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珍丨刘畅刘梦雨：清代“洋青”背景下匠作使用普鲁士蓝情况浅析

在清代以来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中国营造业匠作领域的材料、工艺也发生了潜移默化，并屡屡受到材料价格和特性不同的影响而此消彼长。本文简要梳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和西方世界中蓝色颜料及其贸易和变化的蛛丝马迹，试图映衬出西方发明的“洋青”和普鲁士蓝颜料在中国清代中晚期使用情况的初步端倪。

清代“洋青”背景下匠作使用普鲁士蓝情况浅析

刘畅刘梦雨

从山西乡村小庙脚手架上彩画匠的大小容器，到广东外销画画匠的工坊，从精通“工巧明”的僧侣的寮舍，到紫禁城内务府造办处活计各作的案头，中国古代营造业匠作所使用的颜料——包括天然矿物颜料与人工制备颜料，同样也包括各类天然染料——在稳定地延续了千年之后，在清代中期之后悄然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动力则是西方18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新颜料的发明。以典型案例、案例汇集及其时空分布等问题为着眼点考察典型颜料的使用情况，正如观察水中的墨滴，生动地表现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运行过程中的接纳与排斥、缓急与规模、延续与停滞，映衬出古代交通路径、经济规模、文化特色等相关情况，是解读物质文化历史的重要角度。本文选择中国从海外进口的蓝色颜料为讨论对象，进而留意普鲁士蓝这一较为特殊的蓝色颜料——它发明于1704—1707年，兼用作染料，盛行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并领先于下一个重要蓝颜料发明约一个世纪。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尝试结合现有历史文献和实验室素材展开初步分析、引发讨论。

1 问题的提出

蓝色，古人往往以“青”字称谓，是中国古建筑装饰色彩中难以或缺的一员。值得玩味的是在一些现存建筑彩画中青色缺失并代之以灰黑，而在另一些建筑中青色则毫不吝惜地大面积敷设。无论上述现象中的哪一种，现存案例均不鲜见。对比之下，外来西方蓝色颜料对于中国传统艺术题材和色彩搭配效果的影响也便成为值得注意的课题。对于这一研究缘起，本文先选择三则研究者曾专文论述的案例略作展开讨论，讨论的目的则在于引发新材料的发明与传播对装饰艺术效果影响之话题。

1.1 瞿昙寺中的灰黑代青彩画

图1 青海乐都瞿昙寺钟鼓楼内檐灰黑色调彩画局部

“灰黑代青”比较早的案例首推青海乐都瞿昙寺。现有研究表明，瞿昙寺现存建筑彩画总体上可以分为早晚二期：早期彩画为明代初期创建寺庙时所成；晚期彩画为清代重绘。早期彩画中，以大钟楼、大鼓楼为例，“整个彩画的画面用色以黑、绿为主，叠两道晕，构图元素或相邻构件黑、绿相间，或相互串色。可以看出，此处与北京地区所发现的明代彩画的最大不同在于用色上，这里以黑色取代青色的地位，而其他方面并无太大区别。”（图1）。

与此同时，瞿昙寺隆国殿中，不仅采用黑绿色彩搭配，“构图、设色、叠晕和组合的方式与大钟鼓楼大致相同”，而且“在画心的如意头或石榴头以及岔角的画心等局部用黄色，虽未贴金，但类似‘点金’的效果”。

上述两个现象共同暗示出瞿昙寺建寺之初物料之匮乏、经济之拮据。不过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明代匠作惯用的青色颜料石青，确实是价格不菲的。如山西高平资圣寺后殿明间西立柱上部题记“重塑金妆正位大/佛四尊香花菩萨四位护善神二位并油门窗格子香炉供桌七□后墙揭砙正脊五间舍财施主李志成施银二十两李登仕施银十两常国兴施银十两（下略）黄□艳施银五两孙宪施银三两李自成施银二两李□□施银二两东宅赵士□施石青五钱（简写）油匠王朝相施银五钱纠首孙□秋同男孙继善孙孙小营仝立/ 丹青王□宾王□□王□仁/ 崇祯三年岁次庚午（1630年）”。文中捐赠石青的赵氏，次序排在捐赠白银二两和五钱之间，或所捐赠“值银五钱”，反映当地石青是一种昂贵的颜料——参考万历年间《工部厂库须知》的记载，青色颜料价格总体上比绿色高一个数量级，捐助石青者或即因此得以题名如斯。

此外，当时可能替代石青的材料——钴蓝玻璃颜料（Smalt，为区别于其他人造钴蓝颜料，下文中统一称为“钴玻璃粉”）等，同样相当稀缺并存在与油脂等混合使用后易于老化褪色等种种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瞿昙寺大钟楼西北梢间内檐额枋之上，留存有游人题记，记年“……大明嘉靖年岁次甲申（1524年）六月初一日”。这个时间距离宣德二年（1427年）创建该建筑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距今近500年。然而考虑到建筑彩画并无重叠绘制的痕迹，学者认定此即始建彩画面貌。这个判断至少可以把青海地区建筑彩画中青色颜料昂贵稀缺的历史推至15世纪早期。

