书馆。我在图书馆卡片目录里查找“平面设计”，找到了一本题目包含这几个字的书，也就是 Armin Hofmann 写的《平面设计指南：理论与实践》。1975年在俄亥俄州的小图书馆里你所能找到的最为怪异、艰涩的书大概非这本莫属了，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书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Armin Hofmann，还有 Josef Müller-Brockmann、Max Huber、Wolfgang Weingart，连同几个瑞士设计师创造了瑞士设计这个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运用 Helvetica 字体和极简现代主义的设计。这本书基本上就是 Hofmann 在瑞士 Schule für Gestaltung Basel 学校所教授课程的大纲。书是全黑白的，有很多练习题，比如让你重新设计瑞士灯泡的包装。对我来说这真是中大奖了——就像是意外发现一箱《花花公子》杂志或别的什么宝贝一样！（笑）
我借了这本书几个月，以便复印里面的内容。快放假的时候，爸妈问我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我说：“我只想要那本叫做《平面设计指南》的书。”那个时候还没有 Amazon、Borders、Barnes & Noble 这些书商，所以我妈——她也够走运的——一定是打书店电话才找到这本书的。那时候，小书店根本不卖艺术、摄影方面的书，更不用说平面设计了。他们肯定也不会进口瑞士德语翻译过来的平面设计书籍，因为没有一个正常人会买，除了帮我求购的妈妈。不过我妈真是走大运了：她打电话给克利夫兰市区的一个大百货公司，那里竟然有存货。但是，都不用等到圣诞节早上拆封，我就知道这不是那本书，因为它实在太大、太厚了。妈妈问我：“就是这本了，对吧？”我拆开包装，发现书名是《Milton Glaser：平面设计》，果然错了。如果你了解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它和 Armin Hofmann 那本是正好相反的：包罗万象、色彩缤纷、活泼生动。它涵盖了食物、文化、书籍封面、专辑封面，还有摇滚明星的海报。对我来说，这两本书都很棒，但是直至今天，它们似乎一直在让我的设计美学无所适从。
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告诉辅导员我想干平面设计，她为此相当沮丧。我成绩很好，注定要上一所好大学的，估计她认定我以后会成为律师或医生。而且，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可怜的老师怎么能帮我找到一所学校，不过她竟然做到了。那是辛辛那提大学，这里设有平面设计专业，而且上这所大学意味着我可以享受本州学生的优惠学费标准。
后来我发现这个专业真是超级牛。其中一位老师 Heinz Schenker 曾经师从 Armin Hofmann，所以他是名副其实做过《平面设计指南》里那个灯泡练习的。接下来的5年里，我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1980年毕业的时候，朋友的朋友帮我把作品集投到 Vignelli Associates 公司，所以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老板就是 Massimo Vignelli（1931–2014，现代主义设计大师）。
你现在是 Pentagram 合伙人。在那里工作了多久？
我为 Massimo 工作了10年。1990年加入 Pentagram，到现在已经在那里工作了25年，所以我一共有过两份工作。
你真是够长情。（笑）
不是不是。（笑）听着，千万不要学我。虽然我觉得一生中没必要换很多次工作，或者在结婚前跟很多人约会，但从一而终也不是唯一的方式。比如，有人问我对感情方面的建议，我在这方面的见解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很美妙却也很有限的经历，另外还有我看过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要是别人问我对于职业发展的建议，除了“在第一份工作上呆上10年”以外，我也再想不出别的话来了。
一路走来你有过导师吗?
