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永昕群：将作能钩大匠沉——朱启钤营造之学及其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学术薪传

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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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能钩大匠沉——朱启钤营造之学及其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学术薪传》一文，较深入地探讨了朱启钤的身世背景，他对“中国营造之学”的学术研究框架之建立，他通过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与保护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包括其前身“文整会”“文研所”）与营造学社和朱启钤之间的密切关系等一系列中国建筑史学史的重要议题。

将作能钩大匠沉——朱启钤

营造之学及其于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的学术薪传

Zhu Qiqian’s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His Academic Legacy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永昕群

YONG Xinqun

微尘卌载附同岑，长仰陶公百炼金。

单骑蒙疆开草昧，万槐燕市胜棠阴。

考工好致通经用，将作能钩大匠沉。

只惜韩门多叛去，漫从籍湜共题襟。

此为1951年朱启钤的同僚好友、共同创建中国营造学社（下称“中国营造学社”或“营造学社”）的叶恭绰为其八十寿辰志庆的贺寿诗，诗中把朱比作“精金百炼、在割能断”成就大功的东晋陶侃。朱启钤是当今知识界熟悉的近现代人物，其大节功过史有定论，兹不赘叙。近十余年来聚焦其生平事业的研究论文颇多，所得不谓不夥。值此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本文谨从诸贤之后，试捧诵其《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等阐明宗旨纲要之经典论文，勾勒其中国营造学研究的宏远规模；兼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与中国营造学社之关联及所藏资料档案，略窥朱启钤于今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学术薪传。

1 以司隶之官，兼将作之役

朱启钤早孤，是清末重臣瞿鸿禨内甥，受其提携以捐班入仕，未走科举正途，光绪二十二年（1896），“派修云阳大滩子新滩工事……启钤专任工程，是为身任劳役之始。”后又受知徐世昌与袁世凯，得以施展其综理微密的干才，其毕生出、处大都与营造相关。

朱启钤在1930年7月刊行的《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点明其从事营造学研究的缘由，与他任职经历以及兴趣关注点有重要关联：“溯前清光绪末叶，创办京师警察，于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之故迹，一一周览而谨识之。于时学术风气未开，学士大夫竞竞注意者，不过如日下旧闻考、春明梦余录之所举，流连景物而已。启钤则以司隶之官，兼匠作之役。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实有学士大夫所不屑闻，古今载籍所不经觏，而此辈口耳相传，转更足珍者。于是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即见于文字而不甚为时所重者，如工程则例之类，亦无不紬读而审详之。启钤之学，不足以横览古今，然心知故书所存，尚有零坠晦蚀，待吾人之梳剔者，实自此始也。”1906年，朱启钤由天津调任京师，署理内城巡警厅，旋任外城巡警厅厅丞，其官职所掌稍近于汉晋之司隶校尉；该职又兼管京师市政工程，近于秦汉唐宋之少府、将作监；又于中华民国3年（1914）以内务总长身份督办京都市政；故其自称“以司隶之官，兼将作之役”。前引“演词”显示他当时就展现出对营造匠师则例与师徒传授口诀的收集与研究兴趣。王世襄先生认为最先对清代匠作则例的价值有比较全面认识的正是朱启钤。可以推知，1919年朱启钤能于任南北和平会议总代表的间隙，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丁本《营造法式》并迅即认识到其重要价值绝非偶然，与其此前积累多年的工程管理经验、技术路径认知与价值判断密不可分。兼之其家世、出身、事功、趣味与《营造法式》的编撰者北宋将作监李诫于千载之下正相呼应，宜乎时人多以李明仲相比，朱启钤也每以之自况。其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表彰李诫云：“李明仲以淹雅之才，身任将作。乃与造作工匠详细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之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不啻夫子自道，明示其追踪宋贤之意。营造学社重要成员瞿兑之有相近评述，所谓“较其身世，差与李君同符”吴鼎昌贺其周甲诗云“飞腾早入明光宫，如何老作李明仲。”文耑所引其同列叶恭绰之贺寿诗，也同样是以此推崇。

