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不应被遗忘的书家

着便服的沈曾植

沈曾植

1850年—1922年

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等。浙江嘉兴人，清末民初学者、诗人、书法家。沈曾植治学，严谨博大，综览百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他也是书法大家，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早学钟繇、索靖，晚年吸取黄道周、倪元璐的精华，熔汉隶

沈曾植《行书谢庄月赋句轴》上海博物馆藏

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沈曾植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沈曾植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

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沈曾植”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

正如几年后沈曾植的《自寿诗》中所云：“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

一九〇一年辛园饯别图

一九〇五年八月七日沈曾植与梁鼎芬等合影

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

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曾经就有个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

沈曾植撰《蒙古源流笺证》卷首

原来，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位俄国使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研究得了这三通碑，于是有意考校中国人学问。

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

一九〇六年七月廿三沈曾植与沈爱沧（左）、庄敬庵（右）合影

一九〇九年沈曾植于安庆

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增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

沈曾植《行书王籍入若耶溪诗轴》洒金纸平湖市博物馆藏

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

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一九一一年正月嘉兴落帆亭与钱毅甫等合影

一九二〇年上海新世界重阳登高留影

安徽法政学堂第一期毕业留影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 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也因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