聊到现在，你应该也能感觉到我是个很敏感的人，很容易受外界影响。我现在还保留着我15岁时的设计作品，很明显，我一看到 Armin Hofmann 的书，设计风格就改变了，所有设计的颜色都变得单调，字体也是模仿 Helvetica 字体。而当我看了 Milton Glaser 的书以后，我的作品就变得迷幻、热烈起来。那些我素未谋面的人事实上都是我的导师，他们是通过他们的书来影响我的。在辛辛那提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很棒的人 Dan Bittman，在波士顿 WGBH 实习的时候又认识了传奇人物 Chris Pullman，他俩给我很大影响。Gordon Salchow、Heinz Schenker、Joe Bottoni、Robert Probst、Anne Goodman、Stan Brod，这些我在校时的老师对我也很重要。很显然，为 Massimo Vignelli 和他的太太 Lella 工作的那10年也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现在，我和其他18位资深设计师一起当Pentagram 合伙人，其中7位在我们的纽约办公室，他们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某种程度上，我们互为导师，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比他们从我身上学到的要多。
从导师那里学习的课程或获得的启示，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嗯，有。那些瞬间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暑假期间去波士顿为 Chris Pullman 当实习生，当时他给了我一个小型实习项目，而我做得完全过火了。我尝试糅合 Armin Hofmann、S. Neil Fujita 以及我最近读到的设计师的风格。Chris 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试着向他解释，但最后出来的设计效果非常糟糕。他说：“别这样，忘掉这些条条框框，一切要以简约为上。”Chris 是一个非常诙谐、有趣的设计师，设计风格从不受教条约束，但一直坚持简约至上。
我为 Massimo 工作的时候，从他身上学到的其中一点就是，设计是可以融入到生活中去的。设计不仅仅是一个职业，不仅仅是你在绘图板或电脑屏幕上画出来的东西：这是对于世界的一整套诠释。当潜在客户进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他们环视一周就知道有没有找对地方了。意外获得订单这种事不常发生在 Massimo 身上，因为客户在雇用他的时候就很清楚他是否能满足所需。这样的好处是，他的客户名单里全是他感兴趣的人。所以很自然地，他就融入到客户的商业活动和文化氛围中了。不得不承认，刚开始为 Massimo 工作的时候，我没什么水平，也没什么格调。（笑）
你加入他的团队时是多少岁？
那时大概22岁。在那个年代，22岁的人还可以非常天真，这在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初到纽约的时，我对这个地方的所有印像都来自电视或者图书馆的书。在俄亥俄州的家里收拾好行李就上网搜索 Massimo Vignelli，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对前路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十分美好。那个时代唯一的好处是，大家会不断为一些新的消息所惊讶。而那时你必须打起精神从周围吸取有用的资讯。
不是吹牛，我来到 Vignelli 公司时完全就是一块海绵，而这里恰恰是能让海绵迅速吸水的地方。如果你足够好学，你在这里可以学得很快 —— 无论是从 Massimo 还是从他太太 Lella 身上，他俩和我们所有人都紧密共事。Massimo 非常注重字体、字距、物体间距，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每次他坐下来设计一张3.5英寸*2英寸的名片时，那感觉就像是在创作一个开天辟地的作品。他设计时非常细心，经常会打破自我。他会兴奋地大叫：“啊！这不是很赞吗？！”他总是满怀热情，心态开放，随时准备着迎接惊喜。
就 Massimo 对我的影响而言，我 1000% 地认可他是我的导师，但我从来没想过“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导师。”我不在乎他是否愿意当我的导师。我像寄生虫一样吸附在他的身上，最大限度地从他那里获取知识和灵感。
人们在寻找导师的时候，经常以为那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但事实并非如此。你根本不需要获得对方的同意，你甚至不需要认识对方。现在这个时代，你可以从网络上获得很多信息。我浏览 The Great Discontent 网站，就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噢，原来是这样！”这样我就学到了东西。事实上，任何给我灵感的人都是我此时此刻的导师，尽管我和他们素未谋面。
你有没有在某个阶段放手一搏过？因为听起来你好像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笑）
