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回归本源——我对2022年建筑业的几点判断

前言

2021年大事件对建筑业的启示

过去的2021年，有太多的大事件：以房地产三条红线、平台经济反垄断、学科类校外培训大整顿为标志，包括恒大暴雷、蚂蚁金服上市叫停、滴滴下架、教培机构顶格罚款等事件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不过，“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些事件背后有一个稳定不变的基本逻辑，那就是要回归资本、金融、行业的本源。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回归本源”。2018年刘鹤副总理提出四大金融常识——“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理念正在被落实。

针对房地产，中央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绝不能低估中央的决心；经过2021年，数字经济企业也告别野蛮生长，正经历一次回归“创造价值”初心的历史性转型，回归普惠、回归创新、回归开放、回归公平；教培行业也痛定思痛，而回归教育的初心、回归教育的原点，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回归原点、回归定位、回归主航道正成为新阶段重要的宏观逻辑。

建筑业必须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前行，而“回归”正成为2022年建筑业的“核心词”。越是在不确定、不稳定的环境下，越要让回归成为一种信心、信仰，回归不仅是追本溯源的战术措施，更是探索实践的战略选择。回归建筑业本身的文化和使命，回归价值创造和责任履行，回归正轨，走深走实，是建筑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此，我有如下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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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将回归理性

2022年建筑业的发展趋势必须在国家的宏观形势下考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王小广等认为，从长期趋势看，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发生深刻变化，由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投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下降。基础设施的投资作用也不例外，依托新基建和仍有一定潜力的传统基建大幅提升整体投资增长率已经不可能，但水利、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传统基建对实现稳增长目标的作用仍不容小觑。

虽然2022年的建筑市场仍有比较好的市场预期，但要正常理解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既不会是传统建设模式的复制，也不会是大开大合及大拆大建的发展方式，而是进一步优化资源和服务供给，确保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的可持续性，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我国的建筑市场会发生内生性的巨大变化，围绕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数字化转型和新基建、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不同行业与建筑行业间连接所形成的新领域（如智能高速公路等）将构成建筑新市场的关键领域。

市场趋于理性的另一种考虑在于，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将更趋于理性，由政府主导逐步向政府服务转型。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明确要防止领导换届带来规划的随意性。2016年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增强规划的前瞻性、强调性和连续性；严控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设立，从制度上遏制了领导干部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新城建设冲动。从2017年起中央密集出台了50号文、87号文、194号文，2021年7月监管部门下发的《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1]15号），进一步规范地方债务、加大融资监管防控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堵住了政府兜底、举债大上基建项目的后路。具备主动培育市场、开发市场和引领市场能力的建筑企业将是未来市场竞争中的胜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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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将回归实力

随着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反腐，亲清的政商关系正逐步形成。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2022年1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总结2021年工作中指出，加大了对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在部署2022年工作中明确提出，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可以预见到，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促进新型竞争规则的形成。

2021年5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包括了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可能影响合同履行的异常低价竞标等行业内普遍关注的条款。2021年6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文，对相关资质的取消、合并提出了明确意见。

综上，政府和市场的改革，都在致力于打造一个公平、法治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政商关系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打造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企业来发展经济，而只有具备实力的企业才更受政府的青睐。未来的竞争规则会更多取决于市场规则甚至于企业规则，而不是政府规则，这都需要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实力。从市场环境上，强调企业注重外在市场行为和内功的打造，促进企业自身结构的调整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实力、重基础、讲信用的企业将率先在转型中走向新发展阶段。在这种趋势下，企业管理者要彻底摒弃困扰企业成长的投机思维以及既有业务模式的路径依赖，培育基于技术优势和管理能力的基础能力，同时具备面向趋势、面向需求、面向变化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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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将回归协同

协同是一种必然，其前提是把企业、企业的环境以及利益相关方视为一个整体。很多管理者迄今不知道，管理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整体或共同体基础上的，建立在那些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或组织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协同的本质内涵，是分工一体化的关系体系以及互为主体的共生型组织。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由于缺乏系统观、整体观导致的，如果总是用制造问题时的同一水平思维来解决问题，就会一直陷在原地打转。整体观就是管理中的升维思考，而协同则是升维思考下的关键路径。从本质上，协同是一种制度设计，是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及自身文化基础上的制度突破；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探索。

近几年，头部企业强者恒强，国企民企分化明显的现象越来越明确。很多人认为这是进一步分化的起点，而我则认为这是进一步协同、融合的起点。不管国企、央企做得多大，规模的扩张必然有其边界；并且，国企也不会走向垄断。对致力于区域化发展的国企来说，与地方企业的协同是一种良性的互补，不是吸附关系，而是各取所需。目前的呈现的不均衡恰恰是将来协同带来可靠性的必经阶段，虽然这一阶段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破坏性，但终究要走向“天下大同”。从整个国家经济体系来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根据《（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20年，有477家500强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占比高达95.40%。246家500强企业参与“两新一重”建设，其中162家企业参与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占500强比例为32.40%；161家企业参与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占500强比例为32.20%；78家企业参与了交通、水利重大工程建设，占500强比例为15.60%，可见，民营企业在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始终保持着高涨的热情和积极的参与度。随着建筑市场的多元化和竞争环境的法治化、规范化，建筑民企必定大有可为，但前提是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经历2021年疫情的冲击、极端天气的影响以及限电的考验，企业越来越感受到，保持稳健的供应链接的重要性。当下的建筑企业，要把70%的精力投向外部，30%留在内部，正如工程项目就是在与供应链的不断协同中完成的。管理者要认识到，项目组织的效率乃至于成本的控制能力，已经不完全取决于单一的项目，而是决定于项目与企业供应链网络的连接程度。在项目实践中，很多项目的供应链往往是线性、一次性的，很容易出现失衡、断链、阻滞的情况。理想的供应链管理是，企业或项目把自己有效地嵌入到供应链网络中，供应链能够自动运转满足企业或项目的需要。很显然，这方面建筑企业做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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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将回归效率

