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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专访|丹尼尔·胡帕兹:维修、回收和改造的设计都是可持续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 编辑:李杰  李叶 

ⓒ 受访:丹尼尔·胡帕兹(Daniel Huppatz) 澳大利亚墨尔本斯威本大学建筑与工业设计系副教授

ⓒ 采访:张弛  李杰  


丹尼尔·胡帕兹(Daniel Huppatz),澳大利亚墨尔本斯威本大学建筑与工业设计系的副教授。长期从事设计教育与设计历史和理论研究,现任《设计史杂志》(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编委成员。他出版的著作包括《设计:关键概念》(Design: the Key Concept),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20年出版,和《现代亚洲设计》(Modern Asia Design),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18年出版。

《设计》:根据您的观察,在您的学校,过去三年毕业生们在毕业设计作品中通常会探索一些什么样的主题?跟前几年相比,今年的毕业设计展示出了什么样的新趋势和特点?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丹尼尔·胡帕兹:在过去这三年里,经我审阅的毕业设计主要集中在室内设计和建筑领域。有三个主要的课题或主旨受到毕业生们的青睐:社会公益设计、可持续设计,以及由新技术驱动的设计。我注意到他们对住宅公寓、奢侈品店或企业办公空间的设计不再有那么大的兴趣,而是对社会公益设计热情颇高,比如医疗设施、社区中心、联合办公空间、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人们对整体意义上的可持续设计也很感兴趣,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使用低碳材料、饰面或家具,而是从生活方式出发,思考如何改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进行更好的设计。例如,把生活空间设计在靠近公共交通的区域,以减少对汽车的依赖;还有绿地和菜园(例如“屋顶花园”),以及对原材料和施工过程的考量,确保较低的碳排放。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毕业生们积极探索的某些技术,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学校工作坊的新设施——一台用于数控原型设计的大型机器人,以及3D打印、激光切割机和其他连接数字和材料的机器,新型软件和这些原型制作工具结合,给学生们的项目开发带来了有趣且无限的可能性。


《设计》:在您看来,近年来行业的需求是否发生了变化?斯威本科技大学是否根据这些需求的变化进行了教育方面的调整?

丹尼尔·胡帕兹:由于新冠疫情,2020至2021年的封控令墨尔本的设计和建筑行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不过,好在今年行业已经开始反弹。我的感觉是,行业需要那些态度积极、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愿意不断学习的毕业生。拥有这些特质,比掌握常规的设计技能、技术更重要,而这些特质也是更难教的。各机构普遍意识到:教授技术技能比较容易,培养人际能力比较难。加上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使之更加困难。今年,设计学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鼓励学生们回到校园,现在大部分授课都是面对面的。但由于2022年疫情反复,部分学生怀着在家工作(线上学习)的期望,使学院的这些努力仅仅取得了部分成效。在我的印象里,学生和教职人员来学校的频次比疫情之前低很多,校园里的活动也少了很多,有些活动,比如会议,仍然是线上进行,或者一部分人线上,一部分人在校园里(线下)。


《设计》:您认为新冠疫情对设计行业和设计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导致设计教育必须要进行变革和创新?目前在线教学的方式非常普遍,斯威本科技大学通过哪些措施来确保线上教学的质量呢?

丹尼尔·胡帕兹: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新冠疫情不仅对本地设计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大学也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大学留学生流失,政府也没有给予任何支持措施。斯威本大学,包括设计学院的员工都有被裁员。2020至2021年期间,教学是在线进行的,教职人员和学生们都没有经验,只好自由发挥,尽力通过视频会议软件(Zoom、Skype或Teams)打造工作室的效果。全校今年开始了一项计划,以确保未来所有的课程都有在线和线下两种模式(即“混合学习模式”),但这还没有在所有课程中完全推广开来。教学质量最终将由学生满意度调查指标决定。


《设计》:在过去三年里,斯威本科技大学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哪些调整?调整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衡量这种调整是否达到了目标?

