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chitectural Review：城市规划可以打破单一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模式

城市更新似乎常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它以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再生实践压制了个人精神。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倡导以规划为主导的“家长式”城市规划模式，而城市理论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健康的城市是有机的、自发的、不整齐划一的”。这两种理念所谓的“对立”已经是老生常谈。

事实上，这种二元对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的执行主体和过程可以相互协同，战略性地塑造城市面貌并为社区赋能。另外，它忽视了两者各自的局限性：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可能会消除地方特色，而完全依赖社区层面的城市规划模式在建造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公共空间连通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难以形成合力高效解决问题。

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消亡（Death of cities）”反映了公共、私有和公民资本的缺失。这些资本共同为“城市的渐进、持续和紧密变化”提供了支持，也是实现多元经济模式、社区融合和包容性发展的本质所在。然而，城市面貌正在逐渐被私有资本所主导。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产资金的全球化特质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意味着投资者的商业利益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的角色正在比肩城市规划部门。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德克萨斯的一位地产大亨（业余是一名DJ）可以在伦敦Brixton拥有一个非露天市场的一半所有权；由于日益上涨的租金和大规模的开发规划，他陷入了与当地居民的冲突。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图源：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另外，这也解释了联合国适当住房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Leilani Farha女士为什么特别点名美国私股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的商业行为，并严厉指责“大量企业成为房东，严重损害了租户的安全权，加剧了全球住房危机”。黑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所有者，旗下子公司The Arch Company以15亿英镑从英国国营铁路公司Network Rail购入了数千个拱形铁路空间，面向英国的小型企业出租。日益高涨的租金和“强行驱逐”是The Arch Company的典型做法，Farha谴责道。

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念提供了一系列开放的空间，也是城市社会“净化”的蓝图。©Shutterstock

面对当前高度商业化的环境，政府机构不应退居为去势的旁观者。在英国，由于中央政府的资金有限，公共部门更加依赖于私有资本为民众提供经济适用房，或诉诸众筹等方式为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然而，公共部门仍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作为强有力的斡旋方提升社区福祉。

半个世纪以来，纽约一直借助私有资本为市民提供城市公共空间。从密斯·凡德罗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的广场汲取部分灵感，纽约市政府通过了《1961区划决议》，激励私营开发商在私人地块打造公共空间，以此置换额外的批准楼面面积。此政策实施后，纽约涌现了广场之间高楼林立的景象，也呼应了勒·柯布西耶“公园中的塔楼（towers in a park）”理念。这些私有公共空间（POPS）受管于政府部门颁布的设计指南，后者规定了空间朝向（不可朝北）、规模、与街道的关系和座位设置（明确了6种座位形式，包括单人座椅、长椅、固定或可移动坐位等，需从中至少选择2种座位类型）。

密斯·凡德罗 ©Irving Penn

西格拉姆大厦 ©Ezra Stoller

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整齐的广场更像是过去的公共空间；纽约市广场计划（NYC Plaza Program）则寻求在城市中打造新的活力社交空间。

这种公私折中的方式孕育了一些独特的口袋公园，如曼哈顿的绿亩公园（Greenacre Park），但同时产生了特别多平淡乏味的空间，和一些通过入口和标识设置限制公众进入的名义上的“公共空间”。另外，由于土地价格变幻莫测，各个区域之间建造的私有公共空间也差异明显。例如，曼哈顿新增了300多个私有公共空间，而在面积更大、经济没那么发达的皇后区却只有2个。

绿亩公园（Greenacre Park）图源：网络

2007年，响应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提出的目标——为所有市民打造“10分钟步行圈”内的优质公共空间，以及依赖这项倡议带来的私有资金，纽约交通部门（DOT）制定了纽约市广场计划（NYC Plaza Program），致力于与社区团体合作，收回被交通网络所占用的街道并将其转化为公共空间。通过竞争流程，有一个社区群体获得了DOT设计和建造的一处公共空间，设置了花岗岩石块和可移动座椅等设施。

纽约市广场计划（NYC Plaza Program ）支持下营造的一个公共空间 ©Alpa Depani

通过这个计划，城市能够利用当地的智慧，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公共空间，助力每一个成功的机会；在公共资源特别紧缺的时期，城市可以剥离对公共空间的管理和维护，而无需与商业利益绑定。在过去十多年，纽约市广场计划一共交付了接近80个新的公共空间。在皇后区的Jackson Heights社区，一条旧的公交车道被改造成多元广场（Diversity Plaza），成为了 “文化、社区和活力的中心”，用前市长Bill de Blasio的话来说。

多元广场（Diversity Plaza）图源：网络

在伦敦，Waltham Forest区议会发起了“场所营造（Making Places）”倡议，以凝聚当地智慧来改善公共空间。与艺术机构Create London合作，Waltham Forest区议会邀请当地居民推荐行政区内需要改善的各类小型空间。公园、街巷、墙体，各类场所纳入到了同一计划下，反映了凝聚力和公平性，解决了现有公共空间未跟上新发展的棘手问题。当时选定了20个场所（每个选区一个），以此为基础发起了一项无门槛限制的设计竞赛，吸引了近300份设计提案，充分反映了这类议会倡议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它为新锐事务所/设计师参与当地政府城市规划提供了一种低风险的方式。

政府机构（自上而下）与社区团体（自下而上）的合作除了惠及公共空间项目，也为新的住房模式（社区土地信托住房、自建团体住房等）提供了重要的关系支持。大伦敦区政府（GLA）的“小场所、小建造商（Small Sites, Small Builders）”计划将一系列小型公共场所的建造委托给了小型开发商、住房协会和社区组织。位于Tower Hamlets区的Lark Row就是其中一个场地，当地的自建团体Squeezed London正在将其开发为经济适用房。

Lark Row项目手绘图 ©Squeezed London

在伦敦北部的Enfield区，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Naked House与议会合作，在议会持有的旧车库场地开发了22套住房，造价是市场价值的70%-80%，优先提供给在当地工作或居住的市民。这些住房在模式上进行了创新，提供了一个适于居住、高度灵活的框架，未来居住者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个性化设置。此外，减少了内装设施，以降低造价；采用了定制化理念，以营造一种社区感，反驳“住房是现成商品”的观点。Naked House委托OMMX工作室设计的首批住房近期刚获得规划许可。

OMMX工作室在伦敦Enfield为Naked House公司设计的首批住房 ©OMMX工作室

在英格兰，城市更新形成的自上而下模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地方规划（Local Plan）制度，它要求所有地方政府机构以15年为一个周期，预测未来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速度和高度。这种预测行为非常直接，但《地方规划》可以以一种突出地方特质和背景的方式来编写。简·雅各布斯对“街道之眼（Eyes on the street）”的发现，以及活跃街道营造安全感的方式，可以从《国家规划政策框架》中窥见一二。该《框架》规定政策要能够实现“社区内和社区之间步行和骑行的便利，打造活跃的临街界面”。随着非传统住房模式越来越普遍，政府机构可以编制更具针对性的规划方案来鼓励其发展。

市政机构在制定城市发展愿景方面依然发挥着关键的职能，尽管在执行层面正在逐步让位于资本的力量。城市规划不一定要局限于自上而下模式，社区资源和政府计划可以结合起来，以全新的方式提供更多样化的基层解决方案。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更加细致化的城市场所营造，在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合力，实现不受商业利益驱动、体现公平性的城市规划管理。

信息

策划：周三霞

翻译：果果
编辑：混沌

图文来源：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Alpa Depani

由全球设计奖项研究所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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