孟子云“知人论世”，由前文之引述，略知朱启钤自身独具的工程经验志趣、行政任事才华与自身历史定位的自觉。值此有清末造、民国肇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营造凋零、西方建筑涌入之际，对传统营造作一当代整理，予当代建筑指一传统门径，正是朱启钤面临的时代使命。正如其对李诫历史地位的认识：“故论先生之身世，当知北宋汴京之建置制度，正当萎落之期。先生者，盖天毓其人于不绝如缕之际，付以补苴张皇，守先待后之任者也。”从中国建筑的长时段历史来看，朱启钤同样是在传统匠作不绝如缕的关键时期总结旧学、守先待后的关键人物，所谓“舍我其谁也”，为接下来的中国建筑史学与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朱启钤关于中国营造学的研究与组织成果，获得了当时社会、中外学术界及官方的广泛认可。例如，1931年在上海举办太平洋关系协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第四次年会，邀请朱启钤专文介绍中国建筑（英文）并结集出版，题目为Architecture: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ty of Peking（原题《从燕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最新中译本题为《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又如1936年举办中国建筑展览会，营造学社提交的模型、图样、照片数量最多，研究成果占据展品大部分，取得热烈的社会反响。

2 造端不惮宏大，贤达闻风兴起

朱启钤的中国营造学研究计划中既有“纵断”之法，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演进“以究时代之升降”，即今之所谓“历时性”研究；又有“横断”之法，考察东西方之往来“以究地域之交通”，即今之所谓“共时性”研究。并且自认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余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所以造端不惮宏大者，私愿以识途老马，作先驱之役，以待当世贤达之闻风兴起耳。”（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这与五十年后谢辰生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定义的“文物”概念基本一致。在此，朱启钤将古建筑纳入了文物（营造）大概念之内，从研究古建筑的源流、营建与修缮出发，擘画出一切与“考工”相关的文物全域图景，直到今天，我国文物保护与研究的主要对象依然不出其所列范围。

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1929年）中，朱启钤提出：“启钤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途辙。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科学眼光，系统研究”这一营造学社研究方法路径的总括，正是时代思潮的体现，与1919年底胡适提出影响深广的“整理国故”之论桴鼓相应。一方面，“科学眼光”反映了“五四运动”以来鼓吹“德先生”“赛先生”的知识界共识。清末引进中国的“建筑学”学科概念经几代留学生的推广，已在大学设立系科，于社会初步立足，其研究范式具有了公认的合法性。因此朱启钤特别强调科学眼光，积极敦请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当时年轻有为的知名建筑学者、大学教授加入学社做专门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基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发皇国粹”观念，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流行的对“五四运动”现代化热望的回应态度之一，也受到了“一战”之后西方文明自身反省的影响。表现在建筑领域，则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教育、纪念及公共建筑中宫殿式的“中国传统复兴”建筑颇为流行，如北平著名的协和医院、燕京大学与南京的新都建设等，几乎成为官方与教会建筑的标签。且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兴建过程中就聘有大木匠师指导各作施工，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习和掌握传统建筑以指导具体实践的需求。事实上，组建中国营造学社更为直接的动因乃是指导当代建筑设计，而非发思古之幽情。

因之，朱启钤上承李诫编定《营造法式》之心法，为中国营造学社规划了“沟通儒匠，浚发智巧”的“系统研究”之路径。“于是得其术者，不得其原；知其文字者，不知其形象。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然后知吾人平日所得于工师，视为若可解若不可解者，固犹有书册可证。吾人幸获有此凭借，则宜举今日口耳相传，不可长恃者，一一勒之于书，如使留声摄影之机，存其真状，以待后人之研索。”（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其最初的核心工作即是对《营造法式》大木部分按照清代遗存宫殿制度新绘补图，成果即为1925年仿宋重刊本《营造法式》。由老匠师贺新赓、秦渭滨进行大木部分的补图工作，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的刘南策在其基础上影绘。近有研究者总结此图特点：“整套新绘大木图样以原书第三十卷与第三十一卷图样为蓝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当时留存的宫殿做法绘制的图样，采用黑色线条；第二部分是为图样撰写的做法注释及尺寸说明，所有新加入的文字均为醒目的红色，既区别于原书颜色，又避免干扰读图，使人一目了然。”

