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艺术|德国表现主义作为现代性问题在思想史上的位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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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艺术

Flowing Art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采取上述路径无法解决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他回到韦伯，重新探讨现代性进程中，原本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中得到完整表达的“实质理性”（substantielle Vernunft）的分化：

当世界观瓦解，其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真理、规范的正当性、真诚性或者说美的特定视角下分解开来，并各自被当作认识、正义或者趣味方面的问题来处理时，这种情况就会在现代时期引起一种对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价值领域的甄别。这样，科学讨论、道德及合法性的理论研究、艺术生产及艺术批评就作为专家事务，在相对应的文化行动系统内部被制度化。在一种抽象的有效性角度下，对文化传统的职业化处理，有助于阐明认识—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美学—表达的知识综合体内部各自固有的规律性。从此刻起，也就存在着科学、道德及合法性理论、艺术的内部历史——当然，这并非历史的线性发展，但的确构成了一种学习过程。

问题便在于，当启蒙方案破碎之后，那些继续坚持启蒙方案的思想家，几乎都只赞同和发展理性分化后诸领域中的一个。这种奠基性的视域，乃是现代哲学一个难以绕过的症结。然而，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性经验，已经无法统一在某种理性话语的麾下，这种进步性分化要求着各个领域的价值和逻辑的自律及自洽。唯有从这个角度来打量审美现代性问题，才不至于将激进的审美精神视为理性的极端对立面，从而在针对现代性分化问题的论域中将之抛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与美学的自律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激进的美学经验重新回溯到思想史上去寻求其在现代性分化意域上的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正是康德对美学问题的探究，使得一个与科学、道德的认知结构迥异的认知领域得以出现，并将对此领域的澄清确立为哲学美学的任务。唯有从美学经验自律的角度，即所谓“去中心化的、自我经验的主体性的客体化”（das Objektivwerden der dezentrierten, sich selbst erfahrenden Subjektivität），现代主义才获得了一种具有启蒙根基的解释，成为针对现代性的独特意识。

不过，即便沿着这一条论证路线出发，哈贝马斯还是敏锐地诊断到了现代性的一种含混的困境。克服现代性的分裂，与推进现代性的进一步分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暧昧的张力。这根本上是由于，现代性分化所奠基的视域之间是重叠和混淆的。例如，审美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在超现实主义那里遭遇了困难，是因为其总体性的允诺和乌托邦性质。这意味着，艺术的乌托邦指向了一个超越艺术之物，从而沿着文化现代性的路径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换句话说，任何企图将现代性的整体危机强行还原至某一文化领域，企图奠基于此一文化领域，并从此视域出发以消解与之相异的一切规范来达成的所谓“和解”，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价值领域之间的混淆。这种混淆不仅没有解放效果，反而陷入了“文化的虚假扬弃”（Diefalsche Aufhebung der Kultur）之中。哈贝马斯认为，这一倾向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在科学与道德中，都构成了一种解放的假象：

一种已经物化了的日常生活实践，虽然力图获得认知领域与道德—实践、美学—表达领域之间的一种不受约束的相互作用，但也不能够通过跟任何单个的强制开放的文化领域的关联来得到治愈。此外，也不应该把在科学、道德和艺术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实际生产和体制化，混淆于对这些价值领域中杰出代表人物的生活方式的模仿——混淆于尼采、巴枯宁，或波德莱尔在他们的生活里所表达的普遍化的颠覆性力量。

正是在诸种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哈贝马斯看到了在坚持现代性分化的意义上，仍然发挥着作用的是各个领域的专家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可是，的确只有当社会现代化进程能够导向另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当生活世界能够发展出自身的诸种制度（这些制度能够压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系统性活力），一种依赖于生机勃勃的传统，但也由于单纯的传统主义而变得贫乏的日常实践才能与现代文化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有差别的反馈机制。”

不过，这种思想路径的前景受到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强有力挑战。哈贝马斯区分了三种保守主义思潮，分别是：青年保守主义者的反现代主义（der Antimodernismus der Jungkonservativen）、旧保守主义者的前现代主义（derprämodernismus der Altkonservativen）以及新保守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derpost modernismus der Neukonservativen）。哈贝马斯将从巴塔耶、福柯到德里达的思想路线视为青年保守主义，其思想旨趣主要活动在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笼罩下。同样，哈贝马斯将列奥·施特劳斯、汉斯·约纳斯等思想家归为旧保守主义者，其基本立场在于回返到前现代性立场上去，恢复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当然，在哈贝马斯眼中，新保守主义者似乎更为重要：

新保守主义者最早对现代性的成就采取肯定的态度。他们赞同现代科学的发展，只要现代科学的自我僭越，乃是旨在推动技术进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实现行政部门的理性化。除此之外，他们还接受了一种来自文化现代性的、已经被拆除了爆炸引信的政治。根据其主张，科学一旦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便在生活世界的导向上变得无关紧要。按照其另外一个主张，政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那种为道德实践辩护的要求。其第三个主张宣称艺术具有纯粹的内在性，质疑其乌托邦内涵，引证其幻象特征（Scheincharakter），为的是将美学经验限制在私人领域中。对此，人们可以引证早期维特根斯坦、中期卡尔·施米特以及晚期的戈特弗里德·本恩。随着科学、道德和艺术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它们被明确地划分为彼此自律的、由专家治理的领域，文化现代性仍保留的就只能是抛弃了现代性规划之后所剩下来的东西。空出来的位置拟定由传统来填补，这些传统恰恰免受论证要求的打扰；当然，无法真正地看出，如果这些传统不依靠文化部门的支持究竟应该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存活。

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区分，不妨将德国表现主义思想视为审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经验语境，其对应的问题乃是审美领域作为现代性分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这种审美领域的自我分化与确证，不可避免地面临与科学、政治乃至道德实践的纠葛。在这个思想史坐标系中，德国表现主义的种种精神构型或许可以得到恰切的解释，并为我们了解“二战”前德国思想史的状况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注图文均来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