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源上的姐妹楼－邬达克的职业生涯在此走向新的高度

说到邬达克，他所设计的建筑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从其早期为代表的诺曼底公寓到后期的大光明大戏院、国际饭店或者是吴同文住宅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些建筑前后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特征也显示着他在设计风格方面的与时俱进。而在所有建筑中，真光广学大楼是邬达克职业生涯中建筑风格转变最为突出的一次，也为他在后来国际饭店中以德国表现主义为外，装饰艺术在内的建筑特点做出了极为成功的铺垫。

邬达克

01 广学会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最早可追溯至1877年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办会，当时的大会选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干事。

1829年12月5日，韦廉臣出生在苏格兰福尔柯克（Falkirk），他是七兄弟中的长子。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得法学和神学学位后，于1855年被伦敦宣道会按立为牧师，并接受伦敦会派遣和夫人伊丽莎白一同来到中国传教。他们早年的活动范围在山东和东北为主，因而在1871年在英国出版了《华北、满洲及东蒙旅行记》，并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头衔。1883年，由于身体原因，韦廉臣回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作为干事的他代表委办会和格拉斯哥圣教书会取得联系，并得到一笔款项。同时圣教书会认为学校教科书委办会的性质和作用太过狭隘，于是韦廉臣发起成立一个出版机构，其业务由原来的教科书扩大到包括基督教一般知识在内的各项文字事务，这个出版机构后来被称为“同文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从其直译就可以看出它的作用（在中国人当中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

韦廉臣像（1829年12月5日－1890年8月28日）

1887年11月1日，该机构在上海正式成立，韦廉臣自任总督办。英国伦敦和美国亚伯丁等地的基督教问询后也纷纷捐款以表支持，这些资金被韦廉臣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根据当时韦廉臣亲自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所述：该机构是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以中文为主要语种”，其目的主要可归纳为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在这之后还写道：

我们希望本会不干预圣经会、圣教书会、

学校教科书委办会或其他出版单位的任何行动。

从这些话语和宗旨再结合其中文的直译会名可看出，广学会寄希望通过保持“中立”，迎合了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规避基督教的心理，再通过书籍传播西方文化来潜移默化的传播基督教，影响上层家族的成员，并通过他们再影响中国人民大众，以达到让中国接受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目的。而事实也证明，这些书籍对清末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文书会成立5年后，1892年，该会在苏格兰的资助者用英文称呼其为广学会，到1906年1月同文书会决定将中文名改为广学会。韦廉臣于1890年8月28日病逝于烟台，死后与夫人合葬于烟台毓璜顶西侨公墓。他死后，在山西太原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出任广学会的总干事，并将广学会推向巅峰期。

40岁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出生于威尔士的一个铁匠家庭，20岁时进入神学专科学习，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并自愿到中国传教。他于1870年12月抵达上海，早年的传教经历也是在烟台，在那里他结识了李鸿章。1876年到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严重旱灾（丁戊奇荒），李提摩太也得到外国侨民的大量捐款及李鸿章的帮助，开始在山东及山西参与赈灾活动，借此传播基督教，他也是最早进入山西的三名传教士之一，由此在太原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区。通过赈灾活动，李提摩太又结识了如曾国荃、张之洞、左宗棠等一大批高官，并向他们宣传变法主张。1890年，李鸿章聘请他担任天津《时报》中文版主笔，借此机会李提摩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发表了200多篇评论时政的文章，之后就被中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推荐为广学会总干事。在他人生中接下来的日子里，广学会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李提摩太在广学会期间继续奉行韦廉臣的方针并将其发扬光大，他曾说：“要想感化中国，就没有比文字宣传更快的方法了。”这句话也成为广学会的会训。在就任总干事的当年，他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据调查，中国的上层人士（各地方官及乡绅）总计约有4.4万余人，如果中国想要富强就需要接受传教士教给他们现代化的事务体系。因此，为了接触这些上层人士，他还特别注意在科举考试期间，在考场发放宗教书籍。比如在1894年，慈禧庆祝大寿，加开了万寿恩科，广学会就在考场发放了1万册小册子及3000份《万国公报》。

1878年描绘的丁戊奇荒图，饥荒受难者被强迫把儿女给卖掉。李提摩太在这次灾情中尽自己努力帮助了很多灾民，《申报》将其作为西人赈灾的典范，同时也赢得了官员们的承认和支持，为其之后的主张变法和维新之举做下了铺垫。

