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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一汪水,一汪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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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最笨旅行家石头 | 图:最笨旅行家石头/南榕

主编:嗨皮不二 | 排版:往事随风




与朋友从上海躲进西湖那一天,一段沉重的感情刚刚结束。


冬日的西湖,天与水与零星的雪糅杂在一起,朦朦胧胧看不真切。

远远地望见水中青黑色的浮岛,稍稍走近却是落满雪的山上一处未被覆盖的突起。


这种错位的疏离感,确也将心头所想涂抹得不真实了一些,倒颇有些利于遗忘的窃喜。




西湖的水,不知怎得有种独特的共情能力。


心且闲适,便看尽一汪油绿的春水;枉生愤懑,这水面又即刻起了波涛。

而我来到西湖边的头一夜,平湖上一轮夜月微微残缺,山风卷来枝桠,打在窗上噼啪作响,像是一口幽深枯井里胡乱扔进一把沙。




这座城市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这次举目四望,忽又察觉这座城市的山水之间处处留着爱情足迹,从古到今莫不如是。


西泠桥畔埋着年少消陨的佳人苏小小,许仙和白蛇邂逅的断桥,灵隐里求姻缘的善男信女,还有冲不破世俗桎梏的相恋之人双双投湖的长桥。



还有三生石。


第一次读它的故事,是在苏东坡的《僧圆泽传》,那时候,它还无关男女风月,而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


李源与禅师圆泽是无话不谈的好友,圆泽辞世前与李源约定十三年后在天竺寺外的三生石前见面。


十三年后的中秋之夜,李源如约而至,圆泽则转世成为小牧童与他相见后再飘然离去,于是三生石就是他们这段穿越前世今生的友情的见证。



但三生石逐渐地与爱情有了关联,缘定三生更是爱情小说中常用的词,一对对痴男怨女为此不得解脱。


坚硬的石块,被缠上象征情与欲的丝线,一头缠在缝纫机上,机器一开,一圈圈拉扯着本就敏感的内心,再看那石块,并不伤及分毫。


无数个日子就在这样祈祷和疑心感情中度过。



远处传来夜航船摇橹的欸乃,总觉自己也是大半为飘渺之缘分忧虑怅然之人,甚至想抓住西湖边那些早已远去的影子,杯弓畅谈,向这千年不换的水问个明白。


但西湖边的故事,总归过于多而繁乱,正如余秋雨所述,“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


只得静心端坐,从湖堤下集聚千年的泥土中翻找些陈事过往。


悠悠西湖水,映照出无数个背影,西子湖畔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与它们有关。

 


 

穿林打叶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这是苏东坡笔下的西湖,也是他“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洒脱。

做杭州通判期间,疏浚西湖,堆泥成堤的苏东坡,创造了一个“变废为宝”的神话。

世间许多弃物的归宿往往如此。

非是不堪为器用,都因良将未留心。


这是苏东坡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这不仅是苏东坡写给西湖淤泥的心得,更是面对自身境遇的感叹。

世间几人才如此?哪堪青壮贬黄州!




杭州刺史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堤便因此得名。


这座连接着断桥与孤山的长堤,还见证了苏小小、秋瑾与白娘子一生的悲欢与无奈。


那段“断桥不断肝肠断”的传说,那个“孤山不顾寡人孤”的南宋小朝廷,与那颗“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的壮志英魂,永远印刻在了西湖边嶙峋的山石之中。



人总说孤山不孤,但它总归是孤独的。


一座山,骨子里总归与它所埋藏的骨茔往事扯不开关系。


一千年前,这里是南宋朝廷躲避战祸的烟火市巷,对于寄居这弹丸山顶,凭栏远望的南宋皇帝而言,孤独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孤山上,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楼阁与寝宫拔地而起,那气派的歇山顶理应望见万里江山,却只能看见白堤边西湖一角的碧水。



