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雕塑：激情、寓言与现实

西方雕塑史留给后人最著名的作品，一大部分产生于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 c. 323-30 BC），比如著名的《断臂维纳斯》（Venus de Milo）、《胜利女神》（Nike of Samothrace）与《拉奥孔》（Laocoön and His Sons）。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Laocoön and his Sons，公元前1世纪早期，208 x 163 x 112 cm，大理石 marble。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我们从拉奥孔的脸上看到极端的痛苦，从人物躯体看到极大的扭转，从整个群像的构图中看到难以抑制的动荡。这一切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艺术基调，那便是激情与戏剧性（drama）。这与之前古典时代（Classical period, 480-323 BC）所追求的均衡、优雅与克制是如此不同。即使是在《断臂维纳斯》这里，我们也能感觉到其体态的扭转、如真实肌肤般光滑细腻的体表昭示了一种新的美学品味。

《断臂维纳斯》/《米洛斯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150-125 BC，帕罗斯大理石 Parian marble，高204厘米。巴黎卢浮宫（Louvre, Paris）。

希腊化时期的艺术一度被认为是堕落颓废的（decadent），其比照的对象是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of Classical Greece）。实际上，风格的激进与技术的淳熟使希腊化时期的一件件雕塑作品可以独立流传千古，而古典希腊于今形象更加鲜明的似乎是建筑。

《胜利女神像》/《萨莫色雷斯尼姬像》 Nike (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希腊化时期 Hellenistic，c. 190 BC，高3.28米，大理石 marble。卢浮宫（Louvre, Paris）。

那么究竟什么是希腊化（Hellenistic）呢？

希腊化时期指的是古典时期之后东地中海和中东的一段历史，约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亚历山大生前没有指定有效的继承人，死后帝国被手下的将军和亲友瓜分。他们被称为“继业者”（the Diadochi）。继业者之间连年战争，形成一系列对峙的政权，如托勒密埃及王朝（Ptolemaic dynasty, 305-30 BC）、主要占据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Seleucid dynasty, 312-63 BC），以及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Antigonid dynasty, 306 BC–168 BC）等。

约公元前303年的希腊化世界版图

“继业者”的统治范围内通行以阿提卡（Attic）方言为主的希腊共通语（Koine Greek），各方面都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深度融合了当地的文化，迎来了一个文化艺术多样化的繁荣时代。在科学上，“几何之父”欧几里得（Euclid）、“力学之父”阿基米德（Archimedes）都活跃在希腊化时期；在哲学上，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与斯多葛学派（Stoicism）在这个时代交相辉映，而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所达到的成就足以定义西方艺术的最经典视觉图像，也是这个时期艺术成就最高的形式。

《巴贝里尼农牧神》/《醉酒的萨提尔》Barberini Faun/Drunken Satyr，希腊化时期 Hellenistic，c. 220 BC，大理石 marble。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Glyptothek, Munich）。

与古典时代不同的是，希腊化时期的艺术得到各个“继业者”王朝的大力资金支持，王室成为重要的艺术赞助人（patrons of art），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一度经由马其顿王国被君主专制所取代。同时，新的希腊化城市遍地开花，从埃及、安纳托利亚到叙利亚，意味着有更多的神庙和公共场所需要希腊诸神与英雄雕像。

大帝国短暂一统后重陷分裂的无所适从、频繁的战争、激烈的东西方文化深层次碰撞，这个时代没有一种政治和生活元素是可以让人稳定与和谐的。在一个整体动荡的图景中，重回王权统治这种人类古老而熟悉的政治形式，又要求艺术作品有不小的规模。于是，希腊化时期的雕塑代表作有大气磅礴激烈动荡的，也有安静私密倾向个人化的，带着十足的创新，也有极端的写实，当然更不缺对古典范式的缅怀与追思。

《拳击手青铜坐像》Seated Boxer/Boxer at Rest，希腊化时期 Hellenistic，阿波罗尼斯 Apollonius 作品，约公元前100年，青铜 bronze。罗马国家博物馆马西莫浴场宫（Palazzo Massimo, Museo Nazionale Romano, Rome）。