另外在李提摩太时期，出版书籍和报刊宣传也是同样重要。早期的广学会书籍多由学校教科书委办会承担，从那时起就有相当分量的维新和改革书籍问世，如花之安的《自西徂东》（直译为中国从西方获益），主要宣言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李提摩太任总干事后，此类书籍也更大规模的被印制宣传，如李提摩太自己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梁启超就对此书高度评价为“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书中最佳之书也。”，又比如林乐知的《中东战记本末》、韦廉臣译制的《格物探源》、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花之安的《西国学校》等，这些书籍介绍了大量西学及当时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很多的上层人士。

李提摩太在上海，墙上挂着的是汉壁礼的像

在报刊方面，1889年林乐知从美国回来后，作为广学会最重要的宣传报刊《万国公报》也复刊，李提摩太就任总干事期间，《万国公报》从原来的侧重传教完全导向西学政治时事及变法维新等事宜的期刊，逐步被当时中国上层人士所赏识，成为近代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因该刊从7月份起刊载《朝鲜纪乱》(后改称中东之战)的消息和评论而销数大增，到1898年维新运动最高潮时期，报刊销量达到3.84万份，而4年前，仅为4000份。维新运动失败后，报刊销量便再也不复从前，林乐知去世后《万国公报》也就此永久停刊。

万国公报

除了《万国公报》，《大同报》也是当时广学会主推的报刊之一。《万国公报》的形式为月刊，因此在传递消息方面肯定是不如上海当时的各大报纸的。《大同报》不但有时事新闻、政治评论，还会刊登当时中国名人的肖像及题词，更会印制慈禧、光绪、众贝子肖像于插页上，相当于半个清廷杂刊，所以从清廷贝勒、军机大臣、总督、巡抚到各省中上级官员人手一份，销量也是十分稳定。但是由于和清廷阶层绑定极深，到辛亥革命之后就一蹶不振了，1915年也改为月刊发行，2年后停刊。

正因为通过书籍和报刊的宣传，使得李提摩太和中国上层人士走的更为接近，尤其是改革维新派。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在这些重大事件中也尤为活跃。但这里要指出的是，李提摩太的所有改革及维新主张都是以当时的帝国主义利益为出发点的，当时的中国改革派始终是一个工具。比如，戊戌变法期间，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当时伊藤正在出访中国期间，变法派官员于是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然而当时的伊藤博文早就看出中国的变法是很有问题的，他意识到光绪的变法过于急躁，并没有得到权力的完全支持，并且变法派排斥伊藤认为更高明的李鸿章，种种迹象表面这次变法并不会顺利，所以1898年9月18日，伊藤博文在北京见到康有为时，非常敷衍后者。另一方面，正如伊藤博文所料，保守派很快密奏慈禧请求后者出来干预此事，于是慈禧于9月19日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和光绪谈论伊藤之事。此时的康有为赶紧走访李提摩太希望他请求英国公使相助，而始作俑者的李提摩太则表示无能为力，还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即中美英日四国将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交给一个“百人委员会”来管理，建立一个比现在欧盟更紧密结合的联邦，藉以对抗俄国。而这可笑的建议于20日，21日连续两日上书光绪，此时的慈禧已返回紫禁城内，并获知此事，深感事态不妙，当即发动政变，停止新政重新训政，变法就此失败。

1911年春左右李提摩太全家图，正中老者为李提摩太，

此时清王朝已是大厦将倾，此图也是十分应景

李提摩太去世后，此时的中国已经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事宜，时局也愈发不稳定。此时的广学会就不再过度刊发政治相关性的书籍，而是专出基督教书籍和报刊为主以布道之用。比如《女铎报》、《福幼报》、《紫晶》等宣扬基督教的报刊，30年代后又推出《女星》、《平民家庭》等平民类读物，书籍也是分为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此时广学会出版的读物开始出入于寻常百姓家中。正如它在50周年纪念刊中所述：“凡识字的中国人，都有可能阅读广学会的刊物。”