1.2 镇国寺天王殿中的灰黑代青绿彩画

图2 山西平遥镇国寺天王殿内檐灰黑色调彩画局部

山西平遥镇国寺天王殿中的灰黑色调彩画最多地保留在室内部分，可大致定义为“墨线小点金旋子彩画”。明间东缝前乳栿下皮保存有题记“（正向）扶梁功德主曾祖闫贵兵祖富登、斗父国玉、定、然、文、武己身光旺、智、达、福、禄、卿、利、仲男文炳、威、魁、宰、鼎、汉、都世公、成、忠孙子唐、虞、英、富、尧、太、贵、禹、龙、□ 子章、宁、财、荣、金、豹、谦、川、达、壬、则（反向）施银壹拾伍两大清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吉”。考察现存彩画和保护屋架题记及其叠压关系，可以判断绘制时间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与“扶梁”工程同期（图2）。相同类型的彩画比较完整地存在于寺内的观音殿、地藏殿内檐，局部保留于三佛楼驼峰、神台侧面，以及万佛主尊神台侧面。

这个案例将“灰黑代青”的做法拓展为“灰黑代青绿”，并在此基础上拉白、点黄；同时更具深远意味的是，“乾隆二十九年”的题记可以确凿证明山西中部蓝色颜料匮乏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1.3 镇国寺三佛殿的青地栱眼壁

图3 山西平遥镇国寺观音殿外檐栱眼壁彩画局部

同在平遥镇国寺之中，观音殿外檐栱眼壁彩画的青色地色熠熠生辉，形成与其内檐大面积“灰黑代青绿”做法的强烈反差（图3）。现存的三通碑记则可以大致解释上述反差的原因。

第一通碑记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郝同村镇国寺重建东廊碑记》，言及补修观音殿殿宇、重妆神像等工，其中“不逾年而殿宇辉煌，宝象如故”等语说明当时的工程涉及油饰彩画和彩塑。配合天王殿乾隆二十九年的彩画工程，殿内大量“灰黑代青绿”的做法或即这次工程所成。

第二通碑记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镇国寺第二碑》。碑记中说到“而复令设色之工施以藻绘，事既成而犹有余力，乃分葺其东西廊……自丙辰岁始，凡经营二十余载，而后所谓‘镇国寺’者至此而焕然一新。”作为参考，与观音殿东西相对的地藏殿中，地藏殿内明间后平槫串底附板上保留一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扶梁”工程的题记，此外更有“ 嘉庆二十一年后施银叁两谨志誌”题记，印证了嘉庆末年的彩画工程。于是可以理解为，36年前的内檐彩画得以保留和稍加粉饰，仅在四架梁朝向明间一侧覆盖了青绿旋子彩画。

第三通碑记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补修镇国寺并九间庙碑记》。文中有“虽然经营数载，土木之工虽具，绘画之事未完，本欲次第兴作，告厥成功，无如饥馑薦臻，起派维艰，为之停工者数年。今幸而岁值大有，四外募化亦源源而来，因而续成前功，缺者补之，旧者新之，丹者金碧，东西掩映，焕然改观”等语，可以对应观音殿外檐栱眼壁上的蓝色颜料——最早发明与应用时代为1826年至1827年的人造群青，外檐彩画则借助廉价的新材料重新大大装饰了一番。

2 清代匠作则例中的洋青

中国古代传统蓝色颜料拮据的历史或因地域和贸易而有所不同，也有刻意追求无法取代的高档青料的情况，但是真正带来重大变化的还要属舶来的、继而价格逐步下降的新材料。遗憾的是，中国古人名物之法并不求确一，如明代以来烧造业常见“苏麻离青”、“苏渤泥青”、“回回青”等进口钴料的称谓，至今尚难完全凿实。营造行当，清代西方蓝色颜料输入情况更趋于复杂，屡见于历史文献中的“洋青”一语指代亦或非一。以下文献整理，无法厘清“洋青”实质，但求勾勒清代中晚期行业所用西方、本土蓝色颜料之大貌。

2.1 则例中洋青的出现

清代档案文献编纂之中，“则例”的编纂关系到制度执行层面的诸多细节，是“律例”编纂之重要补充、辅助和变通，不可不慎；而具体到匠作则例则为营造业及相关领域中的各类活计用工、用料和样式做法提供了规范和标准。虽然仍然可能存在一名多义的现象，然而作为行业规范出现的匠作则例之中，各种称谓和术语当非日用俗语，而是业已确定、指代明确的。

追溯至明万历年间所成《工部厂库须知》，以此为起点，清代匠作则例编纂或亦多有参详。书中提到的“天青”和“石青”价格近乎3∶1，推测分别为青金石（Lapis Lazuli）和石青（Azurite）。罗列细目如表1。

表1 《工部厂库须知》中的蓝色颜料

蓝色颜料种类	单位	价格（银）
石大青	每斤	7钱
石二青	每斤	4钱
石三青	每斤	2钱8分
天大青	每斤	2两
天二青	每斤	1两4钱
天三青	每斤	7钱

书中还说明，上述颜料价格涉及乾清宫等皇家工程的“召买价”，暗合《两宫鼎建记》中贺盛瑞的经营之道，包括其中颜料召商买办，不再向云南、南京、广东摊派的做法——尽管其间亦或有“手把文书口称敕”威风。考诸万历年间白银的购买力，米/ 粮每石的价格在8钱至4钱5分之间，青料之贵可见一斑。

顺治抄用明律。康熙朝对顺治年律例的补充，有大法一类的《刑部则例》，也有要务一类的《盐法则例》，然而无法顾及细如匠作则例等一般事务；尔后，有研究者注意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的《划定物料价值题本》——或者即为物料价值类则例的先声，所憾题本之中未见颜料及其价格的记载。

目前笔者所知第一次涉及颜料及其价格的官方记载出现在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会同九卿议定则例》之中。虽然这份则例尚未发现单行抄本或刊本，但在后世传抄的物料价值类则例中屡有引述。如晚清算房高家所藏《工部现行物料价值则例》，“颜料”项下更有《户部颜料例》，段末则有“以上五十五项系照雍正六年户部会同九卿议定”等语。这五十五项中，蓝色颜料及其价格归纳如表2。

