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艺术|尼采的诱惑：德国表现主义的精神、构型及其在思想史上的位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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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主义作家既激进又哀婉地表达了这种精神氛围。对他们而言，哲学不仅是世界观或人生观的教诲，更是一种生存论的残酷揭示。

一方面，表现主义作家服膺尼采对市民社会的无情嘲弄，接受了尼采所号召的激进使命。尼采分析市民阶级——基督教世界——的衰落，恰恰是表现主义者眼中启蒙精神的有毒果实、世纪之交的德意志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怪相、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对德意志精神的严重挫伤，以及聚集在“1914年观念”之下种种貌合神离之人的民族共识：

人们反讽地记录下种种消极之处：不断衰退中的旧秩序和国家依然狂妄自负，军人品质在军国主义（Militarismus）中被彻底颠倒，经济和工业的暴力膨胀，从市民阶层到资产阶级的全盘腐化堕落，战后整个生活瓦解崩溃，享乐之风盛行，道德、秩序及规则沦丧，通货膨胀横行，人人投机取巧，而上流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耽于娱乐、令人眩晕的各色玩意儿则火爆异常。

另一方面，表现主义坚持一种内在性的审美主义精神，认为唯有从此途径才有望获得新生。这种新生，唯有青年们团聚在尼采麾下，高举“积极虚无主义”的大旗才可望实现。尼采酒神式的审美精神，尤其是其《悲剧的诞生》一书，成为表现主义一代作家的美学《圣经》。那曾经令浪漫主义如鲠在喉、孜孜以求的东西，成为新的思想旨趣的契机。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作一简单的追溯，将会看得更清楚。

按照卡尔·曼海姆的说法，早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形成了德国早期保守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指的是与启蒙精神相对立的浪漫主义。对于德国观念论而言，这恰好是康德完成三大批判，将理性与自由结合，用以进一步勾画启蒙蓝图的时刻。而就在康德身后，短时期内就涌现出了德国观念论史上相当富饶的现象。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称颂这个时期可以与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之死到77年后亚里士多德之死这个时限内的创造力相提并论。亨利希以1795年前后作为例子：费希特出版了其《知识学》，紧接着谢林出版了对费希特的回应著作；席勒出版了《审美教育书简》；歌德出版了《威廉·迈斯特》；荷尔德林写出了对费希特的批判以及《许佩里翁》的初稿；浪漫主义诗人蒂克（Ludwig Tieck）出版了其第一部小说《威廉·洛维尔先生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Herrn William Lovell）；雅各布忠实的追随者让·保尔（Jeanpaul）发表了成名作《赫斯佩罗斯》（Hesperus）；施莱格尔开始写作《哲学的学习时代》，而诺瓦利斯开始其哲学研究。

这一时期群星璀璨，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浪漫主义诗学开始了其席卷欧洲思想的历程。这种对现代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有一个著名的标识，即它们都深刻地根植于艺术或文学。进一步说，这些思想巨擘对康德的理性批判深为不满，他们重新构思新体系，张扬感性、直觉和情感，认为何以构成知识基础的问题应该得到重新修正，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分裂应该通过回返一个更加源始的同一性来得以弥合。这一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经由费希特、谢林在哲学上的证成，深刻地影响了施莱格尔等浪漫派，一直到叔本华和尼采。而尼采进入现代性哲学话语，引发了堪称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理性先被当做息事宁人的自我认识，接着又被认为是积极的习得，最终还被看做是补偿性的回忆，这样一来，理性就成了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替代物，并且可以依靠自身的动力克服现代性的分裂。然而，努力按照启蒙辩证法纲领设计理性概念，三次均以失败告终。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尼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作一次内在批判，要么彻底放弃启蒙辩证法纲领。尼采选择了后者——他放弃对理性概念再作修正，并且告别了启蒙辩证法。

这便是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思想语境，在此书中，尼采回归本源的思古情绪、他的审美主义诉求，与浪漫派的观念可谓相契。在这一时期的尼采看来，由于现代艺术最彻底地表达了现时代的时间意识，因而它能够成为远古与现时代之间的中介，借此将现代人从内心的贫乏和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过，哈贝马斯可谓独具慧眼：既然尼采的酒神艺术与浪漫派诉诸新神话的做法，都是为了重新寻回人之自然本性，从而获得击溃社会僵化的一体化力量，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酒神精神与浪漫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呢？[插图]这个区别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构成了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分野，实际上也构成了早期保守主义思想向后期保守主义思想的过渡。（注图文均来源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