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艺术|德国表现主义作为现代性问题在思想史上的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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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艺术

Flowing Art

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在哲学史上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个，也可以说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案，便是海德格尔接踵尼采的步伐，把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克服，与形而上学的开端和终结关联起来。通过讲授关于尼采的专题课程和对西方艺术的思索，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层次上将艺术与形而上学统一起来。海德格尔重建尼采美学，将之释读为“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其命意在于通过尼采来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插图]那种对一体化原始奠基力量的寻求，从艺术再次转向哲学，最后通过一种更加回归本源的方式走向了所谓的“思”。而海氏终于走向了令人唏嘘的结局，其同时代人譬如荣格尔、范·登·布鲁克、卡尔·施米特也无不分享了这种存在—决断论的魅惑。当然，这个方案也远远超出了德国表现主义所构想的那种审美现代性的解决方式。

第二个解决尼采问题的思想史方案乃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展示了尼采和所谓“德国虚无主义”之间的思想关系：对现代文明及其结果（在尼采看来是“末人”）的拒斥，导致了回返前现代理想的渴慕；而以“文化”来对抗“文明”（有意识的理性文化）的德国现代思想，本身无异于一场以青年对抗老年的文化运动。这种狂热的理性批判，最终导向了军国主义。不过，施特劳斯在另一个层面上接受了尼采的思想，即认为现代思想的根基并不牢靠——西方理性主义的根基必须要重审——关键步骤仍然是回到古希腊，只不过施特劳斯返回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将艺术排斥在文明的定义之外（科学和道德分别为文明的两大支柱），要求重审艺术概念以及赋予其现代性内涵的现代美学名目下的种种论设。审美现代性从根本上而言是整个现代性分化，或者干脆说，是整个现代理性主义（包括对其不懈批判）的一个必然结果。换言之，基于现代性分化且对于现代性而言极其重要的审美现代性，这一进路在施特劳斯看来即便不是错误，也是应该完全重头来过的结果。可以说，施特劳斯对德意志虚无主义精神构型的揭示，精确地描述了德国表现主义根植于其中的社会思想氛围。

第三个，也是从目前来看最重要的路向是哈贝马斯，我们已经论述过他对尼采的批判。正是哈贝马斯，进一步将德国表现主义与整个审美现代性问题关涉起来，从而为我们分析德国表现主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想史视野。在其著名的演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Die Moderne—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1980）中，哈贝马斯逐步展开了相应的思想史坐标。这篇演讲标识出哈贝马斯对待现代性规划的独特态度，其审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抗因为误解审美现代性而导致的后现代转向。转向后现代在哈贝马斯看来，意味着放弃启蒙现代性的规划。这就表示无法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即对异质性经验的开放和吸纳来保留现代性的成就，从而导致了广泛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哈贝马斯继承了其老师阿多诺对后现代抵制的冲动，认为现代性乃是一种时间意识，标志着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新旧辩证法。历史上著名的“古今之争”使得这种历史哲学延续至今，而“审美现代性的信念”（Die Gesinnungderäs the tischen Moderne）则表达了随着时代的转型更迭越来越激进的时间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先锋派艺术所引导的那种颠覆规范性的力量和激进化的历史意识，最终预示了现代性进程的空寂结果，这种对时代危机的诊断，使得本雅明最终走向了弥赛亚主义的救赎道路，而现代性冲动则被理解为亏空和耗尽。

艺术领域中激进审美精神的衰退，导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性出路。丹尼尔·贝尔所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则从文化现代性的角度来审理由于审美现代性的经验而带来的生活世界的变革。“在现代主义这股强大的诱导力量的统治下，无约束的自我实现的原则、对本真的自我经验的要求、一种过度敏感的主观主义恣肆横行，并借此释放了享乐主义的动机，这些与职业生活的纪律性，与由目的理性主导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础完全不相容。”[插图]为此贝尔只能寄希望于宗教的复兴，重新修复受损的个体伦理。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新保守主义并未真正诊断出现代性危机的社会根源，而是将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强烈不满，归咎于整个现代性进程。这种文化现代性（kulturelle Moderne）的最大弱点在于，忽略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行政系统不断增长的对生活世界中交往结构的强烈入侵。（注图文均来源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