丹尼尔·胡帕兹:设计学院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加大了行业参与的力度,一方面是基于大学内部的倡议,帮助学生在求学期间增长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给予研究的资金扶持正在逐年减少,同时更多地强调与行业合作研究。设计学院现在的研究模式就包括出版,以及研究人员持续期望的来自行业的资金赞助。教学中另一个新的重点名为“和解行动计划”(The Reconciliation Action Plan),与改善澳大利亚原住民关系有关。这意味着除了客座讲师、员工教育,还增加了聚焦于本土设计,以及世界观培养方面的内容。


《设计》:斯威本科技大学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什么样的潜质与未来担当?您认为未来设计师应当具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素质?作为设计学院的教授,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设计人才?

丹尼尔·胡帕兹:就目前的教学情况而言,我认为设计工作室仍然过度重视视觉化、软件技能和模型制作,强调最新的技术工具应用,努力提供“适应工作岗位”的毕业生,使他们不需要更多技能培训就能进入行业。这样做的代价是:欠缺了对和一起做设计的人,还有设计所服务的人更深、更广的理解,以及(书面和口头)交流的技能。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在工作室里教会学生们一切——这些缺失的部分往往会在工作室之外,在设计理论或设计历史单元中,以一种与工作室工作脱节的、零散的方式得以弥补。


在工作室之外,我相信设计专业的学生们还需要具备基本的研究技能。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有用的信息。在我看来,如何为一个设计项目过滤、提取和综合相关的信息,是任何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这一点在设计院系中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学生们需要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有一些基本的素养,特别是与设计有关的,即设计历史、设计人类学等。


《设计》:您认为未来设计教育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将面临何种挑战?我们应当如何迎接这些挑战?斯威本科技大学是否做出了(或者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变革?

丹尼尔·胡帕兹:在澳大利亚,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大众对设计的看法。首先,人们对设计的了解或兴趣就很少,这意味着人们总在争论:设计算不算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我不确定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应该是通过教育吧——通过中学阶段的教育,而不是在大学阶段。


至于设计教育,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教会学生们研究的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我的意思是,面对这么多可用的信息和可能性,如何找到最重要的信息和最佳的选项,在设计中做出最优的决定?比如说,如何找出哪些材料或技术是最可持续的?目前,我认为这方面的技能教育是缺乏的。在当下的设计教育中,我们过分强调创造复杂的数字可视化或原型,而没有在第一时间充分考虑为什么要设计这些东西。


《设计》:您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设计?您认为设计行业应当如何支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是否有相关的案例可以分享?

丹尼尔·胡帕兹:在有关跟可持续的、社会公正的未来的设计方面(如果这也是一个目标的话),现时我们缺少实现更好的未来愿景的工具、技术和策略。也就是说,设计师和研究生们已经具备惊人的视觉技能——譬如超现实的渲染,复杂的3D模型等,却缺乏后续步骤来实现他们愿景中的对象、场所、系统或服务。比如,如何说服人们接受你的想法更优?如何与不同的人群建立共识和联盟以推进行动?


在我看来,这需要对我们所设计的文化和社会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意味着“设计”的职业愿景,要超越目前“给现有行业提供顾问”的角色模式。我认为维修、回收和改造的设计,都是可持续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能否设计出可维修和可升级的产品,而不是坏了以后直接报废扔掉,以及材料能否被回收或再利用。以建筑设计为例,我们的出发点,该是怎样以新的方式用好已有的建筑,而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


在案例研究方面,我向学生们介绍了“可持续设计”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的简短历史,研究了维克多·J·帕帕奈克(Victor J. Papanek)、伊恩·麦克哈格( Ian McHarg)、威廉·麦唐纳(William McDonough )和迈克尔·布朗嘉特(Michael Braungart)的“摇篮到摇篮”模型以及埃齐奥·曼齐尼(Ezio Manzini)的“日常可持续”项目的理念。我们考虑新材料,如菌丝体和交叉层压木材,从内含碳和内含能源的角度考虑设计过程。最后,我们研究了更大的项目,比如基于自然的城市解决方案。