是的。唯一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决定性时刻，就是我决定离开工作了10年的 Vignelli Associates 公司。这份工作真的很棒，但我意识到我的未来已经毫无悬念地摊在眼前了。我22岁就来到这里，33岁的时候我想：“哇，我几乎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一。”那个时刻我有种感觉，要么在这里干一辈子，要么尝试点别的。
可当时我并没有很多其他想做的事。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开公司，因为这好像太孤单了。如果我真的自己开公司，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可靠的合伙人。而且我进入平面设计行业本来就不是想单打独斗的，而是想从他人那里获得灵感。我就是想和那些我欣赏的人共事，从他们那里获得启发。另外，我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当时有了一套房子，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这一切都让我特别谨慎 —— 我本来就已经是个很谨慎的人了 —— 所以自立门户这个想法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正当我权衡之际，我和我的一位偶像兼导师吃了顿饭，他叫 Woody Pirtle，也是一名设计师。几年前他成为了 Pentagram 合伙人，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我问：“当什么？你的助理吗？”他回答：“不，当合伙人。”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他们的模式很适合我。那时我想获得更大的自由；Pentagram 没有等级制度，谁都没有上司。所有合伙人都在集体里工作，无论是办公空间、后勤，还是情感问题，甚至是经济问题，合伙人之间都可以互相支援。
奇怪的是，我竟然花了好几天来考虑是否应该跳槽。最后我觉得如果真要换一份工作，这个机会是再好不过了。一旦作出决定，我就要走进办公室跟 Massimo 和 Lella 辞职，这相当痛苦。我很爱他们，直到今天我都很爱他们。他们从来没让我产生过辞职的念头。很棒的老板，但他们毕竟是老板，而且永远都会是老板。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了合伙人，那感觉就像和父母住在一起，在车库上面有个房间：无论如何，你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想在 Pentagram 和以前结识的嬉皮朋友一道工作。（笑）我跟 Massimo 和 Lella 摊牌的时候，他们非常吃惊，甚至有点抓狂，因为我的辞职毫无前兆。我也感到很难过，但我们最终跨过了这道坎，后来也还是朋友。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 Pentagram 工作了。
你有没有感到一种高于自身的责任？人们会否认这种责任吗？
有些人说他们只对工作负有责任，有的人则说他们有其他的责任，但对像不一定是他人。关于这点，我觉得我在平面设计方面尤其对世界负有一份责任。刚开始从事设计时，仅仅是完成任务就足够艰难了。读书时，你总是因为使用过于异域风情、古灵精怪的色彩、形状和字体而挨批评。一般人都不习惯这种设计，所以老师就想提高你对形式设计的品味。一开始你以为你学的仅仅是形式设计。但走运的话，你就会明白，形式是为一个目的服务的。这个目的就是沟通。
毕业后你找到了一份工作。突然之间你的任务就不仅仅是为自己设计了：你还必须讨好你的老板。你还多了一份责任，就是满足客户。你很容易误以为，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创作出符合美学原则的形式，让老板高兴，让客户满意，然后获得报酬。但是，必须时刻记住，选择当设计师，就是选择了一份与世界沟通的职业。实际上，你介入了社会的公共空间，你是一个入侵者。如果你有高度的责任感，就不会容许虚伪、蹩脚、乏味的设计侵入这个世界或者贬低它们所占据的空间。抱有这种正确的观念，你就会想办法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并且扪心自问：“什么样的设计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这并不意味着只干非营利的活儿，这意味着怎样利用每一个项目——无关乎其规模、目的、客户、受众或背景 —— 让世界哪怕变好一点点。
你现在还教书吗？（笑）
我现在耶鲁大学教平面设计的硕士课程。我偶尔也在那里开工作坊，但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好老师。真要当一个好老师，必须要有耐心，要细致入微，要坚信人性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我知道我没有第一种能力，第二种能力也乏善可陈。每次上一堂很长的课时，我就会变得焦躁，感到无聊。但在我感到无聊之前很久，我的学生就已经觉得无聊了，所以，最后我们都觉得很无聊。（笑）
为了对付这个问题，我设计了作业，这能更好地发挥我的长处。这个硕士课程时间跨度很长，需要一个接一个星期地苦思冥想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我给课程引入了一些必要的“急功近利”和“注意力分散”，加快了课程的节奏，拓宽了课程的宽度。我希望我走进教室，布置只需一天时间完成的功课时，能够给学生这样一个全新的观念：有时你完全可以飞快转三圈，张开眼睛，然后一箭射中靶心。
太棒了！你会给新手什么建议？
