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象艺术文献库 | 忆李斛先生

齐白石像，纸本设色，71.5 × 115.5 cm，1963年

编者按

李斛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

《书与画》杂志于2022年第九期发表傅以新先生的文章《忆李斛先生》。作为李斛、宗其香先生的高足，傅以新深情回忆恩师李斛与众不同的教学理念，以及由此带给学生们深远的影响。

忆李斛先生

傅以新

李斛先生是素描大师，也是中国画革新主将，中西融合是他坚持的方向。中国画系在1961年我入学那年正式分科，那时李斛先生已在蕴酿新的中国画线描体系，就是把具有书写性的中国画线描与欧洲学院派紧贴人体结构、具有空间感的线描相融合。他为我们提供的范画有《八十七神仙卷》《送子天王图》以及任伯年等人的作品，也有安格尔、荷尔拜因、门采尔，甚至马蒂斯的线描作品，让我们眼界大开。素描课也是从光影素描逐步向完全的线描过渡。所以李斛先生称得上是位优秀教育家，他这一套教学体系独树一帜，如果实践下去肯定会结出奇异果实。然而接踵而至的运动未能允许他继续教学，甚至连作画也不再允许。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去世，等到拨乱反正来到时，他已早早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艺坛失去了一位前途无量的巨匠。李斛先生是我的恩师，是他从众多熟练涂着素描调子的考生中选择了我这个只会画白描的生手，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在两年内让我过了素描关，而且为了尊重我的个人意愿，之后又特许我从人物科转到山水科，开始另一绘画门类的学习探索。他的艺术理念、观察方法，深深影响了我的山水画创作，使我终生获益无尽。

李滨，纸本素描，38 × 29.5 cm，1953年

绘画创作是要拿给世人看的，所以李斛先生作画非常慎重，一般情况下，是先根据写生画出素描稿，再转为线描稿，最后是定稿。如果是展览创作任务，那就更加严格，《三峡夜航》就是例证。为了这幅创作，他画了大量的铅笔速写、水墨写生、构图设计、变体画，然后是素描稿、色彩稿，最后定稿制作完成。每一遍的过程，都在积累感情、积累视觉冲击力。作品在《人民画报》刊出后，引起很大反响。他为邮票总公司设计的《关汉卿》也是这样，对关汉卿的形象进行了一遍又一遍地推敲，才有了最后成为时代经典的佳作。他的《广州起义》是一幅外光效果鲜明的国画作品，在此之前，为试验中国画也能表现外光，他已画了许多灯光作业，包括著名的《披红斗篷的老人》。他对我说：“我们（指他与宗其香）那个时候，就是要证明国画也能表现外光，事实证明完全可以，然后我们又转向传统”。这个转变应在《广州起义》之后，不久就有了《关汉卿》。

三峡夜航，纸本设色，127 × 177 cm，1971年

民族饭店藏

红衣老人，纸本设色，72.5 × 56 cm，1956年

关汉卿像，纸本设色，67 × 50 cm，1958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形神俱备是人物画的最高标志，特别是肖像画。李斛先生的肖像画，形象之准确几乎无可挑剔，而神情刻画更是精彩生动。他在教学中反复强调眼神的重要，说“眼睛是有表情的”。1959年的湘西写生，称得上是他写生的巅峰之作，不同职业的人物，无不生动地展现着性格的光芒，呼之欲出。其中的几幅作为范画，在教室中陪伴我们多时。画中人物不同的形象和表情，特别是灵动的眼神，至今闭目能现。1962年夏他率中国画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去河北省涉县进行艺术实践，有一次他请来一位当地老乡，中年，大高个儿，浓眉大眼，头裹白毛巾，感觉是电影《红旗谱》中朱老忠年轻时的形象。这次是把分在两个村的一二年级学生集中到一起的户外写生，大家围着老乡开始作画。李斛先生安排好之后，有事离开了一会儿。等他再回来发现老乡无神地坐着，腰板也不再挺起，立即挑起话头与老乡进行对话，老乡的精神便重新振作起来，眼睛也有了神气。休息时李斛先先特别作了一个规定：写生时必须与对象进行交流，你是搜集形象，不是课堂作业画模持儿。他的语气虽缓，但神情严厉，让我感受很深。我毕业分配工作到天津美术学院后，先也教了几年人物，甚至在课堂教学中也用了李斛先生的办法。学生说，一跟模特说话他就动，我们没法画，我告诉学生，这一关一定要过，否则到生活中你会真正的难受。一个好老师的言传身教，是应该不断延续下去的。