在设计和建筑中进行生态角度的考量已经成为共识,可以参考的例子也有很多。受环保运动的启发,维克多·帕帕奈克和伊恩·麦克哈格等学者开始思考设计与污染和资源浪费的关系,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进行回应。帕帕奈克认为,工业设计师创造的物品和工具是用造成污染的材料和工艺制造出来的,而这些物品和工具的最终归宿是为了扔掉。景观设计师伊恩·麦克哈格介绍了一项研究,认为场地对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来说至关重要。他提出了一些研究气候、地形、水文、植被和城市历史背景的方法,帮助城市建造者们在建造任何东西之前做足必要的功课。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设计师在设计和建筑的语境下进行了各种尝试,试图通过设计解决环境问题。许多新的设计词汇和设计议题应运而生——生态设计、绿色设计或环境设计——以及设计应该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在这种潮流影响下,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不应该将环保设计简单地理解成使用更环保的材料,而应该更彻底地反思设计和使用行为,思考人们最初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东西的。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设计方法出现,而这其中“可持续发展”作为关键词之一频繁地被提及。新的方法包括威廉·麦唐纳和迈克尔·布朗嘉特的“摇篮到摇篮(Cradle-to-Cradle)”模型,该模型基于设计生命周期评估,在建筑和工业设计领域尤其受到欢迎,并且非常有用,是对材料评估时很有帮助的模型。其他的想法还包括生物模拟,目的是为了设计出像自然系统一样能有机运作的建筑和城市。另外,埃齐奥·曼齐尼提出了关于设计激进主义的想法,对日常生活进行小规模的激进干预,以应对环境危机。


举例来说,纽约的高线公园项目就是一个废弃基础设施再利用的经典案例。公园的原址是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距离地面30英尺高的高架铁路,这段铁路的功能是用来连接肉类加工区和哈德逊港口的货运专用线。铁路在20世纪80年代停止运营后一度面临被拆除的风险,但最终在设计团队的努力下得以保存并被改造成独具特色的城市空中花园。这个项目的设计团队包括景观设计师詹姆斯·康纳(James Corner)的工作室 Field Operations,建筑工作室 Diller Scofidio + Renfro,以及园艺家皮耶·欧多夫(Piet Oudolf)。他们的设计方案保护了铁路现有的荒草和野花,让它们沿着轨道生长,并将大部分铁路轨道都维持了原状,既不影响公园的美观和功能又保留了这个地区原有的历史风味。


纽约的高线公园项目是一个废弃基础设施再利用的经典案例。公园的原址是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段距离地面30英尺高的高架铁路,这段铁路的功能是用来连接肉类加工区和哈德逊港口的货运专用线。铁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停止运营后一度面临被拆除的风险,但最终在设计团队的努力下得以保存并被改造成独具特色的城市空中花园。


另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案例是墨尔本的公寓项目,名为“公地”,由呼吸建筑(Breathe Architecture)于2013年完成(图4和图5)。该建筑使用低碳和可回收材料,配备了太阳能电池板和雨水收集装置,并建有屋顶菜园和一个公共洗衣房。这里没有汽车停车位,只在紧挨着自行车道和火车站的地方搭建了自行车位。这项建筑设计不仅是简单的可持续材料,而是旨在鼓励居民尝试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名为“公地”墨尔本的公寓项目。该建筑使用低碳和可回收材料,配备了太阳能电池板和雨水收集装置,并建有屋顶菜园和一个公共洗衣房。这里没有汽车停车位,只有在紧挨着自行车道和火车站的地方搭建了自行车位。这项建筑设计不仅是简单的可持续材料,更希望鼓励居民尝试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设计》:您认为最近三年以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哪些?您如何看待这些热点问题?

