窟洞相连的石壁上，一只缓慢爬行的虫子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是只不会飞的虫子，寿命大略只有几个月，甚至更短。
我俯下身去，看着它从一个窟爬向另一个窟，过了一道棱，方才向外的爬行突然转向洞窟深处的幽暗。
虫子无法理解眼前的变化，空间在它面前仿佛突然遁入另一维度，只得继续那卑微的爬行。
在石窟面前，人类竟蜕脱得比虫子还要渺小。
无论是龙门、云岗，还是麦积山、敦煌，当第一只火把的光在黑暗中亮起，古阳洞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历史的烟云中，无知并未消减，而是弥散成更大的无知。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叮叮当当的声音逐渐从云岗走向龙门，并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回荡在伊河两岸。
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合称“北魏三窟”，它们继承了云冈石窟的部分特征，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温润与优雅，从云冈的浑厚粗旷，转向细腻端庄，并很快流动起文化政治的雏形。
这项浩大的工程未能落得圆满便“胎死腹中”，成为朝廷斗争的牺牲品。
从道武帝拓跋珪起，“子贵母死”便成了共识，即立太子前赐死其生母，以避免太后干预朝政导致动乱。
但万事总有例外，而当例外到来，往往就是最致命的。
为宣武帝生下肃宗明皇帝元诩后，胡太后侥幸逃过被杀的命运，最终号令天下。
北魏朝纲最为惧怕的动乱还是发生了，胡太后与负责宾阳洞建造的宦官刘腾发生了争衡，导致刘腾去世，宾阳洞工程也就此搁浅。
另一处洞窟也在冲天的火光中支离破碎，成为著名的“火烧洞”。
时代的浪潮褪去，在伊河上留下一片辽阔的空白。
自北魏建窟热潮后，东西魏到唐初再无大型石窟开凿，直到另一场宫廷争斗的出现。
公元636年，大唐长孙皇后病逝。
一直心怀夺嫡之念，与长兄李承乾明争暗斗的唐太宗四子李泰为博父亲欢心，提议在龙门石窟为母亲开窟造像。
很快，他便盯上了未完工的宾阳三洞。
彼时中洞已雕塑完工，只待重新彩绘一新，而南北两洞也已开窟完毕，只要凿石塑像即可。
不多时，工匠已在三洞间长夜行军。
可这样赶工的“豆腐渣造像”，根本无法与宾阳中洞原本美轮美奂的北魏造像同日而语。
不仅如此，他还凿平了宾阳洞的原碑文，并重新凿刻为自己攫取政治利益的《三龛记》。
它原本叫“伊阙佛龛之碑”，镌刻的应该是北魏长达24年开窟造像的过程。
这块由中书舍人岑文本撰写，大书法家褚遂良镌刻的《三龛记》，含蓄而不无揶揄地用两句话，概括了魏王李泰营造石窟的滑稽：“或仍旧而增严，或维新而极妙”。
它如今依旧屹立在宾阳三洞前，成为这段拙劣表演永远的见证。
纪录片《龙门石窟》中，有这样一句精妙的评价：
“佛场也能成为官场，天国也很难远离人间。”
李泰的皇帝梦，最终也没能实现。
嶙峋的石壁间，兀地突出来一座朱檐青瓦的寺庙，荫蔽着几尊大佛。
凑近了看，方知是龙门的石窟寺之一，名潜溪寺。
正中供奉的是阿弥陀佛，顶壁上巨大的浅刻莲花颇有些喧宾夺主。
显然，作为“净土宗”派的信仰对象，阿弥陀佛在那个时代占有异乎寻常的地位。
净土宗主要的修行方法，仅仅是“称念阿弥陀佛之名”，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故又称念佛宗。
这样“简便易行”的修行方式，使得净土宗逐渐成为唐代最流行的佛教宗派，乃至成为影响中国民间佛教信仰最为深远的宗门。
在龙门敬善寺的四壁，五十三尊菩萨围绕主佛，坐在同一根数十茎的莲花上，仪态万千，这就是佛教净土宗西方净土变最古老的图画。
唐代，由于净土宗思潮的影响，各种商会、组织都开始捐资修建佛像。
当一种信仰能够触及普通民众最朴素的希冀时，佛像的双脚才能在黄土上落地。
净土宗这种严格意义上并非佛教宗派，而仅为一种思潮的派别能够海潮式蔓延开来，某种意义上讲，与佛道等教后来均莫名其妙出现的财神、福神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与民间需求逆推和反哺的产物。
再往前走，栈道忽得抬高，视线尽头现出那尊龙门所有美与艺术的结合：卢舍那大佛。
公元649年，太宗去世，26岁的武则天入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这是她与佛教最初的因缘。
有因，便注定有果。
唐高宗即位后，龙门最浩大的工程，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开建。
那是唐高宗李治（太宗九子，李泰的同母胞弟）发愿为父亲建造的，就在同一年，武则天被召回，立为皇后，并施以两万贯脂粉钱赞助建造。
这一凿，就是25年。
史书记载，自显庆以来，唐高宗体弱多病，武则天开始辅佐国政，权势齐于高宗，时人称为二圣。
高宗死后的公元690年，武则天以67岁的高龄君临天下，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定东都洛阳为神都，史称武周。