《福幼报》

02 中华浸会书局

中华浸会书局（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也简称浸会书局，在海外华人中也被称为中国浸信会出版社。在帖威林牧师的《浸会书局四十年来之工作》中所述，成立书局的理想，来自于在纽约的华侨陈锦胜牧师，陈锦胜是广东南海人，因为家贫被卖到古巴，从事制造吕宋烟手作，后转往纽约在烟厂做佣工。传言陈锦胜在纽约街头闲逛之时，在一位女信徒的手中得到了一本小册，他仔细阅读后于是信了主。他在浸信会接受了洗礼，信道之后有感吕宋烟害人，于是转往纽约第五十二街浸信会当堂役，其后潜心学道，并决志献身传道工作，于是返回中国开始布道。在返回中国之前，他前往了费城的浸信会书局进行了参观，也令他大受启发。在广州传福音时，他深感在中国浸信会没有像美国总部那样拥有完善的文字出版机构，而他信主的经历使他比很多人更知晓文字事工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因而他多次呼吁在华差会能够建立书局，创办刊物，更好地在华宣教。他为这件事祷告了好多年，但是直到他去世的1891年，这个愿望仍旧没有得以实现。

4年后，也就是1895年，湛罗弼（Robert E. Chambers）被差派到中国两广地区从事宣教工作。初期湛罗弼主要在梧州从事传教工作，由于当时梧州民风较为保守，士绅极端反对基督教，因此初期的传教工作进行的十分困难。后来随着反对呼声逐渐降低，梧州的教务才得以发展。在这期间，湛罗弼也和陈锦胜有着相同的想法，开始着手构建规划书局的成立工作，期间也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全国浸信会及美国方面积极沟通，以确保取得支持。1899年，他邀请南、北浸信会的一些传教士在广州召开董事会，决定向差会和中外信徒集资，成立美华浸会书局，其董事会成员皆为传教士组成。1902年，书局迁入广州沙面新建之房舍。成立之初，德国礼贤会差会的真宝堂书局并入浸会书局，真宝堂的技术工人李会珍在浸会书局负责印刷业务，在他的经营之下，书局的业务逐渐扩大。到1910年，浸会书局已有资产10万银两。

湛罗弼（Robert E. Chambers，1870 —1932）

1915年，浸会书局在湛罗弼的策划下，在广州市中心购地建楼，名曰“光楼”。在此阶段，其规模也继续扩增，除去一战时期，由于金融通缩，物价飞涨，书局遭遇困难外，其余时间都在继续扩大出版业务。其出版的书籍主要以基督教书籍为主，尤其是以出版《圣经》及《圣经》相关书籍作为主要任务，曾陆续出版文言、官话、广潮客三种土白的《新约全书》，四福音单行本，文言官话的两约合册，讲台上所用的大部《圣经》。赞歌则是书局历年印刷最多的一类，根据1927年《真光杂志》的统计：福音圣诗、琴谱和小本圣诗约已出至 20 万册; 赞主诗章 5 万余; 山东颂主诗集 5 万余; 颂主诗编数万; 国语赞美诗有几千。除了这些书籍以外，还会刊印时局类的书籍，如《爱国忠言》、《中国今日之所需》等，卫生类、故事类、传记类的书籍也不少。到1927年为止，根据统计，书局历年出版书籍共有332种。

《真光》杂志

与广学会类似，除了书籍刊印外，报刊也是一大抓手，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月刊《真光》。它于1902年问世，原名《真光月报》，1906年后更名为《真光报》，1917年后改为《真光杂志》当时为半月刊，1923年后又改为月刊出版。其宗旨是

“藉以通教会之消息，发真理之辉光，

旁及各国新闻格致杂说，

凡此益人智慧、加人信德，

未必无小补云此布。”

因而报刊内容上包括论说、故事、教会新闻、时事新闻等。篇幅方面和其他基督教刊物相比都要大，刊载宣传基督教内容的文章也较多，对卫道所做的贡献令其他同类杂志望尘莫及。1927年，曾郁根的《二十五年来之两广浸信会概观》一文中这样评价《真光》：

“称真光为教会之王者有之，称真光长于辩驳，

有卫道的热诚者有之，

真光乃由少数人赏识变为大多数人欢迎。

因此

1924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筹备全国基督教杂志，

征求同道的意见的答案，以爱阅真光者居最多，

真光乃在教会杂志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凡是教会中人，差不多都知道本国有一份杂志，

命名真光。”