丹尼尔·胡帕兹:在我看来,三个最大的热点问题分别是“去殖民化”、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关于“去殖民化”,如何重新思考和反思过去一个多世纪,以西方、欧洲为中心视角的设计,一直作为设计教育的重点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去殖民化”项目,包括仔细研究本土的设计和生活方式的模式,关注当地的,以及特殊的案例,并且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试着设想、提出未来可替换的方案。在我看来,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定居者殖民国家来说,这些是必要的。因为它总要面对过去的历史——殖民化是怎样完全重新设计了这片土地上的景观和文化,以及如何纠正过去的错误。


第二个热点问题:可持续性,与“去殖民化”之间有根本性的联系。从可持续设计的角度来看,开采自然资源(特别是采矿和林业采伐)的殖民模式是气候危机的根源。如果我们想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个宜居的星球,就需要对设计师如何使用材料、应用建筑技术、分配和消耗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第三个问题:包容性,是最广泛意义上服务于“弱势群体”的设计——为妇女、移民和其他少数族群设计的一种方式。主流设计一般是针对普通用户,他们的基本特征是:身体健康、男性、异性恋、白人。在这个“普通用户”群体之外的人们,在应用设计出的器物、信息、建筑等方面常常会遇到困难。因此,作为一门包容性的学科,设计要能够照顾到最广泛的用户群,设计师需要了解和接触尽可能多的人——与自己不同的人。


《设计》:最近三年以来,《设计史研究》(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刊登文章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丹尼尔·胡帕兹:在过去五、六年里,《设计史研究》中涉及全球、跨文化和跨国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去殖民化”和本土设计一直是热门话题,还有更多来自西欧和美国以外的内容,比如南美、中欧和亚洲的设计史。我认为就编辑部成员的地理分布而言,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人们对了解传统的“欧洲—北美”叙事之外的设计有很大的兴趣。


《设计》:您认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设计应当如何发挥价值?

丹尼尔·胡帕兹: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像苹果、三星和IBM这样的知名企业都很重视设计,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转化为一般公众对设计的肯定或者赞赏。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设计只是一门表面功夫,是项目开发最后阶段的美化工作。换句话说,大多数重要的决定都已经做完了,才轮到设计师出来把活儿弄得好看点。这种认知可以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设计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尽管如此,我认为新技术中的“用户体验设计”已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可能因其带来的便捷性,得到那些热衷于新设备、软件和应用程序用户的肯定。




本期

《面向可持续的国际设计教育》

分享嘉宾

(版面编排以受访者姓氏拼音为序)

设计师群体展示了集体想象力如何在民主、持续、反思的过程中得以实践

蒂娜·伦茨(Tina Lenz )  
设计人类学研究者
安内米克·范·博伊坚博士(Dr. Ir. Annemiek van Boeijen)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学院助理教授

设计正向塑造未来的角色转型,设计师要担起人类转变的价值和期望

阿什利·霍尔(Ashley Hall)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层、文化和人性在认识和优先考虑未来的设计教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周传美(Bibi Chew)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MIA)插图系主任、高级讲师

设计可以使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包容的未来

菲奥娜·迪芬巴赫(Fiona Dieffenbacher) 

帕森斯设计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副教授

维修、回收和改造的设计都是可持续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丹尼尔·胡帕兹(Daniel Huppatz) 

澳大利亚墨尔本斯威本大学建筑与工业设计系副教授

未来设计教育需要关注自然、文化和人类之间不可分隔、抽象又复杂的关系

崔炅兰(Choi Kyung Ran)

韩国国民大学(Kookmin University)TED专门大学院教授

设计师要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和表达的野心之间取得平衡

马泰欧·英格拉姆(Matteo Oreste Ingaramo)  

米兰理工大学教授

从产品设计的视角谈后疫情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与设计教育

罗伯特·菲利普斯(Robert Phillips)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的高级讲师

凭借实践原型化和开发新知识的能力跨越学科、技术和材料作出贡献

莎拉·蒂斯利(Sarah Teasley)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设计学院教授,研究与创新副院长

设计教育体现于多元性、包容性与社群结合的工作室文化

苏菲·霍达拉(Sofie Hodara)

东北大学艺术、传媒与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设计教育与全方位创意人才养成  

胡宗华(Tony Hu) 

麻省理工学院设计与管理硕士项目(MIT IDM)主任

从社会设计向可持续出发

渡边诚(Makoto Watanabe)  

千叶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国际学术研究院设计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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