随后，朱启钤将《营造法式》补图的成功经验运用于清代官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阐释研究之中，于1930年前主持编绘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并在1932年8月3日呈请教育部将中国营造学社改为永久学术机关立案的文中强调“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的意义在于奠定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基础。

1931年9月，梁思成先生正式就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此时期他主要的工作任务即是完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梁思成先生认为原绘图人科学训练不足，需以此图为基础再加以整理、完善。由于战乱，梁思成负责研究整理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未最终完成。但梁思成基于现代建筑学范式以及传统营建工匠传授，编著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营造算例》；约略同时，刘敦桢撰著的《牌楼算例》也于1933年7月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后称《汇刊》）第四卷第一期。正如《汇刊》所评述：“原工程做法则例及营造算例二书，前者既非做法，又非则例，严格命名，只能称为‘木料尺寸书’，后者则为算例，对于做法，仍多不详，而二书对于建筑专门名词之定义，尤无一字之解释，使读者只见满纸怪名词而无从下手。《营造则例》一书，首重名词之解释，然后用准确之图，任‘做法’‘则例’解释之责。自木石砖瓦以至彩画共分六章。插图二十，图版二十余幅，内彩画四幅。于研究清式建筑初辟途径，想当为建筑界所乐睹也。”基于现代学术范式研究中国古建筑，梁、刘的学术成果展现出对匠作传统的当代理解、转译和阐释，影响广泛而深远；但这种“开新”也正是建立在早前朱启钤的匠作资料收集与“补图”研究的“述旧”之上，如其自云：“溯自移平以来过去二十七个月中（自十九年一月至二十一年三月）以往之工作，如整理图籍，绍介、编著、搜辑史料，并访求匠师，详定法式，使青年建筑家得有以近代科学眼光整理固有技术之机会。”1934年，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的序言中说：“我在这里要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诚恳的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朱启钤先生对梁、刘二位先生以现代科学眼光系统研究传统匠作的学术成绩非常满意，在其1936年自订年谱中给予“吾道始行”的高度评价，而梁、刘二位也终身对桂老恭执弟子礼，崇敬有加。当然，除梁、刘两位继承衣钵外，还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闻风而起的贤达则远不止于此，由不断壮大的历年社员名录可见，文史、工程、政商各界多入毂中，而这正是中国营造学社造端于朱启钤的幸运之处。

3 何日观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薪火之传

功不唐捐，朱启钤开启的众多保护事业今已蔚然大观。其荦荦大者如：1914年10月，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创建古物陈列所于故宫文华、武英二殿，并正式对外开放，古物陈列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立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同年10月10日，由朱启钤首倡，由明清两代皇家禁地社稷坛改建，兼收保护与利用之效的中央公园开1915年12月，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改建正阳门工程完成，与天安门区域改建同堪称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的开拓性实践与标杆。1916年10月，朱启钤于内务总长任内起草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颁布，首次将古建筑、遗址、名胜列入古物范畴，为其后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颁行的《古物保存法》以及我国现行《文物保护法》奠定了基础。1918年7月，朱启钤发起组织“海滨公益会”开发北戴河避暑地，成为我国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开发的开端。

朱启钤对其凝聚晚年心力创建的中国营造学社感情尤深，于学社成立时曾感喟：“学问固无止境，如此造端宏大之学术工作，更不知何日观成，启钤终身不获见焉，固其所也……但问耕耘，不计收获，愿以此与同人互勉焉耳。”（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未负桂老所望，正是中国营造学社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基础，同时开启了现代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研究事业，于今日虽不敢曰观成，然确已根深叶茂，足慰翁怀。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主要由梁、刘等学社诸贤传承发扬于国内各大学，并组建国家层面研究机构；其纵断横断之法，东方西方之学，取精用宏，此不具论。在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由今天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溯，其前身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暨古代建筑修整所、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与1949年前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等机构均与中国营造学社及朱启钤先生联系紧密，在机构、人员、资料、图书各方面多有继承，实得其薪火之传。

