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野+易烊千玺，果然没让人失望

今年春节档，《奇迹·笨小孩》可能是最特别的一部，文牧野导演加上易烊千玺主演，已经足够令人期待。

这是文牧野在《我不是药神》之后拍摄的第二部长片，上一次他取得了30亿票房的奇迹，这次他要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在一座年轻城市的创业故事。

易烊千玺饰演这位名叫景浩的年轻人。他是非常踏实的演员，而文牧野导演则是个“会掐着秒表拍戏”的较真导演，他们的搭档会上演一场什么样的“奇迹”？

我们和文牧野导演聊了聊。

*我们将在文末抽奖赠送《奇迹·笨小孩》的电影典藏本。

✎作者 | 程迟

✎编辑 | 萧奉

《奇迹·笨小孩》开拍后的第一场戏是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在自己的手机店里修手机。

那是一段蒙太奇，景浩把一部手机仔细地拆下，然后每一步都拍摄一张照片，最后一张张挂在墙上，写好步骤，制作成拆机说明图。

景浩是这家拥挤、逼仄，但依旧井井有条的“好景手机修理店”的老板，他需要钱，非常需要。更具体地说，是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需要用钱——他只有20岁，和妹妹相依为命。他话不多，有些轴，很多时候似乎都带着些愤怒，因为他没有办法像修理手机那样把自己的妹妹修理好，挂在墙上的流程图就是他妹妹的生机。

景浩和妹妹在手机店。

易烊千玺和同组的几位演员在拍摄之前专门练习了一周拆组手机，“必须得有肌肉记忆，有时候得玩出花活来，比如用镊子挑零件的时候，镊子得转一下”，这是文牧野导演的要求。

文牧野的上一部剧情长片是《我不是药神》，创造了30亿的票房奇迹，让许多人发现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新方向。这一次，《奇迹·笨小孩》的故事发生在深圳。

筹备这部新电影的时间一共只有七个月，而上一次文牧野和团队磨《我不是药神》的剧本一共用了三年。所以这是一次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创作，文牧野需要快速地了解深圳，挖掘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大城市里的“笨小孩”

这是2013年的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062万；外贸出口总额3057.18亿美元，这也是深圳的外贸出口总额占到内地城市首位的第二十一年；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4.4万元，比上年增长了9.6%；这一年深圳降水的天数有129天，降雨总量达到2203.6毫米，比气候平均值偏多14%；一共有3.8亿部手机产自深圳，比2012年增长了15.2%。

深圳。/ Joshua-Fernandez

故事的主角景浩就藏在这些数字背后，这些数字和他若即若离——他是深圳千万人口中的一员，在高楼大夏构成的水泥森林中，经营着自己小小的手机维修店。他年轻且拮据，房东会在门口贴催租的通知，妹妹有先天性心脏病，一到雨天就因为气压低而气喘、咳嗽，所以每到雨天景浩都会有些担心。妹妹的手术需要三十多万元，他几乎每天都在发愁。

为了快速地赚钱，景浩卖掉了自己的店铺，贷了款，买了一批从海外退货的不合格的手机来做翻新机。他想着卖了翻新机，妹妹的手术费用似乎也刚好够了。这一切并不顺遂，本就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翻新机遇到政策打击，变成了违法勾当，眼见着妹妹需要做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景浩只能想别的办法。

饰演景浩的易烊千玺和饰演妹妹彤彤的陈哈琳。

如果看完这部电影，观众们就会发现，这部电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派的。但一部没有反派的电影应该如何拍得好看？

文牧野给出的答案是：生活就是基本的反派。对于年轻的景浩来说，妹妹的先天性心脏病是反派；那批到手的“废品手机”是反派；欠他钱的朋友是反派；偷他货物的人是反派；人们对他的不信任、轻视是反派。这些困难无处不在，就像空气包围着景浩。

文牧野把一个创业的故事引向了家庭故事，也就是景浩兄妹的故事上。观众们容易被情感和情绪牵动，而不是被更显性的戏剧冲突牵动。《我不是药神》是60%讲故事、40%讲人，这部《奇迹》则是40%讲故事、60%讲人。

文牧野和易烊千玺在片场。

易烊千玺是非常踏实的演员，而文牧野导演则是个“会掐着秒表拍戏”的较真的导演。文牧野和易烊千玺对于主角景浩的认知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时常需要去掐细节，比如某场戏是否需要掉那一滴眼泪，某场戏的音量是否需要提高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银幕里的景浩执拗、坚强，也有脆弱和无助，都让这个讲人的故事有了说服力，迅速地让观众们共情。

但这种共情靠的并不是“苦情”。导演没有在整部戏中让主角们有激烈的情感流露，所以我们看到的人物始终是克制隐忍的。

有一场戏是景浩追着跳上偷他货物的卡车，和窃贼搏斗，最后摔倒在地上。最后妹妹赶来，蹲在地上，和景浩对视。如果按照常规拍摄，或许又是一场兄妹抱头痛哭的苦情大戏，但《奇迹》没有这么做，汹涌的情感被克制地表达出来，效果反而更好。