表2 雍正六年《户部会同九卿议定物料价值则例》中的蓝色颜料

蓝色颜料种类	单位	价格（银）
天大青	每斤	1两4钱
天二青	每斤	3两5钱
石三青	每斤	4钱5分
梅花青	每斤	3两2钱

此份材料中缺少一些不同粒径/ 饱和度的天青和石青，多了梅花青。梅花青的确切物质认定是需要未来展开讨论的问题。

随后的几年里，雍正八年（1730年）《内庭工程做法》之后，果亲王允礼领衔之下，编纂雍正九年（1731年）《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作为《工程做法》之先声，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颁行的《工程做法》成为集大成者，其间相去不过三四年，编纂人员、信息储备当具有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做法》也针对之前的物料及其价值做出了修订调整，如“再查雍正六年分，因旧例物料价值富多，曾经奏明照例核减一成准给，今已酌定平价，嗣后无庸声名核减……”，此外更增加了“洋青”、“青粉”等之前没有的材料。

详考雍正十二年《工程做法》各条款，“洋青”一下子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一些彩画类型中，“刷洋青地仗”的做法似乎成了一种新成规，苏式彩画则几乎离不开“洋青”。整理《工程做法》中洋青出现的情况如表3。

表3 雍正十二年《工程做法》彩画作中出现的洋青

彩画名目	使用洋青部位/可能部位	洋青用量
“流云仙鹤五彩”洋青地仗	地仗	每折一尺长一丈用，洋青三两
“百蝶梅”洋青地仗	地仗	每折宽一尺长一丈用，洋青三两四钱
“聚锦”苏式彩画	玉做夔龙？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一两二钱
“花锦方心”苏式彩画	香色地仗垛鲜花卉？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四钱
“博古”苏式彩画	坊子刷洋青地仗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二两八钱
“云秋木”苏式彩画	垛青绿寿字夔龙团？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五钱
“寿山福海”苏式彩画	香色地仗洋青夔龙团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一两
“五福庆寿”苏式彩画	香色地仗垛白粉染古色螭虎？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三钱
“福如东海”苏式彩画	米色地仗做福如东海？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五钱
“锦上添花”苏式彩画	桁条找头刷洋青地仗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七钱
年年如意苏式彩画	杏红色地仗安团子？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五钱二分
福缘善庆苏式彩画	水红地仗灵芝寿字团？；香色地仗夔龙团？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六钱
群仙捧寿苏式彩画	搭袱子？；找头垛硬色茶花团？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九钱
花草方心苏式彩画	香色地仗垛洋青寿字团	每宽二尺长一丈用，洋青八钱

《工程做法》之后两年，乾隆元年（1723年）复有《九卿议定物料价值则例》颁行，属于归纳前朝之作。

2.2 出现在各省物料价值则例中的洋青

乾隆一朝，工程鼎盛，内庭、圆明园、万寿山、热河各处工程做法则例，以及涉及户部、工部工程和造办类则例层出不穷、屡有更新，洋青的身影也出现其中。然而最能表现当时洋青之价格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分布情况的，却不是集中建设、规格至高的皇家工程，而是一套由陈宏谋、福隆安等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十二月领衔编辑完成的各省《物料价值则例》，所谓“所有各省府厅州县物料成规，共计一千五百五十七处，其所开木植、石料、砖瓦、灰斤、土方、杂料、颜料、匠夫价值并运送物料脚价，各按款逐细考核，详悉订定，计二百二十卷”。

此番规模庞大的物料价值则例汇总工作涉及到的省份，直隶居首，从盛京到云南，从甘肃到广东，覆盖广泛。鉴于目前系统整理研究的工作尚未完竣，在此列举代表性的地区“洋青”价值如表4。需要注意的是，清代中期白银购买力与明代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简单地将表4数据与表1进行对比。

表4 各省物料价值则例中的部分洋青价格统计

地理分布	单位	洋青价格（银）
直隶/顺天府/良乡	每斤	8钱
直隶/大名府	每斤	2两
山西/太原府/兴县	每斤	1两9钱2分
山西/平阳府/洪洞县	每斤	1两
甘肃/安西府/玉门县	每斤	1两1钱
甘肃/兰州府/靖远县	每斤	4钱
湖南/直隶郴州	每斤	4钱
云南/顺宁府/云州县	每斤	8钱1分

通观乾隆之后各个版本则例中蓝色颜料的种类，相比绿色颜料情况简单很多，大致涉及“天青”、“石青”、“梅花青、“洋青”四类——其中“大青”一词，以指代“天大青”为主。在此四种称谓中，除了指代清晰的“洋青”，“梅花青”也有可能和进口青料有关。鉴于各省则例中颜料名称的稳定出现和价格的地区性浮动，可以判断至少在此之前和之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些称谓所指代的物质是保持稳定的。

2.3 则例记载的“惰性”

嘉庆朝及至清末的情况颇令人感到困惑。如果尝试在乾隆之后至清代末年的各种则例和工程档案中跟踪确认不同蓝色颜料的身份，研究者会明显地察觉，后代传抄和利用前代则例的过程中存在囫囵吞枣、张冠李戴的现象，甚至存在李代桃僵以谋私利的蛛丝马迹。按照称谓和术语的线索追踪颜料的使用情况几乎成为奢望。典型的案例可列举宣统元年（1909年）兴工、民国四年（1915年）竣工的崇陵工程。