希腊化时期最激烈动荡富于戏剧化的一类雕塑，通常被称为“希腊化巴洛克”（Hellenistic Baroque）。它们以组雕的形式，激烈地呈现一个故事瞬间。这种组雕几乎可说是希腊化时期的发明，像是将古典时代神庙建筑上的雕塑群像“搬”下来，但风格上要激烈许多，肢体扭转如蛇，情绪全部写在脸上，《拉奥孔》是这一类型雕塑的代表作。痛苦、死亡与战争的恐怖被很好地刻画与表达，比如《卢多维西的高卢人》（Ludovisi Gaul），展现了高卢首领战败杀妻之后自杀的一刻。

《垂死的高卢人》（Dying Gaul）与《卢多维西的高卢人》（Ludovisi Gaul），罗马大理石（公元1世纪或2世纪）复制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世纪）青铜雕塑，真人大小 life-size。罗马卡皮托林博物馆（Capitoline Museums, Rome）。

古典时代费尽心思保持面部克制，通过衣褶、动作去传递情感的方式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佩加蒙/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雕带上的高浮雕如喷涌的岩浆一般描绘了奥林匹斯诸神大战巨人族的泰坦之战（Titanomachy）。

佩加蒙/帕加马祭坛 Pergamon Altar，c. 200-150 BC，35.64 x 33.4米。柏林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 Berlin）。

凌厉的对角线构图、如逆时针转动的巨大旋涡式核心场景设计将这场宇宙之战中的胜利者与失败者的欣喜与绝望很好地架构其中，一些人物甚至溢出了雕塑的空间，进入观者的世界。这座祭坛的雕带分布与古典时代的神庙建筑不同，不在半空，基本与人同高。雕带上近乎圆雕的高浮雕浓稠而热烈地流入祭坛来访者的世界，一定会令在场者产生强烈的共情。

若论共情，《垂死的高卢人》（Dying Gaul）可能是希腊化时期最感人的雕塑之一。将它与阿菲娅神庙（Temple of Aphaia, Aegina, c. 500 BC）东西山墙上的两个濒死战士列在一起，便完成了从古风到古典到希腊化同一主题的清晰演变。

死亡不再被英雄化、理想化了。死亡是一件令人哀伤悲痛的事情，是一个所有生命都要经历的终极寓言。爱、沉睡、衰老、智慧、勇气等也被人格化，被独立呈现，而不是讲述某一个神话故事，似乎展现了某种与时代契合的哲学深度，从具体叙事中解脱出来。

《沉睡的厄洛斯》Sleeping Eros，c. 250-150 BC，青铜与大理石 bronze on marble，85.7 x 78cm。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佩加蒙祭坛雕带上演的天神大战与剥离故事背景的沉睡小爱神并不矛盾，同样，为了纪念一场具体海战的《胜利女神》也可以被看成“胜利”这个寓言本身。两千多年后，人们看到她，根本不需要去追溯她的来源和故事。她，就是胜利。

希腊众神尽管还被崇拜，也逐渐这样向概念化发展。人们显而易见地愈发关注现实世界。由于希腊雕塑史的技术积累到了最后的成熟阶段，超写实都变得没有难度。艺术家们可以随意多角度精准处理青铜与大理石中的人体解剖。我们从《拳击手青铜坐像》（Seated Boxer）看到拳击手满脸自然的带血伤痕；从《巴贝里尼农牧神》（Barberini Faun）看到醉酒的萨提尔因歪头受重力影响而表现各不相同的脸颊肌肉。

雕塑家们甚至从所有的神话、英雄、战士与运动员等古典传统题材中挣脱出来，表现最生活化的人与瞬间，比如《拔刺男孩》（Spinario）。毛躁的男孩不小心脚底扎了一根刺，坐在那里认真地想把它拔出来。多少天真在此被浓缩。

《拔刺男孩》Spinario (boy pulling a thorn from his foot)，希腊化时期 Hellenistic，公元前1世纪，高73厘米，青铜 bronze。罗马卡皮托林博物馆（Capitoline Museums, Rome）

大型的公共雕塑精彩纷呈，小型的世俗化雕塑则异常精致。西方艺术收藏史就肇始于希腊化时期，这意味着艺术作品有了私人市场。像《舞者》这样极其流畅自然地表现专业哑剧演员（mimer）的小雕塑，已经完全将古典时代所追求的对立式平衡（contrapposto）与衣褶凸显肉体的技巧眼花缭乱地多角度、全方位、动态式运用。

《舞者》Dancer，c. 225-175 BC，青铜 bronze，高20.6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