201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些成本最该降！——对两省四市五十三家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调查》的长篇调查，认为制度性成本困扰最大。这里所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其实，企业内部也如此，往往用理性的管理形式掩盖着非理性的管理内容，自身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企业管理依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不断涌现的新名词，管理者总是尝试搭上流行的管理方法或者互联网的“顺风车”带领企业乘风破浪，却忘记了管理的初衷，那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常识、尊重规律，不断提高组织的效率。

管理的目的，除了增长以外还有效率。很多企业片面地理解了“管理出效益”，其实，管理转化为效益的重要途径是效率。管理本身是不会产生效益的，管理一定是花钱的，管理只会产生效率。正如最早研究管理效率的是美国的哈林顿· 艾默森所说“所谓管理效率不是要特别努力工作，而是要消除无益的努力和浪费”。所以，企业要追求的是有效率、有价值的增长，没有效率的增长，不是慢性自杀，而是加速自杀。目前，很多企业在苦苦探索转型发展之路，不过，管理者似乎没有认清隐藏在管理现象背后的浅显道理：一个固化的模式是无法适应外部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的。建筑企业在面临内部增长乏力、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监管力度趋严、数字化变革加快等多重压力下，必须要加快重塑企业的增长模式，摆脱对要素投入和规模的依赖，以更多内生效率提升来实现适度持续增长。

组织效率最大化的手段是专业化水平与等级制度的结合（陈春花）。专业化包括企业的专业化定位和管理者的专业化能力，前者是保证做专业的事，后者则是把事做专业。二者的有机结合，才会产生美妙的化学反应。很多企业焦头烂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略模糊，什么都想做，什么也做不明白。受互联网“去中心化”等思想的影响，等级制度似乎有些不入流。其实，作为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团队作战的建筑企业，只有职责清晰的分工，权力明确的分配，等级安排合理，组织结构有序，管理的效能才会有效地发挥。因此，企业不仅不能“去中心”，而是要“强中心”，只有高效、敏捷的中心指挥体系，才会保证组织顺畅、分散的项目取得成功、关键的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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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将回归个体

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管理者总是努力在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但往往忽略了管理中尤为关键的要素，即个体的需求。个体的无限创造能力和激情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无论企业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都要思考能把人激励到什么程度，是否实现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高度一致。不把人力资本挖掘出来，搞活企业就是一句空话。

调动人力资本最关键的方法是交换，同市场环境下的交换原则一致。一是坚持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重构企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企业要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工程技术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等，将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二是推进市场化薪酬改革，其核心是建立市场化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让员工的关注点由静态的工资转变为动态的价值创造带来的价值分配，从“我要钱”变为“我挣钱”（席加省），避免没有原则的普涨工资导致新的“大锅饭”。三是坚持共同富裕。分享利润才会关心利润，要保障和提高员工对剩余利润的索取权，将员工与企业打造成共享发展、共同成长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继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21年11月1日起，人社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银保监会、铁路局、民航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正式实施。如果建筑企业仅从工资保障的角度去理解条例、规定，就过于狭隘。在劳动力短缺、劳务价格上涨的用工环境下，建筑企业有必要将农民工作为内部资源进行管理，推动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一方面，随着智能建造的发展，大大减少对劳务工人数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企业的技术转型中工业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将进一步增加对技术型、复合型劳动力的质量需求。在这种条件下，劳务工人与企业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而不是越来越松散或者是割裂的状态。企业要把劳务企业和劳务工人的成长和进步视作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通过文化协同、理念协同、团队协同和方法协同等手段，建立共生、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

结语

发展将回归质量

国资委2019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突出了对中央企业“两利四率”（净利润、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研发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考核。2022年中央企业“两利四率”指标的目标任务是“两增一控三提高”。“两增”，就是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速要高于国民经济增速；“一控”，就是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65%以内；“三提高”，就是营业收入利润率要再提高0.1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再提高5%、研发经费投入要进一步提高，传递了明确的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信号。

进入新发展阶段，片面追求数量、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鲜明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由粗放型发展向精细化发展的转型，由建造产品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型。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顺应形势“求变”，更要坚守初心“守魂”。我们需要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多地关注市场需求、更多地打造实力、更多地构建协同、更多地提升效率、更多地提高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果说过去的规模发展依靠的是经济本能，那么，今后的质量发展依靠的则是专业精神。

审核丨蔡敏、付寒梅

排版编辑丨王昕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