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希亚·阿尔科塔

入院第二天，在没有征得她的同意的情况下，妇科医生进行了剖腹产。“我的双臂被绑住，丈夫不能进入分娩房间，我怕的发抖”，阿尔科塔称，“当我问医生为什么这么做时，他们只是回答40分钟内就能结束。”

生完孩子后，阿尔科塔忘记了产后3个月的生活，然后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她认为自己遭到了产科暴力，于是上诉西班牙法院，失败后，又求助了联合国。这是联合国关于产科暴力案，第二次对西班牙相关案件进行裁定。

CEDAW认为，医院对阿尔科塔的行为构成“产科暴力”，其中，包括未经本人同意的剖腹产、手术时固定本人手臂、伴侣被禁止进入分娩房间。而如果医务人员遵循适用的标准和协议，“她很可能会自然分娩，不必经历这些暴力行为。”

CEDAW将产科暴力描述为“妇女在医疗机构分娩时遭受的暴力”，但这不仅仅指的是身体遭受到的暴力行为，还包括言语及心理方面。

CEDAW：消除对女性的歧视

CEDAW称，产科暴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的现象”。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一项调查显示，超过25%的女性都曾遇到过产科暴力。

“自上诉以来，已有 100 多名女性联系我，说她们也遭遇过这种事情，”阿尔科塔表示。

这样的产科暴力不仅发生在西班牙。

在一项对拉美国家展开的调查发现，有25%-33%的产妇都曾在生育过程的某个阶段遭受过暴力对待；在意大利，20%的产妇自称曾在生产时受到虐待；在埃塞俄比亚，75%的产妇同样自称有过类似经历。

塞尔维亚最近发起的“停止产科暴力”请愿书在五天内收集了 7万个签名。请愿书上写着，“塞尔维亚的许多母亲宁愿忘记分娩的那一天，因为她们遭受了医务人员各种形式的暴力”，请愿书中列出了侮辱、羞辱、大喊大叫、忽视和医疗错误等问题。

但是，这样的暴力行为往往披裹着“减少母婴死亡率”的外衣被正常化、合理化，甚至在潜移默化地规训下，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观念，被认为是进步的产物。“医生是正确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病人只能言听计从，医疗干预往往被视为首选，即使这种方式有害或有违女性的个人意愿。

然而，或许因为羞耻感，或许不愿再回忆过程中的痛苦，更或许这是被默认的形式，很少有人讨论“产科暴力”。阿尔科塔的律师律师弗朗西斯卡·吉伦（Francisca Guillen）说，医生甚至亲属都在淡化孕妇在分娩时遭受了什么，“有时，伴侣或家人甚至建议这名妇女忘记发生的事情。”

《危险的旅程：19世纪的分娩》——加拿大产科和妇科杂志

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正是正视问题存在本身。正如西班牙助产士协会联合会 (FAME) 副主席丹尼尔·莫里拉斯 (Daniel Morillas)所说，“打击产科暴力，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尽管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建立了产科暴力观察站，但实际上，能真正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的女性并不常见。保加利亚竞选组织Rodilnitza的妮娜·格尔科娃（Nina Gelkova）指出，“我们接触过很多遭受过产科暴力的女性，但是几乎没有人最终会提起诉讼。”

所以这也许是阿尔科塔事件最难能可贵的地方，用10年时间，“讲述一个不同的女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