而《真光》取得的成功，和主笔是密不可分的。刚成立之初的，《真光》由湛罗弼任主撰，协理编辑为陈禹庭。1918年7月之后，张亦镜（原名张文开）重任该杂志编辑，1920年，经书局董事会议决，湛罗弼不再担任主撰，《真光》从书局书报部独立出来，交由张亦镜全权办理。张亦镜属于辩才，在20世纪初的几次有关基督教问题的论战中，他接连着文批驳对方。《真光》也因此成为基督教内畅销的刊物之一，根据统计，《真光》初时的销量在400－500份之间，随后逐年增加，1915年增至1500－1600份。到1925年，销量总数达4500份。在搬到上海之后，由于当时张亦镜已离职，于是湛罗弼多次希望张能够重回《真光》，主持大局。几经商谈后，最后双方约定，此后《真光》的言论记述，都归张亦镜全权办理，可见他在当时基督教内的影响力。张亦镜也十分看重书局对他的倚重之情，在上海真光大楼营建之时，献出全年年薪。在1936年，浸信会来华百年庆典上，他也被推举为“百年对浸会事业最有贡献的一位”。此时，张亦镜已离世5年了。

张文开，号亦镜（1871～1931）

除了《真光》外，《主日学》也是书局力推的报刊之一，其内容主要以万国主日学课本为标准，印制教员季本、高级季本、初级季本、经文单张、初级单张、启蒙单张、大小画片、挂壁图画等。销量也甚广，1918年就达到了1.2万份。除此以外，《新东方》、《恩喻周刊》也分别面向时政和学生群体，都取得不俗的销量。也正是由于这些书籍及报刊，使得美华浸会书局是一所在中国近代史上历史出版最多的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之一。在1925年之前，它一直是华南地区基督教文字印刷业独树一帜且领军地位，对当时当地的基督教传播、中西文化交流、印刷业改进和社会改良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一切随着1925年6月23号的沙基惨案发生而发生了转变，由于英殖民者开枪镇压中国百姓，造成严重伤亡事件，全市举行了大罢工以示抗议，书局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董事会于是遣散工人，变卖印刷设备，将书局迁往上海继续经营。其实早在1921年，董事会就已经开始观察时局，觉得上海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有必要在上海逐渐发展浸信会的文字事业。于是在当年，威林士牧师前往上海筹划此事。1922年7月，就在上海设立一编辑部负责编辑少年团季本和《主日学》师范科的书籍。1923年，在当时的北四川路开设了书局营业部。这些铺垫也为1925年，书局能够迅速从广州转移至上海做了充足的准备。来到上海后，将美华二字改为中华，正式改为中华浸信会书局，书局则搬入协进大楼办公。

浸会书局出版的主日学教材

03 邬达克与表现主义

广学会初创时先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租屋办公，不久办公地点迁至江西路和蓬路（今塘沽路）等处，其规模都很小。1905年迁至河南北路，开设发行所，门面上有“新译书籍”和“时务要书”两联为广告。1908年英国地产商汉壁礼（T.Hanbury）出2万银两，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口建造三层楼的办公用房。到了1930年，该楼已经不能满足广学会的规模，因此需要另寻地方建造更大的新屋，恰时浸信会也需要建造自己在上海新的楼房以容纳在沪所有浸信会组织。于是双方决定共同寻找地方盖造新屋。

在四川北路时期的广学会大楼

为兴建大楼，浸会书局投资38.5万两白银，广学会投资35万两白银。新的建筑将由当时小有名气的邬达克来设计，此时的邬达克处于事业的发展期，1925年1月在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后，先后完成了宏恩医院、四行储蓄会大楼等大型工程。尤其是四行储蓄会大楼的建成，成功吸引了中国高层人士的注意力。另外由于邬达克个人身份的原因，他不属于在华享受治外法权特殊待遇的外国人，此时奥匈帝国的解体也让他即使和华人客户爆发争议，无论是会审公廨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法庭都不会对他做出有利的帮助。因此，他和另一个来自于奥匈帝国的设计师鸿达一样，都需要小心谨慎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需求。同样，这也为邬达克带来了大量中国客户的需求，因为如果双方持有不同态度，邬达克必然处于下风。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使得邬达克打开了华人的市场，反而在上海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邬达克的成功除了他个人身份特殊的原因，才华和善于学习也是重要原因。翻看邬达克留下来的手稿会发现，有些建筑方面的细节，比如工程耗费、建筑材料、家具摆放等他都会亲力亲办。邬达克的女儿阿莱莎.邬达克后来回忆父亲曾说道：“比起当建筑师，我觉得自己更像一名工程师。”在学习方面，邬达克总是关注着建筑界的最新发展，在他的事务所里订阅了大量来自欧美的建筑月刊，比如美国的《建筑实录》、德国的《营造大师》等。这些杂志让他清楚的认识到欧美主流的建筑风格是什么样，也将其中可参考的部分运用于自己的建筑设计中。除了杂刊的帮助外，邬达克也是十分喜欢在旅游中亲身感受建筑的特性。