3.1 中国营造学社与不同时期“文整会”的关联

作为国家唯一古建保护与研究机构，1949—1955年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继承的是1949年前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1935—1937）、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1947—1949），一般简称“文整会”。1935—1938年初，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实施事务处实施了两期北平文物整理修缮工作，修缮40余处重要古迹，项目通常委托北平市工务局、工程司及各营造厂商代为办理，如聘请基泰工程司杨廷宝（中国营造学社社员）负责天坛等多处重要修缮工程设计，并同时委托中国营造学社作为技术顾问（图1）。至1937年末，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人员计有20余人，技正林是镇也是营造学社社员，这两家分属政府保护实施与公共学术研究性质的机构合作紧密。作为当时国内唯一专门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自成立之初的即受各方委托，开展了故宫角楼勘验，故宫文渊阁及景山万春亭勘察修缮设计，后还扩展到京外六和塔，以及登封测景台、赵州桥、正定隆兴寺、云冈石窟等，其中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尤为完备。（林佳、王其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同时，学社开展的大规模、系统科学的古建筑测绘也对文整会的工作方式构成重要影响，并长期影响文物界。各方对学社的倚重使其在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本该列为“官方机构”的角色。抗日战争期间，朱启钤居平留守，坚拒伪职，期间毅然策划了文化抢救性质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1月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正式恢复成立，由主任委员1人与委员9人组成，大量吸收营造学社背景的学者充实研究力量，其中营造学社社员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兼任主任委员，委员朱启钤、梁思成、关颂声，其他均为军政要员与文化名流；日常管理工作由秘书俞同奎及事务专员刘南策（亦为营造学社社员）具体办理。北平市长何思源与工务局局长谭炳训亦担任委员，并分任文物整理工程处正、副处长，该处办公场地设于北海团城。可见，朱启钤及其组织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从人员、技术、机构等多层次、实质性、持续参与到北京（乃至各地）古建筑的保护与官方文物保护机构的运转中。

图1 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颐和园荇桥油饰工程图（局部）

据于坚先生回忆，1949年3月，他奉命参与接管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会址在东城南河沿皇堂子。全会约40人，核心是工程技术人员和著名的古建筑匠师，由马衡兼主任，秘书俞同奎驻会主持日常工作……会里集中有一批30岁左右，年轻力壮，学有所长，热爱古建，又具有鉴定、设计、修缮古建筑经验的工程师，如赵正之、赵小鹏、李方岚、陈继宗、杜仙洲、于倬云、余鸣谦、祁英涛等。接管细节，已记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按当时文管会决定的接管方针政策，宣布领导留任，全会职工一律原职原薪。”这其中，赵正之是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生，曾在收复区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资历最深，任工程组组长，后调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杜仙洲、于倬云、余鸣谦毕业于收复区北京大学工学院，祁英涛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这几位当时的年轻工程师，再加上任职于文物局文物处、李庄时期进入营造学社的罗哲文，多年后都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领域的大家。据余鸣谦先生回忆，自己也曾参加过朱启钤策划、张镈先生主持的故宫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协助营造学社邵力工完成乾清宫测绘）。他们都是直接受营造学社学术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国营造学社的理念与实践经验直接影响了1949年后大约30年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与保护修缮。

3.2 朱启钤1949年后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任职

检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工程档案发现，1949年之后，朱启钤先生虽然高年，但依旧担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文化部文物局决定对20世纪30年代营造学社调查勘测过的河北正定隆兴寺轮藏殿进行修缮，并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文整会拟定了两种修缮方案，第一种是按现状保留披檐及腰檐，第二种是拆除腰檐、恢复宋式。这是我国现代修缮史上首次对唐宋时期早期古建筑实施保护的工程，且预期做复原修缮。为慎重起见，1954年8月6日，文整会召开“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复原设计审查会”，同时致信刘敦桢、龙非了两位先生征求意见。会议记录誊录如下：