《奇迹·笨小孩》里，汹涌的情感被克制地表达出来，效果反而更好。

另一场戏是即将破产的景浩冒雨去求问手机厂的定金。这场处于剧情转折点的戏，并没有出现“被主角慷慨激昂的陈词打动的重要人士决定给予主角帮助”这样的情节，景浩失败了。

他没有要到定金，他只能看着场子倒闭，他没办法赚到计划中的钱，他对不起相信他的朋友，他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妹妹。大雨中，景浩佝偻着背走向妹妹的模糊轮廓就是“挫败”的极好诠释。

观众们这时候才恍然想起来，原来主角是个20岁的年轻人，他承受得太多了。

幸福、谅解和爱

“如果你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你说你要创业，在别的地方大家可能不信，但如果你在深圳，大家是能够信的。”文牧野觉得深圳是刻板印象最少的一个地方，如果刻板印象是堵墙，那在深圳，它一定最薄。

导演文牧野。

在写剧本之前，文牧野并不了解深圳，只在之前作品宣传的时候去过深圳。这次为了写剧本，他前后两次来到深圳，待了一个月。他喜欢福田区，那儿既有CBD，也有城中村。它有高科技的发展，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气，偶尔看起来也有些“赛博朋克”。

文牧野在深圳看到的是一种“追求幸福的冲劲”，和很多“深一代”交流时，他发现，这些打工人当年在深圳努力地打工，现在孩子们能有机会上大学，有了好的归宿。这些“打工人”的形象，也被他放到电影中去了。

因为工厂噪音而听力受损的女工汪春梅，刑满释放的张龙豪，混迹在华强北网吧的刘恒志、张超……这些“边缘人”和主角景浩一样，都是“新深圳人”。

齐溪饰演的汪春梅。

这些人身上，都带着深圳“野蛮生长”时期的烙印。他们被伤害，也试图寻找自尊。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见过类似的“打工人”。他们虽然是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柱，是城市生态中的一环，但是他们基本上是被隐形的。在《奇迹·笨小孩》里，他们是帮助景浩完成奇迹，并且也在此过程中重拾自尊的人。

文牧野最喜欢的一场戏，是那场所有人都在的婚礼戏。这场八分钟的戏，有七八百人在现场，包含了十四场小分场。用文牧野的话来说，这段戏“没有情节，全是人物”。它是纯粹地属于电影的情境刻画，很多组人物关系在婚礼进行时发生，人物们都在奔向幸福、谅解以及达成爱。

文牧野最喜欢的婚礼戏。“没有情节，全是人物。”

看完婚礼的这一段，我们会发现与其说这部电影里这些人“想要成功”，不如说他们是“想要幸福”。整部电影在描述的都是平日里被忽视的他们的尊严。这些人可以努力地不放过每一个让他们跳脱出困境的机会，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是“不择手段”；他们会对身边的人施以善意的帮助，尽管自己也捉襟见肘；他们莽撞、粗砺，却也极为温柔。

飞速发展的城市更像是一座雨林，人们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有着巨大宽阔叶片的树木上，而很少低头去看见灌木、苔藓、昆虫、菌类植物……它们对雨林的生态非常重要，却少有人意识到。

文牧野做的，是把“雨林”中那些并不壮阔和炫目的存在描绘出来。

真正的奇迹，在个体之中

文牧野并不是那种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但是他爱电影。大一时候，他拍摄的作品被老师表扬，台下坐着140位同学——文牧野的成长经历中，获得这样肯定的机会并不多。也正是这次鼓励，坚定了19岁的他想要继续学习电影的信念。

本科毕业之后，他从长春来到北京，决心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他考了三年，才最终成功。因为有失败在前，所以到了后面几年，考研失败对他的挫败感就已经很小了。他就是一直拍，一直写，一直考。在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他已经拍摄过七部短片。

导演文牧野。

2011年，进入北电念研究生的文牧野与老师王红卫合写过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罗伯特·麦基<故事>的局部解读：“主控思想”的分析与应用》。麦基的《故事》是影视创作者的“圣经”，类型电影的基本规律和结构被麦基讲得很透彻。在这篇研究麦基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

……观众经常会在银幕上看到一类电影，它们总是无时无刻地宣扬着某个道理，它们的喋喋不休令观众非常反感。……在故事的世界里，大声呼吁是没有用的，它只会令观众起一身鸡皮疙瘩。优秀的艺术家一定要拥有哲学家的头脑，他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丑便有美，有贫穷便有富有，任何一种价值都是相对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十年过去，文牧野对于电影创作的认知，依然和念研究生写论文时一样。电影必须是真诚和人物先行的，空泛的口号和议题强行加在故事上，会让电影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