崇陵工程档案中，卷五十五之“隆恩殿一座漆饰油画裱糊”，涉及到的颜料有片红土、银朱、胭脂、油黄、藤黄、彩黄、定粉、大绿、净大绿、锅巴绿、二绿、石三绿、广靛花、南梅花青、天大青、天二青、南烟子等。卷末，还有上述材料的采买清单。对比雍正十二年的《工程做法》大殿彩画用料，二者用料之间并无本质差别，价格亦近有浮动而已，无显著变化。如此账目，颇令人生疑。在另一些从户部等处仓库“行取”物料的工程项目中，虽不排除“领贵用贱”的做法，但至少还存在匠人延续传统做法的可能；但是在按“例价”采买的工程中，在进口颜料盛行的清末，有哪家厂商会保证延续雍正朝所列的材料呢？

我们通过科学分析手段认识到的清代晚期彩画颜料使用情况与清代中期是大相径庭的。例如，在皇家祭祀用请神位龙亭的彩画颜料研究中，传统青绿矿物颜料居然根本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均为人工合成颜料。笔者曾经做过专门论述，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主要有偏光显微分析（PL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高能能谱分析（SEM-EDS）。

上述情况反映出则例编纂的停滞以及与实际应用的脱节。这也是则例类制度在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难以避免的问题。可以推想，清代末年颜料名称是相当混乱的。“此洋青”是否即为“彼洋青”的问题，利益相关者或不愿深究，而匠作人员则无力澄清以文。

3 18至19世纪西方蓝颜料的发明与生产

于非闇先生在《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一书中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化学颜料渐渐大量地进口，到了咸丰初年（1851年以后），洋蓝（德国制）、洋绿（鸡牌商标，德国制）、洋红（这洋红有日本制的，英国、德国制的，种类很多）普遍使用在染织、建筑彩画和民间画工的绘画上，原因是价钱贱，效果好，使用方便。”那么，广义上的“洋青”在西方是怎样渐次发明的呢？

3.1 18世纪之前的大背景

西方学术界对于中世纪至当代之艺术材料使用的研究非常丰富，其历史大貌也比较清晰。

公元1500年之前的中世纪关乎艺术技法之古籍超过450部，其中之代表可举《多种艺术法之书》（Liber diversarum arcium）。该著作的撰写始于1300年，持续百年，最终抄录于1430年，其中提到颜料青金石、人工制备铜青（Copper blue）和染料靛蓝的使用。

在针对1600—1835年英文文献所反映的艺术家颜料使用的研究中，哈利（R.D. Harley）汇集了青金石、石青、人造铜青、钴玻璃粉、普鲁士蓝、钴蓝、人造群青、哈勒姆群青等无机和有机青料。其中，青金石、石青、人造铜青、钴玻璃粉四种，在18世纪前久有使用。

与纯文献研究形成呼应的是，近现代以来学术界综合利用科技手段对现存历史作品中颜料进行了鉴定和验证。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系统梳理的既有研究中标志性成果主要有《绘画材料简明全书》（Paiting Materials：Brief Encyclopedia）和《颜料纲要》（Pigment Compendium）两部著作。经过近百年的学术积累，可以明确认定青金石、石青、钴玻璃粉的长期使用历史及其材料稳定性。兹简要译介如下：

1. 青金石，最古老的艳丽蓝色矿物，用作颜料；阿富汗科克察山谷是最著名的青金石产地之一，也被认为是欧洲和中国的青金石主要来源地；研究认为，尽管青金石在东方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但是作为颜料，其使用年代则大致要到公元之后，如公元6—7世纪阿富汗巴米扬洞窟中的墙壁装饰用色；

2. 天然石青，古老的矿物颜料；可以证实的使用分布非常广泛，古埃及、中国、日本、欧洲均有大量发现；在欧洲，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使用尤多，目前发现它在这个时期欧洲绘画中的应用超过青金石；

3. 钴玻璃粉，人造而成，发明情况不详；它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使用尚存争论，在中世纪后其欧洲制备工艺的中心所在及其流传也存在不同研究观点；然而钴玻璃粉作为颜料的广泛使用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适中的价格，钴玻璃粉在装饰和低端水彩画上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普鲁士蓝和人造群青发明并取代它之前的18世纪至19世纪；

4. 至于人造铜青，在英西文中为Copper blue，常以Blue bice或Blueverditer指代——其中Blue bice在某些时代的英文文献中又专指石青。由于人造铜青产品色泽、成分、产量不甚稳定，这种蓝色颜料更多地存在于文献记述中，甚至被一些使用者归入绿色系列。

3.2 18、19世纪西方蓝色颜料的发明与生产

西方的近现代化学在1650年至1775年经历了孕育时期，继而迅速步入定量化学时代。以此为背景，欧洲在蓝色颜料的发明与生产上有了巨大和快速的进步。在十八、十九世纪里，重要的、影响延续至今的新发明蓝色颜料可列入表5。

表5 西方18—19世纪蓝色颜料的重要发明汇总

颜料名称	英文名称	西方发明使用之始
普鲁士蓝	Prussian blue	1704-1707年发明，德国；生产年代尚待确认
钴蓝	Cobalt blue	1775年现代方法制备，奥地利 1802年生产，法国
湖蓝	Cerulean blue	1789年最早发明，德国； 1850—1860年代重新发现并生产，德国、英国
人造群青	Synthetic ultramarine	研究成果发布于1824年，法国； 1826-1827年研制成果，1828年投产，法国、德国

3.3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的蓝色颜料

在清代，欧洲和中国的贸易史料见于双方的档案和笔记，同时存在大量的实物见证，两个方面都还有待于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就现有资料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相关史料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对比中文译本深究原文信息和相关西人研究，可以发现其中诸多关乎“洋青”的线索。