这样的怅惋与彻悟,还催生出一个看透一切、超然物外的林和靖。


植梅放鹤20年,他留给西子湖一个精巧到几乎四四方方的传说。

没有涟漪的生活,将他的诗抚成一张纸,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咏梅之句的绝唱。


孤山上的隐士,倒颇像那个躬耕垂钓的严子陵,只不过后者匿于远山,相较于近水楼台的林和靖而言似乎更不废抵御诱惑的心气。


一个隐士,能在孤山白堤这样的地方梅妻鹤子,应当是一种极奇罕的偏执。

但这种封闭也逐渐给腐烂以机会,遍地鹤羽逐渐干枯如针,成为避世文人的一个虚幻的符号。


余秋雨感叹道,文明的进步与突进逐渐消解,樱红鸳啼甚嚣尘上。


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尘埋进一座座孤山。



但孤山脚下,苏小小墓与秋瑾墓前,凭吊的民众日夜不断。

那本应是萧索的代名词的墓碑上,刻满了动人的真情与勇敢。

那之于生命与际遇的超越,是对孤山上那个曾经的政权最有力的嘲讽。

还有孤山之巅的那一方文人之印,伴随着西泠印社的名字,走过百年多的守望与风雨,成就了半个西湖文化图腾。




雷峰塔正对面不远处的湖边,便是长桥。

它现在更为熟知的身份,是“观雷峰夕照的最佳地点”。


“长桥不长情意长”,是西湖三怪之一。

那一对投桥殉情的相爱之人,道尽了那个时代追求爱情的艰难与无奈。

因此,长桥又名双投桥,不过杭人依然习惯性称它长桥。

似乎这样,它才能联通起两个互不相让却相望千年的时代。

 




青骢油伞

长桥之情虽浓烈,虽热切,虽奔放,虽不羁,个中蕴含的大美,却很难有个可供支撑的实体。


那对恋人太抽象,以至于在具体形象上几乎被一笔带过,难跳入脑中,做两个穿袍带锦的“人”。


但苏小小可以,她把美活成了一首可供诵读的诗,一袭繁星闪耀的袍,一把青葱灵动的油纸伞。

有人说,“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

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传说她曾遇一书生穷困潦倒,便慷慨解囊,助其走上仕途。

不知他们是否曾乘着马车赶路,车辙踏过,山花盛开,那首脍炙人口的《同心歌》大概便是此时所写。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那时的她,无疑是此世最幸福的女人。

或许正因如此,就连对贞节操守苛刻至极的中国文人,都以某种放低了的姿态,去歌颂苏小小的真与美。




然而,书生未归,情人已去,她没能得到那个时代一个女人所应有的圆满。

从此,她把对感情的倾诉全部,甚至加倍转化成了对美的追求。

她不愿做冷月肃风里的离人,而选择成为春花风月里无数人心头的甜桂花。

甚至,当命运在19岁便剥夺了她的生命,这个过早的香消玉殒,于她而言成了一种莫大的成全。



苏小小墓前,凭吊的游人往来如梭,他们的故事在不大的一方土地上横横竖竖地编织了一遍又一遍。


西湖黄昏的水气里,苏小小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但她在历史上本身就是缺乏史料的。

与其说她是一个站在世俗感情对立面的孤独女子,倒不如把她归结为一面郁结了不满、挣扎、患失与洒脱的镜子,它照出了一个个真实的苏小小。

 


秋水映霞

 

断桥旁边的北山路上,立着新新饭店崭新的楼宇。


若干年前,当我第一次从西湖北岸踱步而过,那座山庄还老老实实地站着,躲在阳光刺眼的阴影里。

我不知道那块匾额后面的红土里埋着什么故事,只是觉得它的名字里,或许掺杂着些不切实际的温柔和浪漫。




后来,当我从书上读到那个如秋水般温柔的女子,那座庄园已大门紧闭,等待一双无法阻挡的大手将它拆解,成为新新饭店新鲜血肉的一部分。


前一次,我来得太早;而这一次,我来得恰有些迟。

世间许多事,诸多感情,即是如此。




史量才第一次视沈秋水为知音时,她的名字还是沈慧芝,而他也不是那个凭借《申报》火遍上海滩的报业大王。

因家境贫苦,她很小就被卖作雏妓。

在与史量才高山流水的年纪,被一军阀(一说为贝勒)抢去。

多年后,军阀故去,沈慧芝重回上海滩,两颗从未冷却的心便如火般燃烧起来。


许多年以后,她还记得那句占据了她身心的话。

“慧芝啊,人世间值得让人‘望穿秋水’的,怕只有你而已。慧芝呀慧芝,我往后只叫你‘秋水’吧,好吗?”


从此,她成了他的秋水,深情而细腻,浸润着岁月几多温柔。

这一切仿佛会一直流淌下去,若不是史良才三太太的出现。




她感受到一种带着些难以置信的愤怒与悲痛。

在此之前,她已经掏出了自己的所有,坚信能够与他厮守终生。

悲痛欲绝的沈秋水,始终无法在容忍与愤恨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她的感情奔腾得太肆意,水花激荡,找不到出口。