《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复原设计审查会记录》（铅字打印，白纸竖排）：

时间：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上午十时

地点：本会会议室

到会人：朱桂莘委员、梁思成委员、杨廷宝先生、刘致平先生、莫宗江先生、赵正之先生、张葱玉处长、陈明达先生、罗哲文先生、董增凯同志

本会列席人：俞同奎、祁英涛、余鸣谦、杜仙洲、纪思、夏纬寿、张凤山

主席：俞秘书

记录：孔德序（垿）

专家具体意见本篇不做探讨，仅从此会议记录格式上稍作梳理。这12位复原设计审查会到会人中，包括书面征询意见的刘敦桢、龙非了两位先生，只有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张珩（葱玉）先生、河北省文物局文物科科长董增凯先生不是营造学社成员，且是以中央主管处室与文物属地部门负责人身份参会。审查会请柬草稿中尚有林徽因、卢绳二位营造学社成员（未参会），足见中国营造学社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影响。到会人按师承及入社先后排序，公务员按职务、资历排序；专家在前，公务员在后，本会人员列席最后；再看本会列席人，均仅列姓名，主席居首，技术业务人员按职责列后，殿之以总务、财务负责人（夏、张）。此会议记录，以专家为中心，格式严谨，颇重传统礼仪，传承了原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行政文牍风格，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代特点。会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发函正定隆兴寺修缮委员会，事由为“隆兴寺转轮藏工程即按照专家审查意见修正设计，迅予施工”。在此也要提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古代建筑修整所工程档案整理规范，工程各阶段勘察、报告、设计、咨询、预算、合同、阅批、洽商、验收文件均完整保留装订，各方批示请示、单位印章及负责人签字图章齐备，这批珍贵的工程档案是中国文物保护史的重要一手文献，值得学术界全面、系统、深入发掘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审查会上朱启钤先生已经82岁高龄，但仍亲临会场，且思路清晰，给出重要意见。

参会的12位专家，仅朱启钤、梁思成称委员，其他（除公务员系统张珩称处长，董增凯称同志）均称先生；主席俞同奎归纳意见中也是如此称谓，一丝不紊。可见，朱启钤与梁思成一样，当时都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本机构的重要成员而非外部专家。以上分析为时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马衡的日记（此次会议后不久，1953年8月29日星期六）所证实：“昨接局函转示文化部函，本会聘朱桂莘为委员。月致送薪金四百三十二工资分。以其年高不必经常到会办公。因与俞同奎、祁英涛、夏纬寿、纪思赴其寓所晋谒。精神矍铄不减当年。谈次始知其原在文史馆，自动请求转入我会，故统战部有此安排。归途遇叶誉虎亦往访桂老者，因具告之桂老拟于九月辞去文史馆。誉虎此去当可商定也。”同年9月1日，也就是三天后，朱启钤先生就来到文整会，与诸位工程师见面，参观营造学社所寄存书籍，并观看应县木塔模型，提出古塔受雷击的原因和铜刹及中心柱有关的见解。可知朱启钤先生1953年9月之后是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正式任职委员并领取工资，且是应其主动请求，足见先生对古建筑研究感情之深以及对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认可。到1956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变更为古代建筑修整所，朱启钤先生又被改聘为顾问。虽以暮年步入全新社会，但其营造学识依然被承认并得以发挥，诚为朱桂老之幸；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古代建筑修整所及其后身今日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亦与有荣焉。

1962年，于李庄加入营造学社（1943年）的王世襄先生调入古代建筑修整所，拟整理清代匠作则例，他回忆道：“我将整理、辑录则例的初步设想写呈桂老，不料竟认为值得试行，立即亲笔致函文整会，声称需要取回所存则例，派王世襄前来办理，并缮写则例清单两份，以便归还时依单点交。我将文整会的则例运至家中，又从北京图书馆借到几部，共93种（目录见大象出版社影印本《清代匠作则例》一卷叶六至九），开始辑录佛作、门神两作，连同撰写序言及两作概述用了半年时间。此后又辑录装修、漆、泥金、油等四作；彩画、金、银、铜等作亦已开始，共耗时一年有余。1963年6月，自费油印佛作、门神作两百册，分赠师友，征求意见。”1962年桂老已过九秩，依然关心昔日学社同人在古代建筑修整所开展匠作则例方向的研究工作，并亲自与单位联络，其脑力与行动力之精勤、学术使命感之坚毅殊堪感佩。