1930s的邬达克

邬达克亲手绘制的家具草稿图

早在其大学期间，邬达克就到访过德国、意大利。随着20年代他在上海的事业逐步稳定后，他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带着家人返回欧洲，以此躲避上海酷热的阳光。在这期间他先后去了德国、匈牙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美国。其中德国的次数是最多的，这可能是由于其妻子的德国血统的关系，他的女儿阿莱莎也是在德国的慕尼黑出生的。当时的德国正在经历着表现主义运动以致力于唤起人们对哥特文化的记忆，通过全新的价值观、国民性，以此寄望创建一个新的社会。

邬达克在旅行中的一些速写

在德国表现主义中最为突出的元素，就是其立面的垂直处理并装饰有凸柱的特征，还有就是在德语地区最为常见的尖拱特征做了全新的尝试：去掉它原来的结构功能，并将其利用到窗户、门框、拱廊处。另外就是在砖砌型建筑中，运用深色的面砖和浅色石材，通过这种材质反差来加强现代感的塑造。这种全新的带有民族色彩感情的建筑风格，让邬达克印象深刻，这些细节也将运用到后来的广学真光大楼之上，甚至在之后的国际饭店和德国新福音教堂的外部特征中，能发现更为成熟的运用。而在当时的美国纽约，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向天空探索的挑战，一栋栋摩天大楼正在不断迅速崛起，从而成为美国的代表性建筑，这些建筑也让邬达克大受启发，甚至他还在之后亲手设计了一栋在外滩的摩天建筑，不过由于战争和地质因素并未修建。可以说，20年代末期的各种旅行对邬达克之后的设计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让他在进入30年代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多变。

在法国杂志《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上邬达克为招商局设计的在外滩的40层巨厦

为日本轮船公司NYK Ship Company设计的外滩巨厦

在接到广学会和浸信会的委托后，邬达克开始了自己的设计。整个建筑被设计为姐妹楼，广学会大楼大门靠虎丘路而立，而真光大楼则靠圆明园路而立。大楼的整体风格充分借鉴了德国表现主义的精髓，大楼的整体框架和样式和保罗.博纳茨（Paul Bonatz）于1925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设计的大楼大体相似。在外墙方面，之前提到的立面垂直处理并带有装饰的凸柱和尖拱显露无疑。在真光大楼一侧，主要壁柱位于框架柱及每个完整柱距正中的位置，将竖向的窗带分为每两组一列，截面顶端为皇冠形；次要的壁柱则是两列窗之间的窗间墙形成，更为细长，截面顶端为三角形。

真光大楼

在尖拱特征运用中，真光大楼顶楼部分的窗户就呈现此特征，在广学楼大楼的正中部分的几列窗则统一在一个石材饰面的巨型尖拱之下，此特征更为突出。在室内部分，广学会董事室的设计部分中，其天花形式也带着尖拱般弧线，房间入口的门套则完全采用尖拱的形式。之后的1931年的修改图中，这一部分的屋顶又被继续推高，使得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广学大楼一边门口的尖拱形式

Paul Bonatz作品，杜塞尔多夫Stumm-Konzerns的行政大楼，邬达克的真光大楼与其有诸多相似之处

另一栋参考对象来自于Hermann Höger，位于汉堡市Besenbinderhof街道的卫生大楼，整体轮廓与二次修改的真光大楼大体相似

在外墙的砖砌立面布局方面，表现主义的特色也一览无遗。邬达克主要参考了弗里茨.赫格（Fritz Hoger）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智利屋”，在当时就被各方报道，在广学真光大楼的外墙上和他后来其他的表现主义建筑上，明显可以看到赫格建筑的身影。整个建筑立面材料使用的就是赫格的经典材料——深色耐火砖，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深色的面砖和辅以浅色石材，面砖勾缝为白色。这种材料不会因为温度变化或者湿度变化而变形，是十分适合上海的建筑材料，因而在大楼两面被铺满使用。