史量才于是建造了这座秋水山庄,并亲提匾额,交到秋水手上。

在那个年代,一栋庄园虽不是治愈一切的灵丹妙药,却能够给最初的碰撞找到些湿润的温床。


那些日子,史量才时常流连于此,与秋水恢复了当年的琴瑟和鸣。

甚至在后来,史量才胃病加重,干脆直接住进了秋水山庄。

那些肆意的、愤恨的奔涌,被暂时锁在了西子湖畔这座与世隔绝的庄园中。

若是没有另一半的陪伴,这座偌大的、仿照红楼梦中怡红院设计的院落,对于一个柔弱的女子来说,料想会有些凄冷。



登上山庄二楼望出去,能看到西湖边那座小小的断桥。

在这里,她曾经是最幸福的女人;在这里,她也是最不幸的女人。

1934年末,在与沈秋水同乘的车子上,史量才遭到特务暗杀,一代报业大王就此陨落。

那天,距离秋水山庄的落成还不足两年。


对于那个温婉如水的女子,幸福或许就像手心的一掬水,即便颤巍巍地捧起,小心地呵护,转眼间便会流失殆尽,无处找寻。

那之后,沈秋水活成了一个传说。


据说她在西湖北山路的葛岭度过了22个静默的岁月。

临终时,沈秋水叮嘱后人,将她独自埋葬,与那个带给了她所有幸与不幸地男人彻底分开。


而那座秋水山庄,慢慢被遗忘在了岁月的角落,直到被彻底抹去。



 

与秋水涓流的含蓄不同,王映霞和郁达夫的故事,开始得极其浪漫与不切实际。

一见钟情,抛妻弃子,盛婚迎娶......郁达夫用最大的热忱和不留退路,拥抱了这一段旷世恋情。


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光,像花儿一样。

最好的花凋谢时,也是最令人伤感的。


往事终会消逝无踪,回忆也并不可靠。

谁也没有慧眼可以穿越历史尘埃,看清真相。




在维系了12年之后,王映霞和郁达夫协议离婚。

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风雨飘摇的考验,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别,也只是纷纷落絮中的一片。


不过,这段往事,至今让西湖边的人民唏嘘不已。


离开了王映霞的郁达夫,剩余时间并不长。

他流落南洋,最后被日军秘密杀害。

而王映霞则要面对一段更漫长的人生。

迁居重庆后,王映霞嫁给了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钟贤道。




在后来的自传中,王映霞写道:

“前一个他,才气横溢,在国内外文坛上享有盛名。后一个他,无名小辈,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相互体贴,共同生活40年,我的后半生也许仍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句子,是王映霞对前后两位丈夫的评价,也是一个女人饱经世事后的叹息。


同大多数西湖边落寞的背影一样,或许是出于妥协,或许是寻求开解,王映霞和沈秋水的后半生,都与寺庙结下了某种缘分。

 


半生云烟


在“姻缘文化”与寺庙故事盛行的杭州,弘一法师李叔同大概是个美丽的意外。


百年以前的那个初秋,天气一如今日般微凉。

李叔同走进虎跑寺出家,正式成为“弘一法师”。从此,前尘往事,再无挂念。


纵观弘一法师的一生,虎跑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916年,李叔同第一次踏进定慧寺的大门,在虎跑泉边进行“断食”,埋下了出家的种子。

这项常人难以胜任的挑战,李叔同用那份认真和执着完成了。


正如其弟子丰子恺说的那样:

“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


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而又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时至今日,弘一法师选择出家的具体原因仍不得而知。

或许那首写给友人的《送别》,即暗含了对过去岁月的挥别和总结吧。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古树参天的虎跑径和叮叮咚咚的清泉,曾经给了乱世中的李叔同莫大的宁静和平和。


那些笔直高耸的含笑、雪杉,见证了大师悲欣交集的后半生的开始。


从此含晖亭便是长亭,虎跑径即是古道,悠远的暮鼓替代了笛声的清残,夕阳中的寺门隔开了山外山。



但即便是以置身世外的姿势存在的寺与塔,身世也并不总如西湖水般平静蓦然。


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了。

部分原因是乱世来临,盗挖事件不断所致。


第二日,废墟上,杭州市民疯抢塔砖。

远在北京的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

这样的场景,有理由让杭州人感到羞耻和愤怒。

曾经令杭州人自豪的“雷峰夕照”,成为了杭州人“悲欣交集”的集体记忆。




咫尺之遥的净慈寺,历史上也历经多次火灾,一度除了那座望穿千年云烟的山门,什么都没有剩下。


好在,“南屏晚钟”与“雷峰夕照”早已成为杭人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

它印刻在无数诗文案宗中,如同那首著名的诗一样,渐渐成为西子湖血肉的一部分。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六和听涛 