第一条重要线索是1764年东印度公司的货物记录。这份记录中记载了外国商船运抵广东的货物中，有四艘法国商船装载了“蓝色”（原文即为“Blue”），重量为37.62担。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个“蓝色”到底指代何物，但是对照西方蓝色颜料生产的大背景可以推测，最有可能的选项是钴玻璃粉和普鲁士蓝。

第二条重要线索涉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史料中的1774年、1792年等年份，直接明确提到了钴玻璃粉（表6）。

表6 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中国钴玻璃粉情况统计

年份/出处	钴玻璃粉等级	价格	重量
1774年 “广州流动货物价格表”	“大青”（Smalt）一级	100两/担	不涉及
1774年 “广州流动货物价格表”	“大青”（Smalt）二级	24两/担	不涉及
1792年 “进口中国货物清单”	“大青”（Smalts）	11两/担*	133担

* 注：鉴于原文总额2228两，计算有误，疑应为17两 / 担

在表6中，货币单位的原文是Tael，为银两之两，与英镑和西班牙元的比价分别为3：1和0.72∶1；而重量单位的原文分别是和Picul、Catty 和Tael，依次为担、斤和两，进制为1担=100斤，1斤=16两。于是1774年一级和二级钴玻璃粉的价格分别折合1两/ 斤和0.24两/斤；1792年钴玻璃粉的价格跌至0.11两/ 斤或0.17两/ 斤。在此价格之中，1774年一级、二级品单价恰与表4 中各省《物料价值则例》中“洋青”物价高、中、低不同的现象对应；如果考虑到实际市场价格中一级品加运脚、一二级品均价加运脚、二级品加运脚等不同可能性，两份史料中价格的对应则显得颇为完美。莫非雍乾时期的“洋青”就是钴玻璃粉？这个看法也可能从清代中期具体工程做法档案中找到线索，结合科技分析手段形成证据。

第三条线索是近年来英国学者的成果，揭示英国对华私人贸易中普鲁士蓝的角色。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笔记E、档案资料。兹按照时间顺序择要译介如下：

1. 自1775年的档案中已经出现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出口普鲁士蓝到中国广州的记录；

2. 1815年至1816年间，据广州洋行日记记载11艘装载普鲁士蓝的商船抵达广州，并且这种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1823/1824年度；至1825年，普鲁士蓝价格参差，浮动在每担100至150西班牙元之间——这个价格相当于银价0.72—1.08两/斤，数倍于1792年钴玻璃粉的价格，浮动上限甚至略高于1774年一级钴玻璃粉的价格，略低于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县静乐县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底前后记载的石绿的价钱1两4钱4分，堪称昂贵；

3. 随后的档案和笔记中反映，大约到了1827/1828年度，英国出口货物清单上普鲁士蓝一下子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英国人认为是由于一位中国水手扮演了“间谍”的角色，他在学习了制备技术之后，回国开办了大小工厂，完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取代了海外进口。

4 洋人笔下的普鲁士蓝管窥

4.1 普鲁士蓝之基本情况

与此后人造群青的发明受到世人瞩目的情况不同，普鲁士蓝制备方法的发现既存在偶然因素，又带有传奇色彩，而且堪称第一种发明时间和历史都存在明确证据的人造颜料。从使用效果上看，毋庸置疑，普鲁士蓝的问世一下子使得蓝色颜料的选择面得以拓展，而价格则惊人地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对华贸易中不会立即得到体现。

普鲁士蓝在欧洲的生产情况，有几个重要信息需要重申：

1. 其真正的发明时间——1704年至1707年间，发明于德国；

2. 1730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在此前不久，普鲁士蓝的制备方法不再是秘密，于是普鲁士蓝得到了广泛生产；

3. 普鲁士蓝的生产地分散在欧洲各处，包括柏林、巴黎、伦敦等重要城市，生产工艺、主要成分、杂质也会因之存在差异；这一点可以从普鲁士蓝的别名略见一斑——“柏林蓝”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它的起源；“巴黎蓝”的名字把它与法国联系在一起；英国伦敦郊区生产的“威尔金森蓝”一度也曾经成为普鲁士蓝的常用名；

4. 如上文所述，与中国直接有关的节点是——普鲁士蓝大致于1775年出口至中国，于1827年前后在中国完成国产化。

4.2 日本绘画作品中的普鲁士蓝

西方研究者已经揭示，日本的普鲁士蓝颜料最早是通过中国的中介于1782年进入日本的，接下来来自荷兰的进口货则始于1789年。进一步的研究则更结合日本文献和长崎港贸易记录，推算普鲁士蓝经长崎传入的六个阶段：

1. 1782—1797年，来自中国的零星低价进口；

2. 1798—1809年，由荷兰人引入的高价进口；

3. 1810—1816年，无进口；

4. 1817—1823年，由荷兰进口，初仍高价，价格逐渐下降；

5. 1824—1828年，中国进口重新进入，质量逐步提高，价格日趋下降——结合上文所引中国“间谍”偷学制备工艺的故事，从这段时间开始，进口日本的普鲁士蓝可能已经是中国制造了；

6. 1829年—19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人完全控制进口，价格低廉。

进而，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艺术馆分析检测其500 件纸本和绢本的日本浮世绘绘画收藏，判定其中共有46件作品使用了普鲁士蓝，而最早的、有可靠纪年证据的案例完成于1817年。