而此时，大唐的全盛需要一个足够强大而合理的君王，而不仅仅是一个“临时转正”的“代理皇后”。
于是一本本经书应运而生，一尊尊石佛脱胎而立。
武则天称帝前夕，授意翻译注解并大力推广《大云经疏》。
这本虚假的经书中写道：
“有一天女，明曰净光。当王国土，得转轮王。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
继李泰之后的又一个谎言诞生了。
于是武则天成为弥勒的当代化身，一座座以弥勒为主佛的石窟破岩而出。
佛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弥勒是未来佛，可武则天让他提前成了佛，沐浴在盛唐最辉煌的阳光下。
摩崖三佛龛也是武则天命人雕刻的，主佛依旧是弥勒佛。
可除了弥勒外，其他六尊都缺部少件，尚未完工。
这悬于半空的凿痕，似乎靡靡间暗示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伊河上的航船驶入公元705年，李显重登皇位，武则天远离了朝政。
这年冬天，武则天结束了传奇的一生，摩崖三佛龛也宣告停工。
抬头仰望那些颔首含笑的弥勒，不多时脖子即酸胀无比。
但世间从不缺仰望之人，那年的武则天，踩着未来佛的肩膀向上攀登，希望自己能够在盛唐的春风里一步登天。
再后来，安史之乱的名字成为这片土地上一个永远的痛。
伊河上摇曳起夕阳的余晖，造像也变得臃肿而笨拙。
河面裹着淤积的泥沙，在凛冽的寒冷里冰封了几个世纪，冬天降临了。
龙门因佛而盛，也因此屡遭磨难。
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两次灭佛，每一次都有大量佛像被毁。
及至宋金，中国雕像艺术开始衰落，龙门渐渐人流稀稀。
漫长岁月的等待后，龙门却与不速之客们在20世纪初撞了个满怀。
一些西方探险家、汉学家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了龙门的雕塑之美，拍的照片在国外引起轰动。
当时正值战乱，这样的影响给龙门带来了危险。
无数佛头被他们雇佣的中国工匠砸掉，放在日本、美国的博物馆里。
那时候，若你从天空中俯瞰，便可见密密麻麻的虫子，歪歪扭扭一路通向龙门。
蝼蚁虽渺小，侵蚀性却极强。
有人说，伊河是石佛流下的泪汇成的。
汩汩的水奔流不停，拍打堤岸发出刺耳的声音，像是一个时代的哭泣。
留存于世的十万余尊佛像，完整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它们之中，除了六十四件知道下落外，绝大多数都去向不明。
纪录片《龙门石窟》中这样写道：
“传说洛阳有种焦骨牡丹，即使被烧焦了枝干，来年也能发出新芽。那些被削去头手的佛像，来年也能获得重生吗？”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运动期间，洛阳农林学院的大学生与红箍们对峙，争取了上报的时间，换来了周总理的保护令。
那段长夜里，没有一件佛头、一只佛手受到伤害。
如今的龙门，依然有络绎不绝的游客误以为那些缺失的佛头是遭了那场动乱之苦，若你听到了，请务必告诉他们这段故事。
卢舍那大佛，已经在这里端坐了一千五百年。
她缺了手腕，面部开裂，与永宁寺塔那个残缺的佛面一样，带着走失在岁月中的缺憾。
但她依然端坐，那般从容，那样旷达。
有些东西被留在过往的黑暗里，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迷，却给残缺赋予了更深邃的美学意义。
临近黄昏，日影还在。
背阴一面的窟门显出厚重而浓稠的黑，碑刻上开窟者的名字和佛像头上的火焰忍冬纹都看不见了。
窟壁上，有一些细密如豆、个头极小的石佛，不仔细看，容易将它们认成一面因风化而略显粗糙的墙壁。
凑近了看，才发现这些指甲盖大小的石佛竟各不相同：左边这尊斜挎的袍带，到了右边即刻成了贴身的袈裟。
历史的晦涩在这里显露无疑，那些动态的钎凿斧刻凝固了，成为刻石上颔首凝眉的面容。
但可以肯定的是，卢舍那大佛美得那么汹涌，若没有大唐盛世的洪流，是绝不会出现如此精美的艺术作品的。
大佛出走了。
从北魏走向盛唐，从天竺走向洛阳，一步步调整着步态与盛装，终于成为一种超脱过往的独特存在。
有人说，卢舍那大佛的笑就是武则天面容的翻版，这种声称既有应和，又有抵忤，但这印迹毫无疑问出自时代在大佛身上留下的无数刀锋。
有人说，宗教在统治者眼中也许只是一个支点，支起的是封建统治思想。
但龙门还留下了很多其他东西。
北京人民大会堂藻井上的莲花图案，就是以莲花洞的石莲花为蓝本。
而书法至圣“龙门二十品”，十九品在古阳洞。
魏碑体一反书法的阴柔之风，逐渐阳刚，是中国书法隶书向楷书的转变。
文化的演进正如余秋雨笔下夜航的摇橹船，石窟即船桨漾出的水波。
波随船动，而不能自扰。
岸未动而舟已千里，这便带来了敦煌，带来了云岗，又带来了龙门。
我攀上东山崖壁上高悬的石阶，在暮色四合里等待日落降临。
对面遥遥的西山渐渐看不真切，其间徐缓挪动着的游客如蚁群出巡。
六点一过，窟内的灯准时亮起。
散落一千五百年的光，像坠落山间的无穷繁星。
以文字温暖心灵，以色彩阅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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