自画像，纸本素描，20 × 15 cm，1944年

李斛先生肖像画的成功，是在大量练习的基础上获得的，这点从他的自画像就能体会到。从学生时期起他就不断地画自画像，记录了各个年龄段的形神风貌，直至临终重病期间的自画像。最后这张自画像，面形憔悴，只是两眼还透着强撑的坚毅，让人看了心酸不已。李斛先生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在家就不停地画家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表情，表达了他对家人的挚爱。他多次为夫人画像，温柔、专注、善良、充满爱心的知识女性形象，真实感人，跃然纸上。李斛先生的夫人的确就是这样的人，这在我们一年级首次去李斛先生家拜访时，便充分感受到了。她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有一种慈母般的怜爱，让我们有一种到家的感觉。离开时，李斛先生送我们到院里，师母却硬要送到院门外。同学李翔龙一激动，忘了称“师母”（那个年代看了赵丹、白杨主演的电影《为了和平》，知道老师的夫人应称“师母”），而是叫了一声：“大婶，回去吧！”虽然好笑，但是说明善良的感染力有多么强。所以我看到李斛先生画的那么多她的夫人画像，无论是昂头沉思，还是低头判作业，以及哄孩子睡觉，那目光的生动，表情的微妙，感觉就是昨天身边发生的事一样真切。

母亲，纸本设色，56.5 × 43.4 cm，1958年

李斛先生特别重视速写，他说素描写生是解决造型能力，速写是解决观察生活、捕捉形象的能力。1962年夏的涉县实习，他把三个班分住到三个村，要求学生与农民交朋友、参加劳动、了解和熟悉农村生活，除几次集中课找来形象典型的农民画像外，便是要求大量画速写。他和刘勃舒老师挨个村进行巡视，随身带着速写本，遇到感兴趣的人和物，立即打开速写本记录。在他带动下，学生们画了许多速写，最多的是孟庆江，有4、5百幅。为了训练学生的速写能力，课堂教学的安排也作了调整，6天的素描课砍去一天，周六就成了法定的速写课，当然不是课堂速写，而是“撵”到大街上去画生活速写。于是，火车站、汽车站、胡同、大院、动物园、马路摊贩旁，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过去不起眼的地方，竟发现原来有许多能入画的人、物、情节、组合。每周一的课前，每个同学要挑出10幅满意的速写，集中悬挂在教室墙上，然后让大家评论，最后李斛先生进行逐一的评述，占半节课的时间。速写是不判分的，但大家都很重视，它相当每周一次的展览。这种强化的速写训练，效果非常显著。十多年前，受李燕邀请，我随《李苦禅遗作展》去某美术学院出席开幕式，还进行了一次与该校师生的座谈。我问旁边两个学生有没有速写课，答说有，在教室上，一个动作10分钟。我问上街上画吗？答说没有，学校不提倡，学生也没胆子。我张口结舌了，庆幸自己学生时期能遇上李斛先生这样有远见卓识的老师，让我终生受益。

红领巾，纸本设色，54.3 × 44.1 cm，1957年

解剖学是一二年级重要的基础课，由文金扬先生主讲，因为属于技法理论，大多数同学觉得乏味不爱学。李斛先生告诫大家，一定要把解剖学好，不是让你背骨骼和肌肉名称，而是要用解剖知识去理解运动条件下它们的状态变化。一次他看我的速写，指着所画人物的小臂和手说：“人体除了直立时从正中分割是对称的之外，任何状态下、任何部位，任何角度，都不会有对称的情况。学了解剖应该知道，从骨骼开始就是如此，再一层层地覆上不同形状、不同厚薄和不同方向的肌肉，就更是如此，这在外形上已经表露无遗，更不用说运动状态下了。你画的这个手臂两边相同，就成了筒柱，成了面条。手更如此，那么多骨头、关节组合，有一处是正弧状的连接吗，没有，平伸、握拳都不会有。一定要注意观察，记住运动状态下肌肉变化在外形上的反映，这样就不会在勾线时，把人体轮廓线勾成死板的框框。”这段谈话对我的启发太大了，此后我便加强这方面的观察和强记。李斛先生为什么称得上是教育家？是因为他教的不是技法，而是理念，是观察方法。只要按他指的方向去思索、去实践，就能很快上到另一个水平高度。虽然我不久之后转入了山水科，但我已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人体运动结构的精髓，能一眼看出画中人物结构上的错误和偏差。为此许多学生甚至同事，会请我去给他们的创作挑毛病。可惜李斛先生这些经验之谈，他自己没有来得及总结，都散落在他对学生的具体指导中。他上课时反复强调：“我给一个同学指出存在的问题时，别的人也要听着，他的问题你也会有，只不过在你那里还不是主要的”。回顾跟李斛先生学习的几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思索，这影响了我一生。