4.3 染茶往事

把陈旧的茶叶染色贩卖，固然不是值得吹嘘的技术，但是用来染茶的颜料则为我们带来颜料史的有趣见证和启发。对比前后所用材料之不同，约略映衬出当时颜料的市场和价格情况。

1757年，就是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总揽大清对外贸易的那一年，英国人Jonas Hanway 把他给两位女士的32封信件汇集成为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茶之杂记》（An Essay on Tea）。其中各有一段文字提到了为绿茶和红茶染色的做法。“美化”绿茶所用的颜料是铜绿。他分别写道：

有人肯定了这样的说法，即中国人采用一些手段增加绿茶的色泽；并且通过使用一定量的铜绿来达到这个效果。我不能说我相信这个说法，但是一旦这个说法得到证实我们也不必诧异。当我们知道现代欧洲烹饪，不仅在最高级的酱汁中，而且在日常的色彩上佳的腌菜中，都会加上“一点有毒物质”，我们会说“毒不死人的”。我经常觉得我在绿茶中品出了铜的味道，而且我肯定我曾经摄入过有害物质。前者可能是我的想象。但是可以肯定，无论哪里有铜，哪里就会有些铜绿铜锈，正如我们能够看到，及时在铜金的合金中，放置日久受潮之后的情形。

Some entertain a notion， that the Chinese use art to heighten the color of green tea；and that a degree of verdegrease is employed for this purpose. I cannot say I believe it， yet we must not be surprized if this should be ever proved， when we consider that modern European cookery has introduced“ a little poison， which，” we say，“ does not kill；” not only in most high sauces， but even in common pickles which are of the finest color. I have often thought I tasted copper in green tea；and， I am sure I have received a noxious aliment. The former might be the effect of imagination；but wherever there is copper， we may be well assured there is also some degree of verdegrease；for we see it even in the alloy of gold，when it is lain-by， after being moist.

您可能还听说过，您的女仆有时会将您（用过）的茶叶晾干并贩卖。这些“勤劳的仙女”亲躬于此可能获得一先令或一磅的酬劳。这些茶叶会在“日本土”溶液中浸染，如在那些联合省中所为——有云中国亦如是，然而此法自然将绿茶转变为红茶，或使之用于他途，与此无关；此法还会带来（原茶）从不会有的涩味口感，略有甜味，及棕色色泽；此外还会增加（原茶）重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You have also heard， that your maids sometimes dry your tea leaves and sell them：the industrious nymph who is bent on gain may get a shilling a pound for such tea. These leaves are dyed in a solution of Japan earth， as is practised in the united provinces；and some say in China also，but it certainly converts green tea into bohea；or makes that pass for tea，which is some thing else：it also gives an astringency in the mouth， with a sweet taste， and a brown colour to that which had neither colour or taste before：and moreover， it adds twenty-five per cent to the weight.

在此后过去了不到半个世纪的1801年，一位美国罗德岛商人沙利文·多尔（Sullivan Dorr）到广州买茶和其他的中国货物。在他保存至今的笔记中，明确提到了染茶之事——此时所用颜料已经不再是铜绿，而是普鲁士蓝。笔记原文是这样的：

除了松萝茶外，上述茶都是同一种树上所生，并且是浸泡于温水使茶叶软化的。随后去除干枝，并用手把茶叶卷成卷，接下来再在明火或灶火上的铁板上进行烘干，直至色泽上佳，呈现怡人绿色。油饰或许将普鲁士蓝吹入或撒入绿茶，为其上色。此为晚近所为，旨在欺瞒，多用于陈旧绿茶。

The above teas are all from one tree except Singlo and is put into warm water to make the leaf soft， the stack is then out off and the leaf roll’d by hand， after which it is dried on sheets of Iron over a fire or a stove till it becomes of a good colour， say fine green；sometimes Prussian blue is blown or dusted into green teas to give them a colour， it is of late they do it with the view of cheating， particularly， in old green Teas.

沙利文·多尔之后，出现了更多使用普鲁士蓝染茶的记载——如1836年Phipps 在《中国和东方贸易实用专论》（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之中所写，而1801年则是其中最早的记录。

染茶的材料从铜绿换作普鲁士蓝，应当是来源便捷与否、操作便利与否和价格便宜与否综合影响的结果。非常凑巧的是，对照西方文献中中国开始和结束进口普鲁士蓝的1775年和1827年，1801年正好在这个时间段的中点。如上文所述，与铜绿并不是廉价的颜料一样，当时每斤约略1两白银的普鲁士蓝绝非廉价之物。是否由于普鲁士蓝颜料、染料兼具的属性才使之成为染茶者的新宠呢？当时营造业的工匠们是否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呢？在匠作行当中这是否意味着新工艺、新效果正在浮出水面呢？

5 几则清代匠作使用普鲁士蓝的案例勾连

普鲁士蓝在中国艺术和工艺美术创作中的应用史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如纪娟、张家峰在《中国古代几种蓝色颜料的起源及发展历史》（2011年）一文中甚至没有提及。联系现有欧洲、日本普鲁士蓝生产、贸易、使用情况的研究成果，中国课题存在巨大的研究潜力。

5.1 广东外销画《镇海楼》

对应着清代匠作则例中“洋青”出现在雍正一朝的时间节点，在可能的进口路线图上，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粤海关等都应该成为关注对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无疑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长期总揽清帝国进出口贸易的广州粤海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绘画艺术、技法和材料对中国本土艺术家和画匠的影响具体反映在广东外销画的创作和制作上。