垂直张力

除了以上这些表现主义的特征外，真光广学大楼的垂直张力也反应出一部分美国城市形象，这可能和邬达克在美国之旅有关也可能和他刚刚加入事务所的弟弟盖佐.邬达克有关。盖佐曾经在美国纽约一段时间，他比邬达克要更为熟悉纽约的建筑特性，因而在这其中他也可能出过不少力。

04 开工典礼和开幕仪式

1929年，随着老的兰心被出售，旧址很快被拆除，此地也被广学会和浸信会看中，准备营建自己的大楼。1930年3月，两家的具体方案已登报刊出，从现有信息来看，最初的方案和现在看到的远不相同。真光大楼最初的设计方案为7层，整体立面依旧是为德国表现主义为主，顶部区域和现在相差比较大。原本的1层为书店，楼层整体部分被书局各部门所占，2层部分或全部将会是沪江大学商学院所用，6和7层将被用以安置饭厅、厨房和服务室。

1929年10月6日《China Press》报道旧兰心被拆除的景象

1930年的初期真光大楼设计图

1930年9月11日，真光大楼行动土礼，建造者为洽兴营造厂。整个仪式于下午三点开始，到场为书局各级职员及中西来宾50余人，书局主席、《主日学》主编、《真光》编辑代表、沪江大学代表等依次上台发言，以表大楼动土顺利之意。到年底之时，整个建筑完成了底层混凝土浇注。1931年两栋建筑依次做出了修改，并将楼层都加高，并使得两部分楼房两翼能融合的更为自然。1932年3月，两栋楼基本竣工。广学会于5月18日为新建筑举办了开幕典礼。

真光大楼初期建设情景

仪式于下午4点30分开始，第一步就是安放牌匾，并回顾了广学会的发展历程。之后在牧师的祈祷后，进入休息时间。之后移步李提摩太纪念厅继续举行，主持人在简短的发言中阐述了建楼的艰辛及困难。之后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登台发表演讲，并对李提摩太对中国教育事业和维新派的合作作出了肯定，之后还感谢了那些在中国作出贡献的外国人，如赫德等人。演讲后，整个仪式在李提摩太堂结束。

广学会的设计效果图

两栋楼最终定格皆为9层。广学会底层为书店，七层为员工宿舍，八层为办公区域，九层为董事室及大阅览室，中间各层则为出租区域。据资料显示，大楼曾经进驻过广学会、福音广播电台、伦敦会、中国征信所、苏格兰圣经会、青年协会书局、中国国民拒毒所等组织，同时还有各电影公司部门，以及大量各类商行。

广学大楼

真光大楼底层为浸信会的出版部门和零售部门，二层至七层为沪江大学的商学院和浸信会的其他部门，8层9层为邬达克事务所。这栋楼的诞生也将邬达克的职业生涯推进到新的高度，在完成该建筑的设计后，邬达克转变为一位追求新建筑风格的建筑师，对现代风格的发挥亦更加自由。此时事务所也发展至鼎盛时期，同时雇佣了64名人员，他在此一直办公至1947年离开上海为止。

1933年7月行名录中显示邬达克事务所地址—真光大楼8楼

邬达克在圆明园路的办公室

解放后，广学会与其他三个基督教出版社联合成立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联合书局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在教内有一定威望，因此一时声势颇盛，出版过不少书籍。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开始，联合书局的工作日益艰难，1966年8月，随着破“四旧”发生，联合书局成为首要目标，招牌被砸烂，书籍也被销毁，最后被封闭。而浸会书局则迁至香港，保留至今。广学会大楼在解放后也先后入驻过文体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上海兰生旅行社等机构。真光大楼则由房管部门管理。

在香港的浸信会出版部

2008年，广学真光楼作为洛克.外滩源项目的一部分得到了改建。改建工程于2008年开工，2013年竣工。今日，外滩源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新的地标性建筑群，昔日的上海城市发展的开端，而今蜕变为融合历史、艺术与商业的前沿社群，以全新形象守护并续写上海的城市记忆。而真光广学楼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维护之中，希望这栋见证邬达克职业生涯辉煌时代的建筑能早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美景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