谈到中国画革新，便离不开“宗李”，宗李就是宗其香和李斛，他们二人的友谊称得上是艺坛佳话。他们的友谊始于1942年的重庆，那年，几次被耽误的李斛考上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宗其香先几年考入，成了他的师兄。在此其间，宗、李二人都得到老师徐悲鸿的高度肯定和奖掖，人们所说宗李是“中国画改革的主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看那个时期的作品，二人有许多“同步”，都用水彩画了日军轰炸重庆后的断垣残墙，都用宣纸画嘉陵江纤夫，都走街串巷去画重庆低层民众生活，李斛的画夜景也是受到师兄宗其香夜景画的启发。细论起来，二人的艺术起点是不同的，宗其香考入中大前，已是几次在全国美术展上获奖、熟练掌握了传统中国画技艺的画家，入徐悲鸿门下后，开始补学西画素描和色彩，几年后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时出任了色彩科主任。李斛则是从西画的素描、色彩入手，以扎实的西画基础进入中国画的实验。二人最后殊途同归，一起成为中西合璧的典范和中国画革新的奠基石。他们二人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分手，宗其香随徐悲鸿北上接手北平艺专、协助筹建中央美术学院，李斛留在四川担任美术教员。1948年，徐悲鸿特派宗其香到四川接李斛到北京，协助他共同完成新时期美术事业。宗其香找到李斛后，二人乘船从重庆出发，过三峡到南京，一路交流着感受。到南京后盘缠不够，宗其香借助抗战时在重庆认识的外国大使馆的朋友，卖出了一批画，备足了路费，完成了师兄弟二人的长途跋涉，来到北京。从此二人共同的艺术探索进入一个新阶段，他们一起探讨夜景，一起画工地，一起试验国画表现外光的效果，甚至一同获奖。1955年二届全国美展，宗其香的《突破碾庄》和李斛的《工地探望》同获优秀创作奖。二人的水彩画《抢修大同江桥》和《长江大桥钻探工程》还同时选入二届美展西画展。1956年，宗、李加上萧淑芳的三人彩墨写生画展举办，引发大讨论，中国美协特主持在几个城市进行巡回展出。他们二人还经常一起外出写生，假日还一起在家中写生。

工地探望，纸本设色，109.7 × 154.2 cm，1954年

中国美术馆藏

长江大桥钻探工程，纸本设色，50.5 × 153.6 cm，1954年

中国美术馆藏

宗、李二人在1961年同时担任了科主任，一起开始了中国画教学新探索。在李斛先生家，我见到过他画的灯光人体，作品已完成，只是还在画架上未签名。画的是站立的女人体背部正面，以暖色为主体，用几乎不着痕迹的淡墨勾轮廓和擦染结构，近看朦胧，退后看，明明是光帘中一个鲜活的人站在不远处。这幅画在李斛先生遗作中未能找到，但在宗其香先生作品中找到了旁证，同样的姿势，同样方向的灯光光源，只是画的角度偏侧，用墨较重而已。又是二人共同的探索，只有志同道合亲如兄弟的人才能这么多“一起”和“共同”！我在二年级末向山水科主任宗其香先生提出转科学山水的意愿，转科所以成果，也是基于“宗李”的深厚友谊。当时山水人物花鸟三科每科3人，人物科去掉一个人的话课都没法开。但宗先生“理直气壮”地去找李斛先生要人，说发现一个真正喜爱山水的学生，我要定了。李斛先生理解师兄的心情，但课程安排无法解决。最后二位科主任一同去找系主任叶浅予先生商量办法，最终叶先生拍板，批准我转入山水科，人物科剩的2人与上一年级合班上课。齐白石先生有诗称自己为“三家门下转轮来”，意为终生拜徐渭、八大、吴昌硕三家为师。转科之后，我就成了“宗李”门下“转轮来”的学生，他们一位是我的学业蒙师，一位是我的事业引路人。

广州起义，纸本设色，301 × 131.5 cm，1959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1970年代特殊文化时期中宗、李二人都受到压抑和批判。当然这两位形影难分的挚友也有许多不同，宗其香先生性格执拗，想干就干，不管别人怎么说，当时他能敢于去向以借为名拿走自己相机的学生要求还回，为此遭到报复。他还把自己从关押的牛棚中自我解放，在看押者的目瞪口呆中径自离开。相比之下，李斛先生性格温和，做事谨慎，这也是他留下文字甚少的原因。李斛先生作画选题也很慎重，避免会被人拿来说事，但即使这样，最后还是成了“黑画家”。这个打击使他精神崩溃，胃部的固疾发散，英年早逝，令人唏嘘。1991年我在北京举办了第一个个人画展，向母校和老师汇报，宗其香先生到场“验收”并对学生表示祝贺，但是李斛先生却再也无法见到学生的学业汇报了。

感念恩师！

（作者 / 傅以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玉｜编辑

罗大刚｜制图

势象艺术中心 2022年10月

李斛简介

李斛(1919－1975)，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1919年生于四川大竹县，号柏风。194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8年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建筑系的前身）任教。1951年转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素描、创作课。1962年任中国画系人物科主任。李斛是一名在中国画技法上有着开创性成就的艺术家。他坚持用中国画的笔墨进行西洋画法的写生，他始终以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为创作核心，坚持走中西画法融合道路，探索从古典到现实的语言转变。他倡导素描入手塑造形象，在人物肖像画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夜景山水画的创作别开生面。其重要作品有《印度妇女像》《关汉卿像》《齐白石像》《三峡夜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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