我想提醒大家，当平面设计师是很有趣的。有时设计师会抱怨客户的存在，但我的建议是，以设计为名打入你想进入的世界，无论那世界是什么。如果你反复这样做，就能把那种兴味和好奇心转移到工作中去，那你的工作就会很出色。如果你干得好，你就可以以设计为借口，去你本来不可能去的地方，学习你本来不可能学的东西，经历你本来不可能经历的事情。
我喜欢平面设计就是因为可以从中学到新东西，还有人付我钱。比如说，有人问你是否愿意设计一本书。这并不是说我对页码、封面、装订、字体或用纸感兴趣。这些都很重要，但你对这本书本身感兴趣，这才是让书籍设计变得有趣的真正原因。如果那是一本你很感兴趣的好书，那就像有人在问你：“你愿意和我坐下来吃个冰淇淋吗？”有时你完全不了解那本书的主题，那你就要和也许是那个领域的世界级专家进行讨论了。更棒的经历还有呢！
向实习生简介项目时，我不会说：“这是个大型项目，有多少字多少图片。”我会说：“这些人想做这个事，他们想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他们现在面临的重大挑战是这个。”这点点滴滴的信息会把一个项目的大背景表述得更加清楚。我刚入行时就是这么学习的。我在大学里是一个还不错的设计者，我不确定作为匠人我现在是否比那时更优秀，但我很清楚我现在肯定是一个更优秀的设计师，因为我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掏钱，回报我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们化腐朽为神奇。
在纽约生活给你的创造力或工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但从1984年起我就住在纽约市郊。有孩子之前我就和太太搬到了这里，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生活的好地方。这听起来很乏味，但我真的很享受。有一回我有幸为 Tibor Kalman 设计书籍，我记得他总是穿着那套老套乏味的 Brooks Brothers 牌西装。我跟他谈起这个，他改述 Flaubert（19世纪法国小说家）的话：”穿得像个中产阶级，想得像个革命先锋”。意思就是，不应浪费时间在衣着打扮、举手投足、和装扮得狂放不羁，而应该花点功夫让内心变得先锋前卫起来。也许这能够为我在郊区过着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作辩护：我的内心是前卫的，尽管我看起来很无趣。可能正是因为我无趣，所以我这样安慰自己以求感觉良好？
你的一天通常是怎样过？
发明了耶鲁大学“百日课题”的家伙是非常死板的（笑）。我很早起来，通常5点到6点之间。尽量每天都跑3英里，今天早上我沿着哈德逊河跑，当时室外只有14度。我几乎每天早晨都去跑步，除非必须很早就开始工作，或者外面下雨、下大雪，又或者温度掉到10度以下。我有个记了好几年的图表，每天跑了步都会有记录，有日期的小标注。我就是以这个愚蠢的仪式开始我的一天的。
我三个孩子都是在外面上大学，所以家里只有我、太太和西高地白梗犬。我慢跑完就去遛狗。然后我带它回家，再步行4分钟到火车站。火车开到中央车站需要35-45分钟，我很喜欢这样的通勤。进城和回家的途中我需要思考一些东西，而车程能保证这个时间。到了中央车站之后，我就去同一间星巴克买同一种咖啡。我有时骑公共自行车，有时坐第五大道公交车去 Pentagram，视心情而定。
一旦置身办公室，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最喜欢不用开太多会议的工作日。这样我就可以和设计师一起设计，很好玩。而如果我要穿梭于会议之间，做一个接一个的报告，这样的快乐时光就很难保证。Pentagram 的所有合伙人都是在职设计师，所以没有一个人希望一早来到办公室，接下来一整天都在忙行政工作。
走运的话，其中一个孩子会打电话给我或给我发短信。我有两个孩子在加州，大女儿在曼哈顿当律师。我尽量和他们多联系。三个孩子都长大了，这让我非常欣慰。我太太在曼哈顿上西区当精神治疗医师，所以有时下班后我们会去找点吃的。有时我们一起开车回家，有时我们会一前一后地回家。回到家我们会聊聊一天发生了什么，然后睡觉。第二天我起床，把这些事再重复一遍，这很棒啊！每天都一样，我很喜欢这样。
你希望人生能留下什么遗产？（笑，虽然这个问题问得太早了。）
对此我有两个答案。第一，作为从事创意设计的人，我希望自己的一些作品能够超越我的生命。做平面设计师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多数人看到你的作品时，都不会意识到有人是以此谋生的。我爱戴的岳母有一回去萨克斯百货，回来时买的东西恰好装在一个我设计的袋子里。我太太试图告诉她：“你知道吗，这些袋子都是 Michael 设计的”，但岳母大人始终不大懂那是什么意思。很多很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并不会意识到背后是有设计者的，但一想到有些作品在我们死后还会继续流传，我就热血沸腾。
第二个答案，虽然很俗套，但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的三个孩子 Martha、Drew、Elizabeth 进入社会后有所作为，这将是我最心满意足的事。“为人父母”这件事，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终极的设计挑战。看着每个孩子从婴儿成长为拥有完整人格的大人，看着他们作为一个当代成年人去尝试各种经历、面对各种挑战，这是相当振奋人心的事。我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这样的答案是很普通的，但我真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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