3.3 中国营造学社学术资料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收藏

中国营造学社作为公共学术研究机构，运行管理规范严格，学社人员在学社经费支持下的调查、研究与修缮项目资料、成果以及图书、仪器均统一保管在营造学社，以备按赞助基金会要求提交相应机构。比及抗战军兴，朱启钤出资寄存于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室保管，讵料1939年天津大水，资料被浸泡水残，水退后朱启钤组织人员运京整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辗转落脚在四川李庄，梁、刘二主任勉力维持，后期人员分散，讫于抗战胜利未能恢复；及北平和平解放，时移事易，学社终告解散。据署名朱海北的《中国营造学社简史》，学社当时之资料去向如下：“（甲）书籍——由文物整理委员会代为保管。（乙）图稿照片瓦当文物——由清华大学营建系代为保管。（丙）铜版锌版出版刊物及家具——由都市计划委员会代为保管。（丁）墨线图及彩色图——暂由历史博物馆陈列。”据此文对中国营造学社始末言之周详准确，其熟悉程度、行文语气、文字风格、并细致胪列收支报表等各方面分析，推测很可能是在朱启钤先生晚年亲作或经其首肯，后由其次子朱海北先生在原稿基础上将称谓与首尾等处稍加改动后发表，是中国营造学社历史研究的重要一手材料。另据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当时经办移交事务的杜仙洲先生回忆自己参加讨论分配营造学社财产，图书资料归文整会，当时戏称“三家分晋”。王世襄先生1945年光复后回北京，受梁思成之嘱趋谒朱启钤汇报营造学社在李庄的工作、生活情况，“桂老还告知工匠则例值得重视及整理研究，并曾为营造学社搜购数十种，没有南迁，暂存文整会”。这说明有一部分工匠则例相关资料在抗日战争初始就已经存放在文整会。

从文整会后继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目前收藏来看，存有中国营造学社中、外文图书估计一万余册。除此外，尚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朱启钤及学社手稿、测稿、图纸、印本、模型等学术资料。从资料记录分析，可能部分是直接交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部分是都市计划委员会和历史博物馆代存后期陆续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收藏。这些资料近年彰明显著者如朱启钤为中国营造学社成立题写的对联，陶本仿宋重刊《营造法式》底本（边长尺寸是刊印本2倍），样式雷家谱及朱启钤样式雷考手稿，数10种匠作则例（圆明园及陵寝等）等。长期以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对中国营造学社学术资料开展了持续、系统、专业的基础性整理工作，为各方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营造学社“水残资料”因其特殊时代的历史价值与自身的学术价值为学界所关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有此项专宗档案，此外尚有零星重要水残资料散在其他卷宗。笔者查阅院藏资料，见有署名老所长俞同奎先生编“营造学社水残稿总目”钢笔手稿一本，所列水残资料专宗有12包。另有梁思成“应县佛宫寺木塔原草稿”“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文稿修正本”“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稿”，与刘敦桢“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文稿一篇”“河北涞水县北村石塔稿”“河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稿”“江苏吴县罗汉院双塔稿”，以及刘敦桢与梁思成合撰的“塔概说”，还有一篇“历城神通寺四门塔稿（不全）”也应属梁思成。这几份资料同在“营造学社水残稿总目”所记录的二号包之“塔专刊”内。以上所列文稿除不全的“四门塔稿”外，现均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整理提供学界，已刊印于刘敦桢、梁思成先生的“全集”中，得以发挥其珍贵的学术价值。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梁思成先生“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调查报告誊写稿，经与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藏原始测稿及照片合璧，已作为《梁思成全集》第十卷出版，该报告科学记录了应县木塔1933年残损原状，是应县木塔保护的数据原点与重要参考，为应县木塔暨中国古建筑保护研究复原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开端。除此之外，“营造学社成立日社长讲演词草稿”（俞同奎按语：叙研究之方向甚详，为重要历史文件），前述朱启钤《样式雷考》手稿及样式雷家谱也出于这宗“水残资料”。占据这宗水残资料较大比重的是“哲匠录资料杂稿”（朱启钤墨笔行楷题于中国营造学社专用牛皮纸大信封）录有四包，抄录手稿为多人墨迹，并多有朱启钤“增”“增入营造”等批语。还包括中国营造学社早期重要工作“紫江朱氏仿宋刻李明仲营造法式样本”“四千年建筑大事年表”“营造词汇”等部分抄录手稿，以及其他杂稿、书册、剪报。