从创作动机、流程、绘制手法、师承模式、市场情况等方面考察，广东外销画的创作理应归入匠作之列；其使用颜料的情况也更能够反映广东的地理位置、最新技法和材料价格的综合情况。因此，将广东外销画中普鲁士蓝的使用与其他地方、其他匠作门类的发现勾连在一起，便能够更加完整地描述普鲁士蓝在中国版图上早期流布的面貌。

已有研究中，英国学者孔佩特（Patrick Conner）基于对18至19世纪广东外销画的创作背景、内容、技法、材料等的大量调查，梳理了来粤外商和广东行商的历史。孔氏认为：18世纪40年代或更早，以外销为目的的玻璃画出现在广州，绘画需要使用西方油彩；18世纪末，一部分广州画家开始使用油彩作画；19世纪早期，油彩成为他们常规使用的材料。另一位英国学者克雷格·科鲁纳斯（Craig Clunas）在他针对广东外销水彩画的研究中提到，利用X射线荧光技术（XRF）分析水彩画中的青绿色彩，发现所使用的为有机染料。

图4 清代晚期外销油画《镇海楼》

至今尚未发布专门针对早期广东外销油画中蓝色颜料的分析检测成果，但是在对清代晚期外销画《镇海楼》（图4）的研究中，普鲁士蓝作为蓝色颜料不但得到了认定，而且还发现它还与雄黄一起被用来调配绿色。这个研究借助了XRF和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等技术手段，其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尽管研究者并未明确判定《镇海楼》的具体绘制年代，但是这个案例在现阶段依然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其核心在于绘画中不仅使用了西方油画技法，也采用了西方发明的颜料，是国际贸易、前沿艺术创作和匠作领域对于舶来事物的态度、倾向及其对生存方式影响的综合反映。

5.2 紫禁城中来自江南的槅扇

如果说由于广东的特殊地位——国际贸易的咽喉、海员“偷师”归来最可能的落脚点，普鲁士蓝现身在广东外销画中是顺理成章的，那么北京紫禁城中的建筑装饰作品中出现普鲁士蓝则反映出这种颜料的传布范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官方或主流营造业对于普鲁士蓝的态度：当时这个外来品是否得到了正式的认可，并形成了输送入京的快速渠道？还是只是通过某种偶然渠道的非正式亮相？

图5 北京故宫宁寿宫花园萃赏楼下层西梢间

落地罩腿蓝色髹漆绦环板和裙板

目前为止，紫禁城内最早使用普鲁士蓝的案例是宁寿宫花园萃赏楼内落地罩蓝色髹漆绦环板和裙板（图5）。此处髹漆工艺精制细腻，蓝色地色之上，绘有深蓝色暗纹卷草，绦环心和裙板心更装饰描金纹样。与朱漆、黑漆工艺相比，蓝色髹漆做法已不常见，如此细腻成熟的设计和制作更显出成熟稳定的气质。配合采用光学显微分析和FTIR图谱与参考已知样本的对比分析（图6），可以基本判断蓝色显色物质为普鲁士蓝。

图6 萃赏楼蓝色髹漆显色物质显微样貌与FTIR对比图谱

那么，这件作品出自何人之手呢？

考诸清代宫廷档案，有《乾隆朝汉文录府奏折》数则能够反映委托造办、寄送设计图样、汇报施工进度等历史情况，其中一则原文如下：

[两淮盐政] 李质颖奏请陛见并交卸盐政印务事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六日：“李质颖恭请陛见，奏，奴才李质颖谨奏，为仰恳圣恩事。伏查六七等月接奉内务府大臣寄信，奉旨交办景福宫、符望阁、萃赏楼、延趣楼、倦勤斋等五处装修。奴才已将镶嵌式样雕镂花纹，悉筹酌分别预备杂料，加工选定，晓事商人，遵照发来尺寸详慎监造。今已办有六七成，约计明岁三四月可以告竣。

可见萃赏楼中的精美装修作品经两淮盐政的牵线，由南方“商人”承办，最终出自南方工匠之手。在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1773—1774年）的时候，南方匠作水平要远远领先于内务府造办处一般匠作，更是普通旗匠的手艺无法比拟的；由于地理上更加接近粤海关，地处商品贸易更加繁盛的江南，南方工匠也同样可能更早地掌握并使用新颜料和新工艺。在普鲁士蓝国产化之前，它在南匠作品中的出现或许正代表了一种创新和引领的做法。

愈发深有意味的是，此案例中的普鲁士蓝并不是经由一条“进口材料高速公路”送达紫禁城的。保守、猎奇心理兼具的清宫大内，或许不会屈尊关注即将推动“色彩运动”的新生颜料；匠作手头补充了新色调且便于施作的舶来品，或许也长期无法进入官方则例编纂的视野；暗自庆幸的应该是下层的工匠吧——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便宜的价格无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而如果新的工艺、新的艺术效果也能由此诞生的话，这又会是多么地令人激动呢！

5.3 平遥镇国寺天王殿的檩子

平遥镇国寺天王殿彩画遍布装饰纹样，今天仍然可以通过保存痕迹分析发现大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经过系统设计的纹样组合。从内容和保存状况来看，天王殿内檐和外檐油饰彩画存在明显差异，并能够进一步反映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彩画工程。

此案例中，天王殿外檐挑檐檩彩画仅有南面明间保留比较完整，绘凤纹，地子贴金，其上有青绿色纹样，是等级较高的做法（图7）；而此彩画纹样位于表层，说明绘制时代相对晚近。

图7 山西平遥镇国寺天王殿南立面明间挑檐檩彩画

考诸天王殿在清末所经历的一系列装饰工程，嘉庆元年至二十一年（1796—1816年）陆续完成大修工程之时尚未涉及天王殿最表层的外檐彩画；而碑文中还反映，约略百年之后的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间（1895—1904年），镇国寺再度得到维修。此次工程主要内容有三：