桂花一落,杭城就冷了。


几十年前一个清冷的晨,成千上万拖包带裹的青年从闸口出发,跳上火车。

无数包行李扛在肩上,拽在手上,夹在腋下,踉踉跄跄的,像是在测试一个时代的承压能力。


1969年,整整22趟列车从这里鸣笛启程,满载知青奔向远方,不久以后,他们的血液里会印上黑龙江、新疆这样的名字。

那是六和塔旁的白塔公园极热闹的一年,无数个晨曦熹微的光里,闸口白塔目送那些男男女女踏上绿色的铁皮火车,与家人挥手告别。



我走上门式起重机改装的江景咖啡厅,坐在一个角落里发呆。

不远处的绿皮小火车发出慢吞吞的“呜呜”声,几个游人轻巧地跳上去,在徐徐挪动的车身里,时光仿佛倒退几十年。




1934年,那是闸口站开通近30年后,才女林徽因带着肺病,与梁思成来到这里,参与残破的白塔与六和塔的测绘工作。

这两座历尽毁损的千年古刹,彼时已伤痕累累。


她们惊奇地发现,这座白塔与灵隐寺双塔形制几乎相同,甚至很可能出自同一匠师之手。

梁思成盛赞白塔,为“晚唐五代至宋初南方以至全国此类石塔的经典之作”。


那一次的邂逅,同时为林徽因与六和塔的生命点起了一盏不灭的明灯。

历史的诡谲与隽永,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手中,在一幅幅图纸上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他们的手稿,为后来的三次六和塔修复工作奠定了基础。

杭城温婉的桂花香里,林徽因与梁思成因这项发现兴奋异常。




那时,钱塘时常有雾。

在那种细腻的水汽里,杭城的时光是慢的,一如几百年前临安城里的歌舞升平。

那时的白塔,原是钱塘与古运河船只的航标。

塔下有白塔寺与白塔桥,桥边有商贩叫卖一种类似“导游图”的“临安城地经”。

有诗云,“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最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

这座原意“临时安顿”的城市,却如灌满了钱塘秋水的泥淖,困住了南宋皇帝收复失地的脚步。

即便是有那九级白塔指路,也无法辨别方向。




沿着胶济铁路前行的林徽因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些图纸会随着战事的爆发而沉积箱底,直到四十年后,梁思成那篇关于闸口白塔的报告才刊登出版。


那一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早已不在人世。




火车声似乎停住了,我看向窗外,眼前是影像模糊的钱塘与浓重的夜。

小火车上走下来一对情侣,随即向远处挪动,只留给我一个模糊的背影,看不真切。


2009年,随着杭州北站货场开工,闸口货场搬迁,这座饱经沧桑的火车站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闸口站在一轮轮时代更替中,成为那些老旧故事中泛黄的一页。


为了保留那些知青的记忆,这里建造了知青纪念馆来怀念那段青葱岁月。

修复后的白塔,依然日日在钱塘奔涌的江水里,与不远处的六和塔遥遥相望。



精忠报国


孤山以北的一方土地上,飞檐斗拱架起一片浓重的荫,需走进了才看得真切。

高大的木材堆起巍峨的大殿,立于宽敞的红墙前,心魄总会受到一种擂鼓般的震颤,所有良心的对立面均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拷问。


埋在那里的人,有个曾令很多人胆寒的名字。


他死后几十年,坊间不断有他的传闻。

对于宋民,过去几十年里谈论岳飞是“掉脑袋的罪”,不过民众依然私下交耳;对于金人,几十年时光未能弥合被岳家军吓破的胆,恐惧依然时时萦绕。




至今,我都无法去想象半生心血被剥夺的惨象。


十二年,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保住了南宋,那恼人的金人就要被赶跑。

背后母亲刻下的“尽忠报国”疼痛犹在,那痛时刻提醒着他山河破碎的心酸与无奈。

他大概未曾想到这一天的到来,这四个字会成为一个精巧的悖论。


十二道金牌,召他回国。


那偏安一隅的南宋皇帝,已无心接受动荡的胜利与长久的不安。

他妥协了,尽管钟相、杨幺已成刀下之鬼,金兀术也早无恋战之心。

身旁的岳云看着神色凝重的父亲,相顾无言。

他知道,这次的难题不在父亲擅长的战场上。


他的八棱金瓜能捶裂巨石,却无法给这道难题一个圆满的答案。

“忠”,还是“国”?