再如，梁思成先生基于现代建筑学范式对朱启钤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继承扬弃后整理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邵力工制图），几经辗转最后入藏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并于2007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作为其研究基础材料的朱启钤主持编绘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这一传统匠作色彩颇浓的整理成果，虽然研究者经常提及，但其具体面貌一直未公诸学界，且去向不清。近日笔者查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档案，找到《文整会接管都委会代存营造学社图稿清册》目录，辗转发现院藏朱启钤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查阅时发现该目录自卷一到卷二十七，内容及排列顺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均一致，“清册”目录内容除标明结构形式外，还标明彩画做法；同时，部分卷还有很多增补；另外，在按结构列举大木作二十七卷之后，不是按照清工部工程做法继续分卷补图，而是列出10个附录。调看已高清扫描的图样，其装帧与刘致平所记以及朱的自叙相符。以卷十四“七檩三滴水歇山正门楼油画作金线大点金做法”为例，该卷共补图9张，含地盘图、各层木架图，立面类的正视、侧视图，剖面类的山架图（图2），另有表现彩画和建筑外观的“七檩三滴水歇山城门楼油画作金线大点金做法”图（图3），并于大木山架图中绘有准确的比例尺。另外，与1933年刘敦桢《牌楼算例》中所引牌楼图比对，确认其图即为本补图卷二十七补六“四柱七楼彩画作金线和玺金龙枋心正视图”之彩图。马衡日记（1953年12月8日星期二）记录：“下午陈明达来谈，告以将印行朱桂老所绘工程做法补图。陈云此非定本，定本尚有纠葛也。”据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现藏此套“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即应为朱启钤任职文整会后所拟印行而未果者。

图2 卷十四“七檩三滴水歇山正门楼大木山架图式”

图3 卷十四“七檩三滴水歇山正门楼油画作金线大点金做法”图

1980年，张驭寰先生在东四古旧书店发现一批破旧蓝图，是一批清式斗栱分件图，均采用轴测方式绘制，图幅大于二号图。整理后，张驭寰先生认为这些图是清“官式”建筑的斗科，按正式比例尺绘制，尺度十分准确，每一组斗科、斗科分件都注有名称。与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王璞子先生主编的《工程做法注释》之斗科分件图、梁思成先生《清式营造则例》以及中国营造学社时代对清工部《工程做法》之一部分补图对比，以上均不如此图内容丰富、数量多，也没有此图详细。经笔者对比张驭寰文中附图，确认此套“清式斗栱分件图”即为前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朱启钤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的附录一、二“斗栱结构”图纸（图4）。以“九彩角科分件图式”为例，图名、分件名、图样均一致。推定此套蓝图应该是营造学社时期朱启钤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之“斗栱结构”部分照相制版后所晒蓝图（图5）。

图4 附录一、二“斗栱结构”图“九彩角科分件图式”

图5 张驭寰《新发现的一批“斗栱分件图”》插图

4 结语

综上所述，朱启钤先生以其独特的身份背景，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转折时期，成为旧时代中个别认识到传统建筑及营造匠作的价值并对其加以总结整理的学者中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是承先启后的关键核心人物。他擘画出宏大的学术图景，联络同辈视野开阔的学者，沟通儒匠；更重要的是集结新一辈建筑学科翘楚如梁、刘诸贤，精心组建了现代学术机构，培养人才，产出众多开启新时代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1949年之后，朱启钤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保护理念、技术及相关实践，通过机构、人员、资料彼此间的关联和承袭，广泛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朱启钤先生晚年任职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与古代建筑修整所，正如营造学社创立纪念对联（图6）所勉励：“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一份落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学术薪传重任在肩，并随时代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