1.“土木交作，诸处仍旧葺补”；

2.“三灵侯、福财神庙”，“分移于大寺东西碑亭之北”；

3.“绘画之事”，“缺者补之，旧者新之，丹者金碧，东西掩映，焕然改观”。

在这里面“绘画之事”、“丹者金碧”二语极好地吻合天王殿的最外层彩画特点，更加符合明间挑檐檩的装饰特征。

现有研究指出，通过PLM、SEM-EDS等分析采自此构件上的样本TWD-Lz-01，推测普鲁士蓝的存在，且同一彩画局部中还使用巴黎绿铁黄颜料。其中“巴黎绿”为俗名，又名“翡翠绿”，成分为醋酸和亚砷酸铜，为人工由亚砷酸钠、醋酸和硫酸铜制备而成。在西方开始应用的时间为1814年，也有研究者认为19世纪50年代才应用于中国的水彩画和卷轴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显微镜下普鲁士蓝与靛青样貌的相似性，采用偏光显微方法并无法确认普鲁士蓝的存在；同时考虑到铁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存在，SEM-EDS方法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综合采用FTIR才是有效鉴定的技术手段。因此，本案例中的样本需要经过进一步实验室确认，目前公布的结果还暂时停留在假说阶段，指示出普鲁士蓝在清末平遥彩画工程中得到使用的可能性。

6 初步结论与讨论

通观上文浏览梳理的中外历史素材，对于“洋青”和普鲁士蓝的理解可以形成如下基本认识：

1. “洋青”至少在雍正末年已经正式为清代官方认定并使用；鉴于西方生产钴玻璃粉的悠久历史和普鲁士蓝发明与生产的时间，鉴于雍正《工程做法》中记载的使用“洋青”的苏式彩画定型年代必然显著早于《工程做法》成书的基本判断，鉴于从雍正末年到乾隆年间“洋青”所指代物质应保持稳定的基本判断，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9 年）十二月《物料价值则例》中“洋青”价格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载1774 年钴玻璃粉价格之间相互呼应的现象，本文认为，虽然广义的洋青在清代中晚期可能指代不同蓝色颜料，但是清中期匠作则例中的“洋青”即为钴玻璃粉；

2. 或许由于清代匠作则例编纂相对滞后，至今未见普鲁士蓝在清代官方文献中的反映；虽然故宫萃赏楼中的普鲁士蓝案例略早于西方研究者的推断，但是西方文献和研究成果中所反映的中国进口、国产化普鲁士蓝的历程、日本先后从欧洲和中国进口普鲁士蓝的史料、已发现中国匠作使用普鲁士蓝案例三者之间依然能够形成良好呼应，可以作为今后研究普鲁士蓝在中国艺术作品和建筑装饰上应用的基本背景；

3. 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间（1895—1904年），山西平遥镇国寺天王殿工程中使用普鲁士蓝的可能性虽然尚无法作为定论，但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匠作使用颜料情况的复杂性，理解“洋青”与“国产青”共存、转化的复杂性；同时启发我们的是，对于表面看来艺术价值不甚突出的历史遗存而言，其科学价值——其样本之科学价值——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是勾勒历史面貌的基础。

在上述初步结论之外，关于“洋青”问题以及这个背景之下的普鲁士蓝问题依然存在诸多疑问等待科学证据的说明；进而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一些社会经济、人文传统问题则可以促进归纳、演绎方法双向互动启发的研究模式，打破建筑历史专业与其他专业之间的沟壑。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课题方向值得特别强调：

1. 通过更加广泛深入的文献研究，寻找和确认发明于西方并在中国各地使用的普鲁士蓝、钴蓝、人造群青等颜料的本地称谓；进一步通过科技手段的判定——尤其是更加合理地综合运用各种检测技术，将帮助逐步澄清它们在中国版图上的传播与分布；

2. 循着进口颜料从海关入境，经由闽、浙、淮、晋各路商帮输送各地的线索，从颜料这一类的小宗特殊货物的角度呈现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对于这个研究方向，交易人员、民间契约、账目档册等历史文献无疑是最为基础、散布广泛、亟待抢救的核心素材；

3. 依托近代以来保存下来并得到较好记录的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匠作传统，结合本专题的研究，可以深化对于匠作组织结构及其面对着新材料、新技术、新风格时的响应机理的认识，从而更加完整地认识中国古代营造业不同历史时代的创作模式、运行模式、传承模式、更新模式。

相对于中国古代使用过的多种蓝色颜料，洋青和普鲁士蓝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对于绿、朱、黄、紫、白等诸色，蓝色颜料的情况也仅仅占据了一小部分；相对于颜料史背后的匠作问题、社会经济问题，颜料的史料认定和科技认定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希望本文综述史料、拣选案例的工作能够为系统研究弼力锱铢。

本文特别感谢美国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访问助理教授杜丹女士提供的尤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和沙利文·多尔（Sullivan Dorr）笔记中关于中国染茶的史料，同时感谢美国威廉斯堡显微分析专家苏珊·巴克（Suan Buck）女士、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工程师包嫒迪女士、美国特拉华大学艺术保护专业（WDPAC Program，University of Delaware）硕士研究生徐扬先生在实验室分析工作方面所提供的诸多协助。

作者简介

刘畅，清华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

刘梦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馆员，博士，主要从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

刘畅，刘梦雨.清代“洋青”背景下匠作使用普鲁士蓝情况浅析[M]//王贵祥，贺从容，李菁.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16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13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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