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荐书 — 《战争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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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指挥：

2500余年来西方战争的指挥艺术

作者：

【以】马丁･范克里韦尔德

吴丽朱勤芹译

提到战争指挥，或许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伟大的军事家率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指挥若定的画面。但实际上，那种场景不过是艺术包装的结果，真实的战争指挥并非如此，90%的优秀指挥案例中都有虚假成分。

出生于1946年以色列人马丁･范克里韦尔德是当代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思想家。他出版了30多部著作。其中1985年出版的《战争指挥》是当代分散指挥理论的奠基之作。作者研究了从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会战到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从中寻求指挥的本质属性和指挥方式的演变规律。老陈的研究方向是管理，从这本书中也看到了现代企业管理与军事指挥的异曲同工之处。

作者将1800年以前称为“指挥的石器时代”。由于通信技术的原始落后，军事统帅无法指挥麾下的所有部队，于是想出了各种解决办法。一种极端的做法是放弃几乎所有的控制权，让一线将领各自为战；另一种极端做法是把军队压缩成一个方阵来实施全面控制，如马其顿方阵和中国的秦军方阵；折中的方案包括在全部时间内指挥一部分军队，或者在部分时间内指挥全部军队。而最成功的是罗马军团的办法，它依靠标准化的基层编队——百人队、适当的组织结构和战术阵形、分配指挥权、减少自上而下的细节管控，使罗马军团几乎不需要指挥官就能取得胜利。

1800年之所以是战争指挥的分水岭，是因为战神拿破仑。在拿破仑时代，通信技术并没有革命性的进步。虽然拿破仑擅长发挥炮兵的作用，但他在战术层面并没有特别新颖之处。拿破仑的重大变革是战略层面的。与以往的总司令不同，拿破仑在战争中不再试图让他的军队都集中在自己手边。法军主力部队有8个军，每个军都能独立行动和坚持战斗。这样拿破仑就能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处理战场上的不确定性。这反过来提升了法军的作战能力，使法国人仅通过少数几次战役就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

拿破仑的指挥系统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把军队组建成独立自主、以任务为导向的战略单元，即8个军。每个军都有能干的指挥官、参谋团队和合理的兵种配置；二是建立总部和军之间的定期汇报和上传下达制度；三是组建总部参谋团队，负责信息沟通；四是总部设置“定向望远镜”，就是独立的情报系统，随时审查军队的各个部分，实时获取所需的任何信息。拿破仑的指挥系统把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发挥到了极致，这与老陈在管理上研究的有机组织非常相似——“底层单元”、“异质发展”、“分层决策”、“信息开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的西线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百万大军对峙的局面，部队陷入了无望的混乱中。此时，电报、电话、无线电等现在通讯技术在战场上得到了广泛应用，指挥系统面对的信息量呈几何级数上升。从1914年战争爆发到1918年战争结束，德军通信机构扩大了30倍，从6000人壮大到19万人。英军的一个集团军平均每天要发送1万封电报、2万个电话和5000条信息。技术进步能解决战场指挥混乱吗？

英国人在1916年6月下旬开始的索姆河战役中，试图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对战役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严格的集权化控制。这支部队体现了科学管理的杰出成果，他们没有忽略每一个细节，甚至连死人的棺材都考虑到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如同时钟般精确。进攻中，步兵和炮兵的协同是一个指挥难点，英军的解决办法极其刻板，炮兵射击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射击每个目标花费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方便紧跟其后的步兵缓慢、统一地推进。步兵的每一个军、师、团、营都分配了一块标准长度的前线阵地，要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抵达规定目标。到达目标后，不论无论战况如何，部队都要停止行军，进行整顿，重建通信，等待第二轮进攻。一切如同机器一般。然而，步兵发起冲锋的第一天，英军的伤亡就高达6万人。最终，惨烈的索姆河战役以失败告终。

1918年3月，在一战的最后一年，德军发动了西线战场最成功的一次进攻。获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采用了新的指挥方法。德军将战场混乱视为正常状态，他们不是像英军那样进行严格的管制，而是将权力下放并降低决策门槛。与此同时，为保持整体的协调，德国人采取了拿破仑指挥系统的特点之一——定向望远镜。总部的每一位军官每周都要去前线观察一次，了解最新战况。

德军的师是基本作战单位，可以独立作战。英军的集权化使得在军一级才可以实现炮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而德军所有的炮兵都可以由师部指挥。而且德军的各兵种和各指挥官之间、从前线到后方、从后方到前线，以及横向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和有效的。

战争指挥和科学管理有相似之处，但并不雷同。科学管理追求的是确定性，更适合制造业，而战争指挥的基本命题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战争是最混乱也是最难理解的人类活动，本质是与敌人的意志进行对抗。这种意志受技术手段影响，但并非完全受其限制，这使得战争即使可以计算也会难度极大。

越战中的美国重复了英国人在索姆河战役中的错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将系统分析引入五角大楼，旨在为高层决策提供更为理性的依据。遗憾的是，系统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建模和量化方法，更适合解决财政问题和技术问题而非作战问题。其次，侧重于数字运算的方法可能会试图排除道德因素和精神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战争中非常关键。

美军在越战中极其重视信息工作。美军的第一通讯旅负责越战中的通信保障，该旅的规模高达2.3万人，足足占了驻越美军总数的5%。此外，美军作战部队中有20%的人员是无线电话务员。美军运往越南的主要装备中，有1/3是电子通信设备。因此，美军得以实现自上而下的严密管控。以对北越的空中作战为例，国防部长办公室发出指令，明确要打击什么目标、天气条件能否执行任务，甚至飞行员必须具备什么程度的最低个人训练水平。另外，对作战成果评判的依据是统计数据。作战结果要从航母发往太平洋总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再到国防部长的办公桌前，然后再返回，这产生了海量信息流。由此造成一个现象——“信息病态”。越来越多的信息反而导致了更不确定和更不准确。为达到成本效益最大化所做的努力，却导致了这场战争成为历史上成本效益最低的战争之一。

虽然通信和数据处理的最新技术手段对现代战争是绝对重要的，但它们本身不足以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如果理解和使用不当，它们会从治病的药方变成病因。

战争指挥史的核心是对确定性的无尽追求。从19世纪开始，战争中需要处理的信息远远超出了指挥官个人的极限，此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包括扩大参谋机构和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对这种方式的极致追求会导致自上而下的集权式指挥，如索姆河战役中的英军和越战中的美军；第二种方式是重构指挥体系，如拿破仑的法军和1918年的德军。这是一种分散指挥方式，上级用任务和意图提供一种较宽松的约束，让下级保持行动自由和较快的作战节奏，追求宏观和整体上的协调一致。

技术决定论者往往认为现代技术手段能更快更多地传输和处理信息，就会降低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可以进行理性计算，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相互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多数是相当不确实的。从公元前500年以来发生的许多次指挥系统变革，自1850年前后出现的技术进步，都没有显著改变或减少任何指挥系统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从历史上讲，那些没有把军队变成机器的军队是最成功的。