他从未想到会走到这一刻,面对这两个浴尽半生,对他最重要的词,竟不能两全。




马蹄南去人北望,他最终还是踏上了南下的道路。

北方烽烟滚滚,而前路尚未可知。


回想二十年长刀,车马战袍、横刀天笑,到头来东流春水,付之一炬。

他一心收拾旧山河,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回到临安后的岳飞被几次贬调,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在风波亭,时年三十九岁,而同年赴死的岳云不过二十有余。

面对死亡,岳飞毫无惧意,只是为年少忠勇的大儿子感到悲痛。

唯一值得庆幸的,大概便是母亲此时已离他而去,而父亲在很小时便已入黄泉。

此时此刻,孤独地面对死亡,变成了一种难得的慰藉。

回想来路,母亲不求他养老,一心要他杀敌报国,“勿忧家事”。

母亲爱庐山,死后岳飞将她葬在庐山脚下,长眠于所爱之间,料想是极浪漫的。



杭人为他建了墓,立于西子湖畔的栖霞岭。

他大概不会想到的是,千年后的西子湖,将因为他的存在而在温润里增添一分悲壮的英气。

 


三生石


但告别的日子总会来,就像世间专执多半会钻进无法应允的无奈。

白娘子是无奈的,她既是妖,又是仙,既有着大脱大放的妖性,又保有迷离飘渺的仙气。

可她偏要做个人,夹在天与地之间,为了人性不惜牺牲掉与生俱来的优越。


既是妖,便需神性加以平衡与弥补;既是仙,便该有超脱一切的潇洒。

可是双脚一像人一般踏上土地,意味着同时失去了它们。

于是天庭劝白娘子飞升修仙,法海逼白娘子回归成妖,就是不能成为人。




爱而不得的故事,自古而来便是人们眉头一颗乌青的痣。

明明是令人烦忧的,却总在文人和哲学家的笔下透出一种缺憾之美。


被镇于雷峰塔下,或许恰恰就是白娘子最好的归宿。


否则,发觉世间竟也充斥着天庭的趋炎做派,而生活也总不如妖般自在。

或是发觉那个让自己神魂颠倒不惜用水漫金山来抗争的许仙,也不过是个世俗木讷之人。

先前经历之种种,便如退了色的婚嫁绸布,失去了意义。




最后一夜,竟听说三生石就在灵隐寺背后的下天竺,也就是法镜寺。

我们与它近在咫尺,但又恰好失之交臂。

这个名字曾出现在我人生轨迹的很多段路程上,使我不得不对它意乱情迷。

稍加商定,我们便决定第二日一早启程去寻。


第二日早再到灵隐,便顺着天竺路走上去。

四周溪流淙淙,只缺失了人声,与喧闹的灵隐构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小世界。




很快到了法镜寺,门口师傅指明去三生石的路。

过了一座小桥,拾级爬上寺后的小山。

适时地飘起雨来了,青石铺就的山路湿漉漉的,困住了仅有的一点响动,周遭更显静谧。


但三生石并不出现,一路只偶见一两块稍大一些的岩石。

小路在林间时隐时现,并不给出什么承诺,终于忍不住折返,决心向师傅问清路途和具体特征,再来找寻。

下山时,站在山坡上隐隐可见法镜寺的一角,寺内传来悠悠念佛声,但细听又仿佛是从自己嘴里默念出来的思绪,并不分明。




再次上山,路并未走错,沿旧路再走一遍,仍未寻获。

难道那两块并不显著的石头就是三生石吗?


攀上低的那块大石,拨开脚边杂乱的小灌木,努力靠近高的那块大石,大石上已爬满了青苔,而字迹也早已变得模糊,费力辨认,只能依稀辨认杨(王禹),翰林张X游三生石等字迹。


才明白,刚才来来回回路过的就是我们神往已久的三生石。




它不象我们想象中那样刻满了郑重而刺目的字迹,也并不透着仙气,如玲珑剔透的雨花石那般,甚至不曾刻上“三生石”几个字。

它那样的平凡和寂寞,以至于我们一遍遍地错过了它。


我们继续站在大石上辨认残存的字迹,有路人经过,诧异地看着我们站在大石上,然后扭过头去继续嗑着瓜子,说笑着准备翻过山去抄近路去灵隐。




总是觉得,李源和圆泽何其幸运,彼此不忘承诺,成就了一段隔世都不能泯灭的友情。


而现在的我们,也许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和某个人相约在三生石畔再见,然而今生所遇的人、事那么繁杂,我们早已忘了最初的约定。


即使好容易见了面,在这个崇尚爱情只是一碗速食面的社会中,我们或许都不曾认出彼此,也不敢承诺天长地久,更不要说赴来世的约定了。




从大石上下来,沿着原路返回,在法镜寺外烧过香,回到了喧闹的灵隐。

第二天,我们回到上海,融入到欢庆千禧夜的人群中去。






本文作者:最笨旅行家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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